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尔根•哈贝马斯可能是当代西方最为重要的思想家。早在1960年代，他就受到欧洲知识界的高度关注，被视为战后德国年轻一代社会理论家的领袖人物。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哈贝马斯矢志不移地、广泛而系统地对现代性展开建设性的批判，力图在揭示启蒙传统内在困境的基础上开辟新路，以继续现代性这项未竟的事业。这一远大的抱负明确彰显在他1980年荣获“阿多诺奖”时所发表的答谢辞《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规划》之中。次年，两卷本的《交往行动理论》在德国出版，以当代罕见的“思想体系”方式全面阐述了“交往理性”的必要性、正当性与可能性。值此，哈贝马斯被人称作“最后一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
但哈贝马斯自己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凯旋的庆典而是一次艰难的出征。当时来自“莱茵河对岸”的新思潮正强劲崛起，福柯、德里达和利奥塔等人的论述对现代性规划提出了激进的挑战。1981年，法国《世界报》模仿《共产党宣言》的句式告白：“一个幽灵，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徘徊。”这暗示着后结构主义思潮已经超出象牙塔内的纸上谈兵，成为一种具有颠覆力量的时代风尚。哈贝马斯虽然重视法国思想家们对现代性的敏锐诊断，但判定他们的批判陷入了歧途，不可能克服现代性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将十次演讲与两篇论文汇集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十二讲》，于1985年出版了德文版。1987年被译成英文岀版，收入托马斯•麦卡锡主编、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德国社会思想研究”丛书。在2001年的访华之旅中，哈贝马斯亲自嘱托曹卫东教授，尽快翻译这部著作，因为他强烈地感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整整20年之后曹卫东等翻译的中文版终于面世。
很显然，此书的缘起具有明确的论辩性背景。但是，过于注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论争性质却有可能忽视其（或许是更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哈贝马斯的论辩不只是在具体观点上与对手“短兵相接”，而是通过重构现代性哲学话语的承传脉络，获得一个战略性的俯瞰位置，将论题带入了更为开阔的思想史视域。在这个思想史的图景中，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以及福柯等人都曾在关键的转折点上做出各自的选择，开启了不同的批判路径，但最终都陷入了各自的困境。哈贝马斯似乎怀着一种力挽狂澜的抱负，力图使现代性的哲学批判“迷途知返”，重新回到黑格尔最初面对的那个历史十字路口，选择一条被前辈与同代思想大师们错过的出口，一条可能走出现代性困境的新路。因此，这部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欧洲现代思想史的一次重构。
一、黑格尔的十字路口
黑格尔曾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他本来有可能重建伦理生活分裂的总体性。青年黑格尔曾试图用“爱和生命”观念中表现出来的“主体间性”的一体化力量，来反抗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权威，以主体间的交往中介来取代主客体之间的反思关系。哈贝马斯在《耶拿现实哲学》中发现了黑格尔青年时期提出的主体间性理论的印迹。但黑格尔最终错过了这个更有潜力的以主体间的交往理性来克服现代性分裂的路径，而是转向创立启蒙辩证法的原则，以“绝对精神”的概念使哲学重新获得一体化的力量。但是，在主体哲学的框架内克服主体性只是一种虚假的解决。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黑格尔作为现代性哲学话语的开创者，虽然解释和把握了最为关键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确证的问题”，但他的解决方案却步入了歧途。
在此，哈贝马斯论述的主要脉络是，黑格尔的启蒙辩证法试图以“理性作为宗教凝聚力的替代物而发挥作用”（页97）来弥 合现代生活伦理总体性的分裂，但这只是唯心主义息事宁人的 自我认识。而黑格尔左右两翼的继承者，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新保守主义者，无论将理性看作是本质力量的解放，还是视为通过回忆来对现代性痛苦分裂的补偿，都无法在启蒙辩证法的框架内造就一种恢复社会一体化的力量。由此，哈贝马斯转向审查黑格尔之后的第三条路径：尼釆的反人文主义批判。
二、尼采及其精神后裔
哈贝马斯将尼采看作是“步入后现代”的转折性人物，因为尼采的批判道路想要完全打破现代性自身的理性外壳。面对黑格尔及其传人的失败，尼釆可能的选择是：“要么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再作一次内在批判，要么彻底放弃启蒙辩证法纲领（页99）。现代启蒙理性既不能克服自身造成的分裂，也堵死了通向复辟的道路。因为宗教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本身已经是启蒙的产物，已经过于理性，也就无法对抗现代性更为彻底的启蒙。因此，“尼采选择了后者——他放弃对理性概念再作修正，并且告别了启蒙辩证法。''（页99）
但是，尼釆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包含着他自己未能澄清的或者摇摆不定的内在紧张。审美是一条在“真与假”和“善与恶”之外的认识工具，是通向酒神精神的途径；但“尼采无法使审美判断所保留的尺度合法化”，因为审美判断是“理性的他者”，无法作为与客观认识和道德认识息息相通的理性环节。因此，“权力理论的去蔽陷入了一种自我关涉的极度尴尬之中。”（页112）根据哈贝马斯的解读，尼采的酒神既是艺术家又是哲学家，这使尼采对现代性的批判分化为两条潜在的路线。艺术的批判使用了怀疑主义的科学手段，生成反形而上学的历史科学，这是后来巴塔耶、拉康和福柯所追随的路线；而哲学的批判试图从哲学内部揭示形而上学的思想根源，这是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所继承的路线。哈贝马斯在第五章中穿插了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的论述，认为这种“含糊的启蒙辩证法”令人惊讶地“简化 了现代性的图景”，也“根本就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摆脱目的理性的神话暴力”（页1
30—131）。此后的五章用来对“尼采的追随者”展开全面的分析批判。尼采“步入后现代”的转折经由巴塔耶到福柯构成了“后现代批判”的另一支脉络，针对的问题仍然是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但对尼釆精神的承传要素不再是形而上学的批判，而是其权力理论。这一批判言路的主要论旨在于揭示现代理性不过是一种变相的、经过伪装的权力意志。身兼色情作家、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巴塔耶与哈贝马斯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气质。而正是在分析巴塔耶的这一章中，哈贝马斯表现出格外引人入胜的写作风格，并仍然保持着他始终如一的思想力度。巴塔耶的写作包含一系列奇异的关联分析：经济与暴力，审美与法西斯主义，色欲放纵与宗教经验……由此揭露“理性的他者”如何被一个可计算、可操纵和可利用的世界所驱逐和排斥。哈贝马斯几乎是怀着惊奇与赞叹来阐述这位“不可思议的、作家兼学者的思想。只是在最后的几个段落中，哈贝马斯才一如既往地做出判决：巴塔耶最终还是无法克服总体化的、自我关涉的理性批判的悖论。但他知道，对于这个悬而未决的局面巴塔耶自己是了然于心的。
三、哈贝马斯的抉择及其争议
至此《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核心论旨已经清晰可辨：在黑格尔以降的思想史上，现代性批判一次次力图摆脱主体哲学的困境，却一次次陷入歧途。如果尼采及其追随者的激进主义批判“也无法走出主体哲学，我们就必须返回到黑格尔在耶拿时期所放弃的选择——即回到一种交往理性观念，从而换一种方式来思考启蒙辩证法。也许，现代性话语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就选错了方向。青年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时候就曾徘徊在这个路口”（页86）。“十字路口的抉择”，这一隐喻在全书中被哈贝马斯至少重复了三次。这个问题是如此至关重大，因为决定了启蒙的现代性这一未完成的规划是否还能继续下去。实际上，哈贝马斯已经做出了自己的抉择——以建立交往理性的范式来克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为现代性奠定规范性基础。如果这部思想史著作在核心论旨上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哈贝马斯拯救了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终于走出了两百年前黑格尔及其后来的思想家们误入的歧途，为继续未竟的现代性事业开辟出新的希望之路。
原文系[中]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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