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以前，清朝並不具備任何形式的外交理念，所遵循的只有一套以天朝上國為中心的藩屬體系，但自1840年以來的屢次對外戰爭的失敗，徹底將清朝天朝上國的美夢擊碎，清朝也開始思變圖強。
特別是在1860年以後，隨著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太平軍與捻軍的叛亂，促使清朝的變法圖強的願望越來越緊迫，於是在這一時期興辦各類近代工業和學校為代表的洋務運動勃然興起。
為了方便與西方人交流，清朝設立了專門的對外交流的部門—總理衙門，但即使如此，當時的清朝在對外交流中依然顯得格格不入，因為總理衙門從性質上講類似於後來的外交部，是一種主管性質的被動交流，並不存在與各西方國家的主動交流。
1865年，掌管中國海關多年，並深得清廷信任的赫德，以旁觀者的身份，向總理衙門上了一道名為《局外旁觀論》的備忘錄，在該封備忘錄中，赫德歷程了在外國直接設立公使館，與外國政府直接交往的好處，聲稱如此不僅能夠有效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還能繞過充滿偏見的各國駐華使團。
赫德的建議得到了清廷的重視，但卻被認為不是急需操切之事。
一年以後，英國公使代辦威妥瑪再次向清廷提出了類似的建議，他在建議書《新義略論》中告誡：今日之外國人與昔日諸如匈奴等夷狄迥然不同，所以中國若不承認這一事實並按照西方的道路尋求進步，那麼它的前途肯定多災多難。特別是，在國外派駐外交代表會帶來許多好處，因為相互交往可以使政府之間感情融洽，還能預防發生糾紛。
在這些外國人的推動下，加上總理衙門在外國使團的溝通中確實存在許多問題，清廷最終在1866年年中決定向歐洲派出一個外交公使團。
但在公使團尚未出行，還在確定人選之時，糾結於天朝顏面的難題便再次出現。
既什麼樣的人擔任公使，公使所到西方各國應該向西方各國行何種禮儀，西方各國應如何接待清廷的公使團。
按照清廷傳統的藩屬禮儀，清廷作為天朝上國，萬邦皆為附屬，使節所到之處，如同天子駕到，各國君臣均應行跪拜之禮。
很顯然這在近代的西方國家是難以做到的，即使是在京師的各國使團，也早已免除了對清帝的跪拜之禮，更何況這只是清帝派出的使團。
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清廷想出了一個折中的辦法，一是派遣曾經擔任過知府的一位低級別官員擔任公使，但為了表示清廷的重視，臨時授予其三品官銜。
二是公開對外宣稱其並非正式的外交使團，只是外出考察性質的公務觀光團。
如此一來，清朝在近代派出的第一個外交使團在性質上便被定義為了一個低級的非正式的觀光團隊，這確實免去了清廷在禮儀上的一些問題，但同時也讓這個團隊失去了其出發的本來意義。
這個觀光團聘請赫德為嚮導，遍遊了倫敦、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聖彼得堡、柏林、布魯塞爾和巴黎，雖然它並非正式的外交使團，但它的新穎面貌使它到處受到了有禮貌的歡迎。
但他們的觀察內容卻主要以西方的社會風俗習慣、高樓大廈、煤氣燈、電梯和機器為限；對於清廷急需瞭解的西方社會、政治制度只是一筆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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