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一个故事，说前苏联某次发射载人飞船出了问题，最终坠毁，在最后的时刻，宇航员科马洛夫向地面的同事告别，并且指出这次失败的根源在于计算错了一个小数点。这个故事当年给幼小的马前卒留下过巨大的震撼，实在不理解这么重大的工程，怎么就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呢？
实际上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故事纯属虚构。事儿虽然是假的，但是计算错误导致误判的例子，也并不是没有。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发生在历史圈的一次学术bug，现代历史学家和司马迁出现了意见分歧，而问题的根源竟然也是一次计算错误。
问题的核心，是一项颇为有名的古代水利工程——郑国渠。关于郑国渠的历史，还是在这里简单说一下。战国末期，秦国就早已是霸主，只要是它想打的敌人，就都能打。作为秦国东邻国家的韩国很担心，生怕秦军突然杀将过来。后来的事情证明韩国的担心没有错，秦第一个灭的就是韩国。为了拖延秦军，韩国人搜肠刮肚想了个办法，给秦国派去了一个间谍。与燕国派刺客不同，韩国派的这个人不是去刺杀秦王的，而是给秦国规划了一个大项目。（看过《马大帅》的盆友们，可以联想一下老钱给彪哥规划的那个项目，大坑，没错，韩国也是这么想的。）
史书记载：
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
韩国派去的是个水利工程师，名叫郑国，此郑国是人名，人名，人名。郑国考察了一番，给秦王建议修一条水渠，这个渠要从关中中部偏西的泾河引水，一直通往关中东部的洛河，会长达几百里，主要功能是灌溉。在没有挖掘机的当时，搞这种大工程自然是要投入很多人力物力的。韩国的算盘就是，我反正也打不过你，但是只要你接了这个工程，就暂时没精力来打我，我还能缓几年。
秦王想了想，大概也跟大臣们开会讨论了一下，同意了，于是郑国就真的开始带人修渠。在这里顺便一提，关于郑国渠的具体修建时间，其实史书交代的不够清楚，存在矛盾，但是大体时间就在秦始皇登基的前后几年，我们也没必要去细究这个。且说郑国，当这个总工程师没多久，间谍身份就暴露了。自然，秦人要杀郑国。郑国孤注一掷，说你们杀我，之前的工程投入不是白瞎了吗？你们不如让我继续修渠，修好了总能用用吧？秦人心真大，觉得郑国说的有道理，就让他继续修。
郑国曰: “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
最终，在郑国的坚持下，在秦国的全力配合下，这条水渠修好了。司马迁是这么记载它的功效的：
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显然，在司马迁看来，这条郑国渠对秦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它使得关中从此没有灾年，秦凭借它富强，并最终灭亡诸侯。
千百年来，治史者多赞同此说，也包括一些国外的学者。可是，也有人对这个说法提出了质疑，即著名的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教授。葛教授在文章中评估了郑国渠的作用，他是这么写的：
必须承认，葛教授的一些观点是有道理的，比如秦的富强不是一朝一些之事，从商鞅变法开始奖励耕战，秦的农业就在不断发展。但是，葛教授在这里也犯了一个错误，错在了数学上。司马迁专门记载下来了有关郑国渠灌溉效果的数据，即“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泽卤之地就是盐碱地，郑国渠灌溉了四万多顷盐碱地，每亩地收获的粮食可以达到一钟。葛教授做了一个计算，算出来这些粮食的总量大概是260万斛，一个人一年吃18石粮食，那么这样粮每年总共可以养活14.44万人。
乍看上去，有理有据，不过我们不妨重新来算算。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些基本的概念，1顷=100亩，斛、石均为容积单位，1斛=1石=10斗。
那么4万顷土地每年能够收获的粮食量就是：
40000×100×6.4=2560万斛
而葛教授估算出来的是260万斛，显然，他漏掉了一个0。按照总量2560万斛（石），每人每年消耗18石粮食，除一下，那么能够养活的人口为140多万，是葛教授估算的十倍。
如果说14万人的口粮还不算大，140万，总是很庞大的一个数字。我们再来看看郑国渠的地图。它位于关中偏北的位置，熟悉关中地形的朋友都知道，这一带恰好处于平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区域，地势高，黄土厚，而恰恰又不是关中的主要河流泾河、渭河所能够覆盖的。因此灌溉是个大问题。
有了郑国渠之后，从上流奔涌而来的泥水既带来了腐殖质，又可以把土壤中的盐碱冲刷走，可谓一举两得。而郑国渠到了汉代，仍然在发挥作用，汉代人称颂道：
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这首歌谣生动地表达出了汉代人对郑国渠、白渠的依赖，因为它们能够“且溉且粪”，这里的粪并非粪便之意，而是指借助泥水增加土壤肥力。
所以，司马迁对郑国渠的评价，实在算不得高估。这条本为疲秦的水渠，意外滋养了秦汉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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