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人那儿，对科举“不能选拔真才”的非议，是相当盛行的。
其中反应最激烈的，对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其实还不是那些落第之后满腹牢骚的文人，而是明太祖朱元璋，因为他对科举的不满，直接导致科举在洪武年间停办长达十年。
朱元璋一开始也极为重视科举，早在他即帝位前一年，就是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他还是“吴王”的时候，曾经下令，在他的辖区设文武二科取士。明王朝建国的第三年，就是洪武三年（1370），他下诏正式建立科举制度，诏书中明确宣布“非科举者，毋得与官”。
因新朝刚刚建立，需才孔亟，从洪武四年（1371）起，连续举行乡试三年，官员缺额很多，在乡试中考取的举人都免于会试，赴京直接听候选官。就这样，经过元王朝不重视科举这一特殊阶段以后，明王朝的选拔人才又回到了唐以来的正轨。
连试三年，朝廷选拔了一大批官员，总算弥补了用人荒，但又有新的问题暴露在了朱元璋眼前。他很快发现，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上来的宫员，并不能让人满意。有的年纪太轻，只会夸夸其谈，有的文章不错，但缺乏处理事务的能力，有的颇具小才，德行却不相符。
于是，在明王朝开科取士之后的第三年，朱元璋断然决定停止科举，并在诏书中发牢骚说：我原本是真心实意要吸纳贤才的，你们却总是敷衍我！
然而科举可以停止，国家却不可一日不要人才，朱元璋面临的事实是，除了科举，他很难找到新的选才办法，于是只好回到唐以前靠地方推荐选拔人才的旧路。
为了保证荐举人才的数量及质量，朱元璋拟定了各类人才的标准、条件，责令各级政府切实遵照执行，荐举制一时之间成为了国家选拔官员的基本制度。但这种制度的弊病也是昭昭在人耳目的：
一是地方官员自由裁量权过大，推荐之人，往往决定于官员一己私心，这样就很容易有上下其手徇私舞弊的机会。
二是没有可操作性强的硬性标准，朱元璋要纠正过去科举只重文才的偏向，希望选拔上来的官员德才兼备，但“德”是不太好清晰度量的，更何况，一个表面有德的人，还很可能是个伪君子呢。
不仅如此，废除科举考试制度之后，意味着所有人的任用都只能依靠朱元璋个人裁定了。他不是火眼金睛，也不可能精通所有学问及事务，难免出现错误提拔的情况，使人才“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
而且一个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朱元璋再励精图治，也常有打马虎眼的时候。
有一年，主管祭祀的机构太常寺缺官，朱元璋准备从儒生中挑选几名去太常寺任职。应诏而来的儒生很多，朱元璋感到很为难，如果逐个交谈，得花费很多时间、精力，况且就算交谈一次，也未必就能对其德才有恰如其分的判断，结果只凭他瞥一眼的印象，以貌取才。
这样选人出漏是难免的，一个叫高炳的人，因面貌雍容儒雅，像个忠厚人，朱元璋认为“外貌若此，心必亦然”，就选入了太常寺为宫，结果不久就因罪被罢官回乡。朱元璋废除科举，决心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落到实处却成了这样，真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虽然朱元璋一心蛮干，三令五申，要地方切实负起向中央朝廷荐举人才的责任，但荐举制的弊端仍然暴露得越来越历害。他发现，荐举上来的人，德才不够、滥竽充数者并不比科举少，他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在荐举制度推行十年之后，又下令恢复科举。
于洪武十七年（1384）命礼部定科举成式，颁行各省，成为了明朝选拔人才的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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