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永远不缺的就是好事者，于是，有了“四大名旦”，自然要有“四大须生”，否则就阴阳失调了。
“四大须生”肯定不是评出来的，这四个字的出现时间也值得商榷，“前四大”余言高马和“后四大”马谭杨奚，都是五十年代之后的论调，都是由那些所谓的专家总结出来的。
前后四大须生
上世纪二十年代，余叔岩已享盛名，马连良和高庆奎也各领一军——马年龄虽小但成名却不晚，1927年已经挑班，于是徐凌霄称余马高为须生“三大贤”；三十年代中期，高庆奎嗓败，有人提出“余马谭言”——加上谭富英和言菊朋，以与“四大名旦”相配，这个提法有一定的市场；1942年到1943年，高、言、余三位先后离世，而票友下海的奚啸伯已经挑班，于是又有了“马跳潭溪”之说，这一时期关于“四大须生”还有很多说法，“孟马谭奚”也是其中之一——用孟小冬代替其师的地位——当时“冬皇”确实一时无两；五十年代之后，又有人把杨宝森加入其中，形成了现在公认的所谓“后四大须生”。
“前四大”中的余、言、高同庚，都是1890年生人，但境遇却完全不同。
余叔岩成名最早，幼时即以“小小余三胜”之名在天津走红，但此后却受困于嗓音和身体，直到1918年恢复演出，成为
公认的“新谭派”的代表人物。但余的舞台生涯很短——满打满算只有10年时间，此后只在义务戏和堂会戏中露演； 余叔岩便装照
余叔岩四郎探母
言菊朋出身名门，高祖松筠，是清嘉道年间名臣。言自幼酷爱京剧——从其自取“菊朋”之名便可见一斑，用功之勤超过很多专业演员，是当年非常著名的“谭派名票”，与余叔岩堪为一时瑜亮。“下海”之后，言尝尽辛酸，虽以“旧谭派首领”自居，但却因嗓音衰败而不得不另辟蹊径，而后世所称的“言派”，在当时也并不被广泛接受；言没下海之时，和余一样都是“谭迷”，也是艺友，此后却成为一生之敌。言下海成为“戏子”，而余却退隐成了“票友”；言始终演出，余只是偶尔登台；
言越唱越不红，余却是越不唱越红。
言菊朋便装照
言菊朋父女之打渔杀家
高庆奎虽然也是梨园世家，但却始终把自己摆在一个很低的位置，登台之初便不记牌次、不争角色、不挑行当，加之演出不惜力，嗓音又高亢激越，因此台上台下都有人缘，可惜中年败嗓，令人唏嘘。高虽然低调，但却有一点非常值得一提：“四大名旦”中，除了梅兰芳先生以外，其余三位都给他“挎过刀”。
高庆奎便装照
高庆奎在《煤山恨》中饰演崇祯
“后四大”中谭富英出科即红，直到60年代患病休养；杨宝森和余的境遇相似，都受困于嗓音，但他却是直到死后多年才被广泛推崇；奚啸伯虽也是票友下海但演艺生涯比较顺利（反右就另当别论了），不论台缘和嗓子，都一直保持得不错。
后四大须生：马谭杨奚
前后“四大须生”之间存在着某种传承和联系：
马连良前后皆有。
余叔岩——谭富英：师徒、世家。
言菊朋——奚啸伯：师徒、票友。
杨宝森私淑余派，也只能放在余的下面：私淑、世家。
但也可以用另外一个人相替：
高庆奎——李盛藻：翁婿，杂拌。
“马谭奚李”，也是当年流行过的一种叫法。
马三立先生在《黄鹤楼》里曾清楚地提到了“四大须生中的李盛藻都是我洗剩下的”。李盛藻是“富连成”的高材生，“科里红”，出科即挑班，只是没能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以至后来知之者甚稀。
不论“前四大”，还是“后四大”，所选之人的年龄、当时的地位、舞台生涯和艺术造诣都不在一个水平上，所以才没有像“四大名旦”那样成为公论。吴小如先生认为“真正执老生界牛耳者，前有余叔岩，后有马连良而已。余子虽各有千秋，终不能及此两家也。”真是真知灼见！
还有人把周信芳先生也加在这七个人里面，称为“八大须生”，则更是不知所云了。
马连良
谭富英
谭富英
杨宝森
杨宝森
奚啸伯
奚啸伯
閱讀更多 天使譚評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