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过在《史记》中有一篇专门提到了汉朝建立以来至汉武帝后期的十大酷吏，其中汉武帝时期就有九位，这些人除了手握执法大权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以施政严酷，执法猛烈而著称。这十个人分别在汉景帝和汉武帝在位期间，担任当时负责执法最高机构的廷尉和中尉。那么汉景帝和汉武帝为何要用一批这样的人?这跟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是分不开的。
汉初，天下经历了多年战乱，人口剧减，百业凋零，民生不济。汉高祖即位以后在国内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奉行“无为”的治国理念，使天下民众得以安居乐业，汉王朝经济得到恢复的同时，然而奉行六十年的“无为而治”到了汉景帝时期，新的社会问题又出现了。随着社会的渐渐安定富裕，诸候王和贵族们开始骄奢淫逸，拥兵自重，目无法律，割据一方；同时民间也滋生出一股地方豪强势力，他们兼并民间土地和财富，目无官府，擅行仇杀，成为当时社会最不安定的两大因素。
汉景帝时期，这些内部不稳定的因素在汉王朝中越来越突出，加出外有匈奴之患，表面平静的西汉王朝，实际暗流涌动，内忧外患。
首先是诸候王的问题，汉朝自建立以来，采取了同姓诸候分封制度，本意是以天子为中心，让诸候王作为王室的藩属和辅助，拱卫天子。汉王朝的天下，除了天子还有各诸候王，汉朝天下共五十四个郡，同姓诸王总共领有天下三十九个郡，天子直辖十五个郡。这些诸候王在名誉上尊天子，实则在各自的封国都有各自的军队和属民。这些诸候王在自己的封国内除了了名称上是王以外，其它的王宫，军队，官员等机制跟天子是没有区别的。他们上马可以治军，下马可以治民，在自己的封国内有生杀予夺和专权行事权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汉景帝时期，这些诸候王们的实力不断强大，开始对朝廷渐渐无视了，大小事不再向天子报告，不按礼制朝见天子了，对天子下颁的制令不再实施，朝廷原先所有的规制如今在诸候王面前形同虚设，甚至在自己的封国内公然驱逐天子下派至自己封国的官员。
在经济上也不再受中央的制约，诸候王们利用自身封国的物产优势和手中的权利代替天子行使经济大权，当时的吴王和楚王是最富有的两大诸候王国，吴王刘濞的封国盛产铜矿，吴王便开采铜矿大量造铜钱，所造的铜钱数量相当于当时朝廷发行的铜钱量的一半，同时，吴国又地处东海，吴王又垄断食盐经营，那时吴王的富裕程度达到，吃一顿大餐就相当于天子一年的正常开销。
这些兵强马壮，富可敌国且藐视朝廷，目无天子的诸候王，已经对当时的汉朝廷中央政权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后来的七国之乱也证实了强大的诸候王时时怀有反叛取天子而代之心。
当时的民间另一个不稳定因素便是，日渐强大的豪强宗族势力。汉初由于奉行“无为而治”，民间这些人利用自身宗族影响力，大举在民间兼并土地强占良田和掌控资源，使自身的财力得到迅速增长从而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这些地方豪强宗族势力号称：势大过官府，权过无冕之王。他们招揽了大量的游侠和流民在自己手下做事，有许多事情连当时的官府都办不成，放在他们那里就轻易解决了。这些豪强宗族势力游走于诸候王与官府之间。通过游侠和流民避开汉朝法律擅行仇杀，成为当时汉朝民间的黑恶之首。
当时诸候王与地方豪强宗族势力，这两大势力一个是拥兵自重目无汉廷，一个则是拥游侠流民目无官府；一个是连皇帝都治不了，一个则是连官府都治不了。当时的汉景帝是急需一批有有能力治理这两股势力的人来帮忙的。
后来汉景帝发现了郅都，汉景帝时郅都就是一个让诸候和地方豪强“谈虎色变”的人。郅都为人勇猛，有魄力而且大公无私，在济南郡当太守时曾经狠狠打击了当地的瞷氏宗族势力，将当地的首恶和从恶三百人一并铲除。第二年，济南郡内社会治安180度大转变，史书上用“路不拾遗”来形容了当时社会的治安环境。
看到郅都能力后，汉景帝将郅都提拔为中尉，掌管首都长安地区的治安最高长官。郅都当上中尉以后长安的治安环境也好转了，那些人都不敢以身试法。由于郅都严酷执法不避贵戚，诸候和豪强都十分害怕他，因为郅都执法高效刚猛，当时人们给了他一个“苍鹰”的外号。自郅都起，当时人们把施政严酷猛烈的人都称之为“酷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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