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霖被炸死，按照現在比較一致的說法，是被日本人炸死的，但是一直沒有直接確鑿的證據認定，就是沒有形成證據鏈，目前的認定只是從情理上、邏輯上認定，屬於推測的範圍。
當時屬於非常時期，沒有誰去可能認真調查，最近看到一份資料，是他的隨行人員的回憶，這個資料應當是比較接近真相的資料，但仍屬於間接證據。
該回憶者當時在張作霖大元帥府密電處上班，本文根據該回憶同時參考其它資料整理。
1928年6月3日 張作霖決定回奉天，當日午後6時，工作人員20餘人先到到東單車站，並在行前發了一件密電致奉天留守吳俊升，通知他如有要電可拍到京奉沿線專車上。
晚上8點多鐘張作霖來到車站，隨行的人除大元帥府人員和衛隊外，還有靳雲鵬、潘復、何豐林、劉哲、莫德惠、於國翰、閻澤溥、張作霖的六太太和三公子學曾、日籍顧問町野和嵯峨等。
專車共有22節，張作霖乘坐的包車在中間，是前清慈禧太后所坐的花車。包車後邊是飯車，前邊是兩輛藍鋼車，劉哲、莫德惠、於國翰等在這兩輛藍鋼車中。在專車前面，還有一列壓道車。
隨行人這次隨張作霖出關返奉，許多人心裡都有些忐志不安，擔心會發生什麼事故。因為前些日子張作霖同日本公使芳澤謙吉有過一場面對面的嚴重衝突。
5月17日晚上張作霖和梁士詒、李宣威等幾位客人打麻將牌的時候，芳澤來訪(是預先約定的)。
梁、李等人要走，張作霖堅持留他們說：“我與芳澤沒什麼可談的，不大工夫就能說完。”
可是，會見芳澤以後，過了很長一陣時間還沒談完。在裡間屋的那幾位客人等得有點不耐煩了。大家叫李宣威去聽聽他們說些什麼，因為李懂得日語。李聽了聽，也沒聽出什麼來，只聽到張作霖說：“我這個臭皮囊不要了(“臭皮囊”是張作霖常用的口頭語)，也不能做這件叫我子子孫孫抬不起頭來的事情。”跟著，不待芳澤辭去，他就先離開了客廳進入裡間。
事後據張作霖的承啟官長趙錫福和當時在場的差官們透露，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那天晚上芳澤來見張作霖，向他提出了簽訂中日合資修築吉會鐵路合同的無理要求。並且誘惑張作霖說，如果他能答應這個要求日本可以設法阻止北伐軍過黃河。
張作霖未為所動，正色回答說：“我們家中的事，不勞鄰居費心，謝謝你們的好意。”芳澤說：“你們打得過北伐軍嗎?”張作霖說：“若打不過他們，我們可以退出關外。”
芳澤說恐怕未必能回得去吧。”張作霖說：“關外是我們的家，願意回去就回去，有什麼不行呢。”芳澤見張作霖不上圈套，就進一步採取威脅手段。
從懷裡掏出一張紙交給張作霖(就是日本政府關於滿洲問題警告南北兩方的文書)。接著又說：“張宗昌的兵在濟南殺死幾十名日本僑民。”
張作霖回答說他尚未接到報告。芳澤竟然用恫嚇的口吻對他說：“張宗昌是你的部下，你對此事應負一切責任。”
張聽罷此言勃然大怒，由座位上站起，把手裡翡翠嘴旱菸袋猛力向地下一摔，磕成兩段，聲色俱厲地衝著芳澤說：“此事一無報告，二無調查，叫我負責，他媽拉巴子的，豈有此理！”說完之後，就扔下芳澤怒氣衝衝地離開了客廳。三個多小時的會談就這樣收場了。
張作霖和芳澤既有了這麼一場嚴重的衝突，所以大家隨員在臨行時都有一種惴惴不安的預感，唯恐在山海關出事。
專車由北京開出後，直駛天津，過津時靳雲鵬、潘復、楊毓珣和日籍顧問町野等在津站下去(町野系張作霖派往聯繫閻錫山，因與閻不熟，準備到天津找一個與閻認識的日軍官同去)。
專車到山海關時，車站上只有兩名日本守備隊站崗，態度如常，看不出緊張的樣子。吳俊升已先由奉天趕到山海關站迎接。
專車平安開出山海關後，大家覺得放了心，都解衣而睡。吳俊升上車同張作霖見了面，彼此說了幾句話之後，他們就和劉哲、莫德惠、常蔭槐等玩起了撲克牌，一直快到皇姑屯時才散。
車到新民時已經天亮，車上看到沿線兩旁皆有步哨警戒，面向外立，十餘步就是一崗，可是在南滿鐵路和京奉鐵路交叉地點附近，就沒有看到哨兵警戒了。
專車過皇姑屯時，奉天憲兵司令齊恩銘來接。齊登車後，專車即向東行駛，開往小西邊門外奉天車站。數分鐘後穿過南滿鐵路橋洞時，忽見南邊有兩個著黃色制服的人跑上南滿鐵路大堤。接著即聞轟然一聲巨響，剎那間又是一聲，比前一聲更大，車煞住，很多人失去知覺。回憶當事人也被震昏倒在地板上。等恢復知覺，睜眼一看，包房裡車窗和窗前小桌不知去向，滿地都是玻璃碎片。
試試四肢皆能夠動，站起來又摸摸身上，也如平常，並無疼痛之處
只發現左手掌流血，可能是被碎玻璃扎破的。取出藥布藥棉擦了傷口沒來得及包紮，就趕快跑出包房。在車廂走廊上看到車上的機槍衛隊，列隊向南北兩方掃射約數秒鐘，經何豐林喝令停止射擊，槍聲停止。
他們下車看到，張作霖那輛包車全部車廂塌下，已不成車形，後邊那輛飯車也是一樣，還直冒煙，開始起火。再一看南滿鐵路橋東面橋欄矮鐵牆炸得向上豎立起來，洋灰橋墩東面上半截炸去三分之一。這時大家忙於救受傷的人員。首先看見吳俊升被數人架上一輛皮棚馬車，向市內而去(後聞當時已死，頭頂穿入一大鐵釘)；接著看見日籍顧問嵯峨滿面是血，向車頭方面跑去；又看見莫德惠被從車上抬下來，送往小西邊門外奉天市立醫院，劉哲是帶著傷自己走去的。這時張作霖已經被抬上憲兵司令齊恩銘的一輛破舊汽車，由副官王憲武抱著橫臥車中，迴轉帥府去了。
他們就先給北京的張學良打電話，沒叫通。當時請奉天電報局局長張志忻立刻求他到密電處代發一個急電給張學良報告此事。只說“大元帥受傷較重，但不要緊”。
大帥府袁秘書(袁世凱的九弟)說，張作霖因出血過多，無法挽救，已於半小時前故去了，並告訴周圍知情人嚴格保密。
後來張作霖的盧夫人說起當時的情景：
那天當差官跑進來報告說：“大元帥被炸受傷，車已到大門口。”
大家慌作一團，趕快跑出去迎接。汽車從花園門口開了進來，大家把張作霖從車上抬入小樓樓下屋內。他滿袖是血，用剪刀把衣服剪開，發現已折斷一臂。隨即接來杜醫官施行緊急治療。這時張作霖還能說話，對盧夫人說：“我受傷太重了，兩條腿都沒了(其實他的腿並沒有斷)，恐怕不行啦！告訴小六子(張學良將軍的乳名)以國家為重，好好地幹吧！我這臭皮囊不算什麼，叫小六子快回奉天。”說完不久，就瞑目長逝，時間是6月4日午前9時30分。
當時軍署參謀長臧式毅怕張作霖去世的消息透露出去，引起地方人心不安，更顧慮日本將會乘機有所舉動，而且張學良還未回來，因此決定嚴密封鎖消息。每日令廚房照常開張作霖的飯，杜醫官天天來府假裝換藥並填寫醫療經過、處方等等，以瞞過日本人的窺探。日本方面不斷有人來慰問求見，皆被婉言謝絕。
一直到張學良回到瀋陽以後，始宣佈張作霖於6月21日因傷逝世的消息。在哀輓錄、行狀內也是填的6月21日，其實都是假日期。
在張作霖回奉前好幾日，南滿鐵路與京奉鐵路交叉的鐵橋附近一帶日方即不許行人通過，有日本守備隊在該處放步哨。到6月3日午後，南滿鐵路來往火車全部停止。這事很惹人注意，因為平日南滿鐵路每五分鐘就有一次列車開行。
在張作霖決定啟程回奉的前幾天，奉天憲兵司令齊恩銘，曾有密電到北京說，老道口(即南滿路與京奉路交叉點)日方近日來不許行人通過，請加防備。
但是張作霖對這個報告未加重視，給吳俊升和奉天省長劉尚清去電說：“齊隨本帥多年，素知其本人向來輕舉妄動，好造謠言，現日本方面對我緩和，勿庸顧慮，應嚴於申斥”雲。
皇姑屯爆炸案發生後，日本總領事館派內田領事到交涉署請派員會同調查。該署署長高清和派科長關庚澤前往。
關來到現場，看見橋幫被炸變形，橋上鐵板被炸得飛出去很遠，水泥橋墩東頭炸去一部，火車兩輛已無車廂，光剩底盤。關科長按照現場情形推測，爆炸物顯然是由上而下的，其破壞力之大，也非手擲炸彈可及。
接著軍署參謀長臧式毅又令兵工廠派專家前往查勘。
據兵工廠兩名白俄技師報稱，根據爆炸破壞的情況來看，爆炸物須在500磅左右，才能有這樣大的爆破力量。爆炸物是裝置在南滿鐵路橋上的，裝置這樣重的爆炸物，絕非徒手所能辦到，而且裝置所需要的時間至少需數小時。
關庚澤會同日本內田領事到現場調查的第二天，內田又到交涉署找他。拿出一張用打字機打好的日文報告，硬說這次爆炸是南方派來的便衣隊所為，要他簽名蓋章，聯合彙報，他當即予以拒絕。
內田威脅關說：“如果你不簽名蓋章，日本軍人將跟你過不去，於你不利。”關回答說：“張大元帥偌大的人物都被炸死，我這樣一個小角色又算什麼呢，任憑它吧。”
內田無法，只好辭去。
在炸車案發生的當天，陶尚銘曾到關東軍司令部找齋藤參謀長探問炸車案情形，齋藤也推說：“這裡得到的情報，此事是南方便衣隊所為。”
陶以後多方探訪，始知是日本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大佐所為。
1929年春日本眾議院為某重大案件(即皇姑屯炸車案)向軍部提出質問時，始把河本大作大佐免職。
1930年河本來奉，住奉天滿鐵醫院時，滿鐵本社情報課員野田蘭藏是河本密友，向他問炸車事始末，他回答說：“這事就算我乾的吧，否則會牽連過多。”
閱讀更多 松竹散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