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霖是窮苦出身，他是由流浪兒到清兵，再由清兵到地方“保險隊”頭目;最後接受清政府的改編，又做了地方巡防營的統領。他是通過參與鎮壓辛亥革命，乘機進入統治中樞省城，並很快轉身成為民國的新貴。此後，因緣際會，一躍而為民國師長、奉天督軍兼省長、東三省巡閱使，成為掌管東北軍政的邊疆大吏。隨後，他以東北為基地進而稱兵關內，多次問鼎中原，幾度操縱北京政權，左右全國政局，最後居然成為北洋政府末代國家元首。如果從張作霖1911年進入奉天省城算起，到他1928年被炸身亡止，他在中國歷史舞臺上，整整活動了17年。在此期間，他是個叱吒風雲、炙手可熱、馳名中外、舉足輕重的顯赫人物。對這樣一個人物，該如何評價?人們又是怎樣評價的?
後人評說截然不同的兩種觀點
張作霖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爭議較大的人物之一。對張作霖的爭議，根本性的問題是他與日本的關係。在張作霖統治東北時期，正值日本大肆向中國擴張勢力階段。張作霖作為東北軍政的最高統治者，是無法迴避與日本的關係的。
對於張作霖與日本的關係，一種觀點認為，張作霖是“民族英雄”;另一種觀點則說他是“賣國求榮的軍閥”。持前一種觀點者，是以臺灣的張式倫、沈雲龍和陳嘉驥為代表的。張式倫在臺灣《傳記文學》舉辦的每月人物專題座談會上發言說：張作霖“一生保國為民，不顧身家，卒為強敵日寇所乘，以身殉國。世人稱之為民族英雄。”張先生還進一步說：“雨亭先生以一人之進退生死，而攸關世局與國運，如此其巨大，如此其深遠。生為東北之重鎮，國家之長城;死則以身殉國，重如泰山。中國近代史無論如何編纂，雨亭先生必然永居重要地位，成為民族英雄，歷史偉人”。張式倫的這一觀點具有代表性。
後一種觀點，是以東北師範大學的常城教授為代表。常城在1980年出版《張作霖》一書的前言中說：“對張作霖這樣的反動軍閥，既不能稱之為‘豪傑之士’，也不能看作為反日的‘英雄’。多年來，他為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投靠日本帝國主義，大搞軍閥混戰，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他絞殺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黨的發起人李大釗同志，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
出現這樣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方面是研究不夠深入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政治意識使然。首先從研究的角度看，支撐“民族英雄”觀點者認為，張作霖十幾年裡，沒與日本簽訂任何“喪權辱國”之密約。而另一方則說“多年來，他為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投靠日本帝國主義”。實際上，張作霖與日本簽訂過很多經濟合作協議，在張被炸前，就曾親自與日本簽訂了滿蒙新五路中的延(吉)海(林)、洮(南)索(倫山)兩條鐵路的《承造合同》。後又下令交通部次長兼航政司司長趙鎮，與滿鐵簽訂了長(春)大(賚)線的合同。這說明，張作霖沒與日本簽訂任何密約的立論，是不成立的。
但同時，我們又必須指出，就因張作霖與日本簽訂了鐵路承造或其他經濟合作的合同，就下結論說張作霖投靠日本帝國主義，也是不能成立的。只要我們稍稍打開張作霖與日本關係的大事年表，就會發現，張作霖與日本的關係更多的是抵制和抗爭。據日本愛知學院大學教授水野明的研究，張作霖為抵制日本通過土地商租侵略中國，曾以東三省巡閱使或省長的名義，公佈法令、訓令、命令、密令、通令、指令、取締令、敗訴令、通謀、訓示、佈告多達359項，嚴禁向日本人出賣或商租土地。這些法令的實施，在抵制日本在中國東北擴大侵略勢力方面，無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經過長時期階級鬥爭和政治對立的時代後，社會科學的研究帶有階級和政治的色彩是必然的。在把封建地主階級看做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主要社會基礎”時，張作霖被定性為封建軍閥，也自然被劃入“反動”和“賣國”的行列。實際上，包括張作霖在內有好多人，雖是封建軍閥，但並非就一定和“賣國”相聯繫。然而，我們的史學研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把這兩者必然地聯繫一起的現象，是相當嚴重的。
由於上述兩種原因，導致對張作霖截然不同的看法。那麼，該如何全面評價張作霖?怎麼樣定位張作霖與日本的關係?
取民主制度之名行軍閥專制之實
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是一個有野心、封建帝王思想濃厚而又能順應潮流的人物。張作霖在奉系崛起之初常以李淵自況，要張學良讀《貞觀政要》做李世民，一心為“張家王朝創基業”。隨著張作霖勢力的擴大，當時輿論盛傳張作霖有野心，“要建大遼帝國”等。對此，張氣憤地說：“世界的潮流也不能不看一看，現在世界政治的趨勢，還允許由共和變為君主嗎?”“說我要復辟，那是報紙放屁”。張作霖駁斥輿論界對他的猜測，不能說明他沒有帝王思想。卻說明他，在政治上能夠審時度勢，跟隨潮流而不逆潮流而動。
張作霖自領掌奉天軍政後，自1917至1926年，先後五次用兵關內，規模一次比一次擴大，時間一次比一次延長。由此，可看出張在政治上的追求是強烈的。但他不願人們說他有野心，一有機會就表白，只有報國志，而無個人野心。1921年12月5日，張有針對性地說：“我張作霖是毫無野心。我的唯一志向，就是把國家治理得好好的，使能立於世界國家之林。”一次，張對軍校畢業生致畢業詞說：“你們知道現今天下潮流嗎?中國是誰的?就是咱們的。”這些說明張作霖雖然有封建帝王思想，但他看明白了世界發展的潮流，更顧及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深入人心的現實。張作霖不一定真正地理解了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的內涵，但他卻承認這一發展趨勢，並懂得利用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資源。
中國近代軍閥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既接受民主政治形式，同時又行封建專制之實。這一特點，在張作霖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張對當時的各種民主制度是承認和重視的，省議會開會他也常以省長或其他身份到會致詞。而他更重視的是利用民主政治資源來維護其統治，當第一次直奉戰爭失敗後，直系操縱的北京政府下令免除張作霖本兼各職，聽候查辦。張在奉天卻以奉天省議會與吉、黑兩省代表會議聯合推舉的形式，使他由“東三省巡閱使”、“奉天督軍”轉而又當上了“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並發表東三省“聯省自治”宣言。北京政府的罷免令，不能動搖張作霖繼續對東北統治的事實，一方面說明，張作霖還具有政治和軍事上的實力，是軍閥本質特徵的顯現;另一方面，他能充分利用議會和代表會議的形式，並以此產生和就任新職，說明他很會利用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資源。
宣佈東北“聯省自治”的承諾，“在三省的省議會里曾激起過短暫的振奮。”然而，張作霖只是通過這種形式承認其統治的合法性，“希望文官擔負起填滿地方金庫的任務”。“關切的只是反對直系特別是反對吳佩孚的對策，他全神貫注於戰爭和軍火”。至於“聯省自治”的原則，民主、法治的精神，實行與否他並不在意，甚至無視它的存在。張作霖和其他軍閥一樣，在力能進取時主張武力統一;僅能自保或希圖自保時，便倡導“聯省自治”，本質上都是擴大或維護其個人的獨裁統治。張作霖對東北的統治，是利用民主政治之名，以取軍閥專制之實。儘管張作霖不談或有意淡化關於“張家天下”的議論，但人們還是看到了東北是“張家天下”的事實。
經濟發展成就卓著黷武政策破壞嚴重
在張作霖統治時期，東北三省是我國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之一。這除了客觀上東北有充足的土地資源優勢和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外，統治集團實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也對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這個時期，東北經濟發展成就突出，但張作霖推行黷武政策，對經濟的破壞也是十分嚴重的。
張作霖就任之初，東北三省的金融、財政狀況十分危險。“金融日緊益覺難支，外款輸入百計壓迫”。而一些奸商乘機漁利，更加重了金融市場的混亂。1917年，奉天省積欠內外債達1200餘萬元。以張作霖為首的奉天當局，首先是從整頓金融財政入手。在整頓金融財政過程中，除實行“改行大洋”、“幣制統一”等措施外，也採取了非經濟手段的措施。經過苦心經營，東三省財政狀況逐漸好轉。財政經濟狀況的好轉，以奉天省最為突出，王永江實行“節約除弊，歲入漸由三千萬元增至五千萬元”。奉天省在1918-1921年間，出現了“人民生活比較充裕”，“經濟比較穩定”的局面。
財政有了盈餘後，錢往何處用?在奉天省內部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意見：一派主張“利用此充足之財政”，集中精力，“振興實業，發展教育，澄清吏治，擴大交通，鼓勵屯墾，”以“固根本而圖發展”。另一派則主張擴充軍備，向關內擴張勢力。這兩種不同主張在1920年前還沒有公開正面衝突，對經濟發展也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這個時期，張作霖也曾說過：“凡國家若想富強，哪有不注重教育與實業，而能成功的呢!”1924年1月，張又召集東三省軍政官員討論經濟發展計劃，決定三省聯合集資2000萬元，一年內，開辦10個官辦工廠，20個採礦業。同時期又成立了東三省交通委員會，負責統一建設和管理東北鐵路。鐵路交通和工農業的快速發展，促進了對內的商業往來和對外貿易。以對外貿易為例，其指數如1918年為100，1923年增到236，1928年又增到440。從1903年到1930年的28年中，中國其他地區對外貿易額僅增3倍多，而東北則增加30倍。若以人均貿易額對比，東北是中國其他地區的3倍。在張作霖和張學良統治的1921年至1931年，東北自建的錦朝、打通、開豐……等10條鐵路，營業里程共計1521。7公里，佔1931年東北鐵路營業里程的25%，佔全中國鐵路總長度的10%以上。“在中國現代化建設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
東北經濟的好轉，也促使張作霖擴張野心迅速膨脹。他大肆整軍經武，決心再戰;王永江為阻止繼續內戰致函張作霖：“不忍視將軍之投荊棘，人民之陷於水火，唯有匿跡銷聲，不問世事而已”。但王永江沒能阻止內戰的繼續，奉系軍閥集團在內戰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軍費支出也越來越多。以奉天省為例，1922年軍費支出為2040萬元，佔歲支出總數的81%。到1926年，軍費支出增至大洋7032萬元，佔歲支出總數的95%。在這一時期，張作霖不得不把省庫裡的大部分硬幣運到其統治區之外的戰區充作軍費，因奉票在那裡一文不值。所以，東北三省出現了貨幣貶值、工業企業倒閉和商業全面蕭條的現象。在1927年第一季度，奉天省城就有400家店鋪倒閉。這個時期，農民除承擔官方規定地稅之外的附加稅，竟佔實際賦稅負擔的88。7%，附加稅多是以戰爭為名徵收的。這樣，東北一度出現的“倉廩足，治安寧”的現象不見了。
考察張作霖統治時期經濟建設和軍事行為的關係，可得這樣結論：一是經濟發展速度越快，張作霖等人軍事擴張思想就越加膨脹;經濟實力越強大，其黷武的軍事規模就越大。因此，其經濟力量與奉系軍事行動之間存在著一種正向的互動關係。二是軍事行動越頻繁、規模越大，導致經濟建設投入越來越少，經濟週期越來越短，結果是經濟在軍事擴張的過程中逐漸衰敗。因此，其軍事行動同東北的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一種反向的互動關係。
對日本妥協為生存抗爭乃本質
對張作霖評價的爭議，主要集中在張與日本的關係方面。有的說他是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有的說他是“賣國求榮的軍閥”，兩種看法截然相反。實際上，上述兩種看法，既不足取也不符合張作霖的實際。
我們應該看到，在張作霖執掌東北軍政的十餘年間，國家內憂外患日趨嚴重，作為封疆大吏，他能在日俄兩大強鄰覬覦間，苦於周旋，竭力保國為民，維護主權，是有功於國家和民族的。但在這過程中，為了個人或本集團的利益，張作霖也在極力討好日本，在不損害國家主權的前提下儘量滿足日本的要求。如多次鎮壓東北的抗日運動，在經濟交往中也有諸多妥協。滿足日本的要求或對日妥協，並非是張的本意，而是在日本強大勢力下權衡利弊得失的一種選擇。正如加文·麥柯馬克所指出：與日本相比較，張作霖的地位是脆弱的。“只有在自甘冒險時，他才能夠不理睬這個事實。”
該如何評價張作霖與日本的關係，我個人非常贊同兩個人的評論，一個是“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梁敬錞的評論，他在《九一八事變史述》中說：“張對日本親仇之不一，日本對張，亦怨悅交併……大抵張作霖對於日本，雖甚富友誼，然日本欲其出賣國家，若日韓合併論中，宋秉峻、李容九之所為者，則非張作霖所能忍受。作霖之賢在此，日本滿蒙分離運動之失敗亦在此”。
另一位是英籍澳大利亞人加文·麥柯馬克，他是西方研究東北亞問題的專家，他在《張作霖在東北》一書中說：“就與日本帝國主義關係而言，張比一個純粹的傀儡還多些什麼;但卻比一個民族主義者少些什麼”。
那麼，當下我們該如何評價張作霖，尤其是該如何評論他與日本的關係?
評價歷史人物，應當充分考慮歷史人物所處的時代。近代中國的對外交涉，整體上是處於弱勢狀態。張作霖統治東北時期，在兩大強鄰的欺壓之下，交涉談判多處於被動地位，這樣，妥協讓步是不可避免的。在國際交涉中，無論是強國還是弱國妥協和讓步也都是必須的，更何況我們處於弱勢地位。所以，不能因為張作霖在對外交涉過程中有妥協，就說“他和日本侵略者相互利用狼狽為奸”。考察整個張作霖統治時期的對外交涉，不僅頻繁而且複雜，涉及經濟、政治、軍事各個方面，在鐵路建設、設領設警問題、商租問題、徵收二。五附加稅問題以及軍事衝突等各項交涉中，張作霖都最大限度地維護了國家主權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我認為，張作霖的一生，作為封建軍閥他具有落後甚至是反動的一面;作為統治者，他的多重性格特徵是十分突出的;作為東北邊疆大吏，他對東北的經濟建設尤其是鐵路建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對文化教育尤其是教育的重視與投入更是可圈可點;在對外關係上，他始終以維護民族利益為重。
在對日關係上，他既有抗爭也有妥協，其中抗爭是主流，是本質;張作霖與日本的妥協，既有作為政治上相互利用的一面，更與近代中國衰弱的國情有關。因此，不能因為他有妥協的行為，就說他是賣國。我們考察張作霖的歷史行為，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他雖然不是一個純粹的民族主義者，但其維護民族利益的目的是明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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