在中國，永遠不缺的就是好事者，於是，有了“四大名旦”，自然要有“四大鬚生”，否則就陰陽失調了。
“四大鬚生”肯定不是評出來的，這四個字的出現時間也值得商榷，“前四大”餘言高馬和“後四大”馬譚楊奚，都是五十年代之後的論調，都是由那些所謂的專家總結出來的。
前後四大鬚生
上世紀二十年代，餘叔巖已享盛名，馬連良和高慶奎也各領一軍——馬年齡雖小但成名卻不晚，1927年已經挑班，於是徐凌霄稱餘馬高為鬚生“三大賢”；三十年代中期，高慶奎嗓敗，有人提出“餘馬譚言”——加上譚富英和言菊朋，以與“四大名旦”相配，這個提法有一定的市場；1942年到1943年，高、言、餘三位先後離世，而票友下海的奚嘯伯已經挑班，於是又有了“馬跳潭溪”之說，這一時期關於“四大鬚生”還有很多說法，“孟馬譚奚”也是其中之一——用孟小冬代替其師的地位——當時“冬皇”確實一時無兩；五十年代之後，又有人把楊寶森加入其中，形成了現在公認的所謂“後四大鬚生”。
“前四大”中的餘、言、高同庚，都是1890年生人，但境遇卻完全不同。
餘叔巖成名最早，幼時即以“小小余三勝”之名在天津走紅，但此後卻受困於嗓音和身體，直到1918年恢復演出，成為
公認的“新譚派”的代表人物。但餘的舞臺生涯很短——滿打滿算只有10年時間，此後只在義務戲和堂會戲中露演； 餘叔巖便裝照
餘叔巖四郎探母
言菊朋出身名門，高祖松筠，是清嘉道年間名臣。言自幼酷愛京劇——從其自取“菊朋”之名便可見一斑，用功之勤超過很多專業演員，是當年非常著名的“譚派名票”，與餘叔巖堪為一時瑜亮。“下海”之後，言嚐盡辛酸，雖以“舊譚派首領”自居，但卻因嗓音衰敗而不得不另闢蹊徑，而後世所稱的“言派”，在當時也並不被廣泛接受；言沒下海之時，和餘一樣都是“譚迷”，也是藝友，此後卻成為一生之敵。言下海成為“戲子”，而餘卻退隱成了“票友”；言始終演出，餘隻是偶爾登臺；
言越唱越不紅，餘卻是越不唱越紅。
言菊朋便裝照
言菊朋父女之打漁殺家
高慶奎雖然也是梨園世家，但卻始終把自己擺在一個很低的位置，登臺之初便不記牌次、不爭角色、不挑行當，加之演出不惜力，嗓音又高亢激越，因此臺上臺下都有人緣，可惜中年敗嗓，令人唏噓。高雖然低調，但卻有一點非常值得一提：“四大名旦”中，除了梅蘭芳先生以外，其餘三位都給他“挎過刀”。
高慶奎便裝照
高慶奎在《煤山恨》中飾演崇禎
“後四大”中譚富英出科即紅，直到60年代患病休養；楊寶森和餘的境遇相似，都受困於嗓音，但他卻是直到死後多年才被廣泛推崇；奚嘯伯雖也是票友下海但演藝生涯比較順利（反右就另當別論了），不論臺緣和嗓子，都一直保持得不錯。
後四大鬚生：馬譚楊奚
前後“四大鬚生”之間存在著某種傳承和聯繫：
馬連良前後皆有。
餘叔巖——譚富英：師徒、世家。
言菊朋——奚嘯伯：師徒、票友。
楊寶森私淑餘派，也只能放在餘的下面：私淑、世家。
但也可以用另外一個人相替：
高慶奎——李盛藻：翁婿，雜拌。
“馬譚奚李”，也是當年流行過的一種叫法。
馬三立先生在《黃鶴樓》裡曾清楚地提到了“四大鬚生中的李盛藻都是我洗剩下的”。李盛藻是“富連成”的高材生，“科裡紅”，出科即挑班，只是沒能在藝術上更進一步，以至後來知之者甚稀。
不論“前四大”，還是“後四大”，所選之人的年齡、當時的地位、舞臺生涯和藝術造詣都不在一個水平上，所以才沒有像“四大名旦”那樣成為公論。吳小如先生認為“真正執老生界牛耳者，前有餘叔巖，後有馬連良而已。餘子雖各有千秋，終不能及此兩家也。”真是真知灼見！
還有人把周信芳先生也加在這七個人裡面，稱為“八大鬚生”，則更是不知所云了。
馬連良
譚富英
譚富英
楊寶森
楊寶森
奚嘯伯
奚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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