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天之上有河，星光何其璀璨”——史話李淳風的“敦煌星圖”

中國的天文星圖發展到隋唐時期已基本趨於成熟,這時期的星圖資料,無論文獻還是實物,都比之前顯得豐富許多。儘管早在公元前五世紀甚至其前,中國已經出現了繪製星圖,但是像甘德，石申夫等人繪製的較為準確的星圖卻沒有一張流傳到今天。

東漢張衡所鑄的銅質渾象在漢末戰亂時早已遺落,儀器上的星官名稱和星數也都未能保存下來,只在《靈憲》中記有當時識星的大概數目。然而,早期天文學文獻由於有陳卓對三家星官的及時總結,幸而得以繼續傳承,陳卓本人也曾以他建立的283官1464顆恆星的星官體系為基礎構制了星圖,並附有占星家評註的說明。

這個體系很快便被南朝劉宋的太史令錢樂之所採納,使他在元嘉年間鑄造的一具銅質渾象上,放心地運用紅、黑、白三種顏色標誌區別三家天文學派的星,而且每種學派的星數都與陳卓所記的事實相符。隋文帝平滅陳國後,得到錢樂之傳下來的渾象,於是命令當時的天文學家庾季才、周墳等人,在此基礎上對北周、齊、梁陳各朝及其此前祖晅、孫僧化所藏官方和私家舊式星圖的大小和準確性進行校訂並依準三家星官的恆星位置繪製了一幅圓形星圖。這幅星圖繪有黃道、赤道、上規(恆顯圈)、下規(恆隱圈)及銀河,並附有二十八條經過二十八宿距星的經度線,可以說完全具備了星圖的基本內容。古人在探素全天星辰的同時,對銀河顯然早已有所認識。

《詩・小雅・大東》:"維天有漢,監亦有光。"毛《傳》:"漢,天河也。"又《詩・大雅・雲漢》:"倬彼雲漢,昭回於天。"《械樸》:"倬彼雲漢,為章於天。"

這些早期文獻有關銀河的記載其實並不能反映古人對於銀河認識的歷史,公元前第四千紀中葉的河南濮陽西水坡原始宗教遺蹟,其第三組象徵天宇世界的遺存即有以眾多的蚌殼擺放星辰象徵銀河的設計,恐怕是迄今所見最早有關銀河的描繪。

而北魏墓星圖更在星辰之間繪出波濤洶湧的天河，又是銀河見諸星圖的最早物證。事實上,古人通過長期的觀測實踐,至少到南北朝至隋唐時期,人們對於銀河的走向與形狀都已有了十分精確的描述。

《晉書・天文志上》稱:

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為二道,其南經傅說、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匏瓜,絡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傅路、閣道北端、太陵、天船、捲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丘、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沒。

銀河的這種起於龍尾而沒於七星的天象,甚至導致了上古天文圖被稱為"河圖的樸素認知。毋庸懷疑,我們所看到的顯然是一種頗為悠久而且持續不斷的天文製圖傳統。事實上,這個傳統至少從西水坡出現的原始星圖開始,就基本上沿著一條以北極為中心的圓式蓋圖的形式發展著,其繪製方法當然是把全天星象投影在一個圓形的平面上。但是,由於早期先民並不懂得投影原理,所以在一幅以赤極為中心的圓形星圖上,赤道當然應該繪成正圓形,黃道由於不與赤道等距,所以應該繪成扁形,但古人卻也畫成了正圓。這個錯誤直到唐代才被僧一行所識破。當時他為研究月亮出入黃道的情形繪有三十六幅星圖,在實際測繪中,他發現傳統的黃道畫法與實際情況頗有出入。然而這個意見在後代圓式星圖的繪製中卻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

蓋圖本身存在的這種投影上的缺陷,使星圖上位於赤道以南的星官形狀變形很大,本來越接近南天或南極的星,彼此的距離應該越近,但在星圖上卻反而越遠。為彌補這個不足,古人開始採用以直角座標投影的方法,將全天星官繪成幅長方形的橫圖。這種橫式星圖雖然至退出現在隋代,但是戰國到西漢時期的古代先民顯然早已對其繪製方法進行了探素。然而,早期橫式星圖在使赤道附近的星與實際情況較為接近的同時,卻又不得不使北極附近的星相差很遠。為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困難,唯一的辦法就是將全天星官一分為二,將赤道附近的星繪在橫圖之上,而將北極附近的星繪在以北極為中心的圓圖之上,這種做法在古代星圖的繪製史上顯然是一種進步。

敦煌星圖(甲本)是現存採用這種方法繪製的最早的星圖中的一種,作者可能是唐代天文學家李淳風,同時由於它的抄繪年代約在公元八世紀初葉,而且圖上繪製的星數已達1350餘顆,因此可以肯定,它是迄今所見世界上最古老且星數最多的星圖。事實上,西方在1609年望遠鏡發明之前,始終沒有出現超過1022顆星的星圖。

甲本星圖於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發現於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八年之後,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將其與同時發現的各種文書卷子九千餘種一起攜回了英國現藏倫敦國立圖書館。星圖標題缺失,前有云氣佔,後有十二次星圖,最後繪電神,題曰:"其解夢及電經一卷"。這種將電神與二十八宿星官共同安排的做法與西漢尹屯星象圖將雷神與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同繪的做法如出一轍。其以十二次之玄楊(子)起始,正與占夢的傳統相合。

甲本星圖的畫法是將赤道帶附近的星官利用類似"麥卡托式"圓柱正形投影的方法繪出,而將紫微垣星官繪在以北極為中心的圓形平面投影圖上。赤道帶星官的排列從十二月開始,依每月太陽的位置所在,分十二段繪製,中間加錄說明文字。從這些文字的內容分析,星圖標註的太陽每月的位置仍然沿用著戰國時期《月令》的記述,而並非當時的實測結果。這種取材於早期材料繪製星圖的做法在唐代以後似乎很流行,或許出於當時的某種需要,這些儘管僅在形式上屬於重新繪製的星圖作品,卻把前人的某些觀測成果保留了下來。

甲本星圖中恆星的畫法基本上繼承了三國陳卓和南朝錢樂之的辦法,將石申夫、甘德和巫成三家星官分別用不同的彩色和方式表示,其中屬於甘氏學派的星官繪成黑點,石氏和巫成學派的星官採用圓圈標識並塗成黃色,與文獻所記以朱黑、白三色區分三家星官的做法稍有不同。星圖中十二次起訖度數與《漢書・律曆志》所錄一致,而說明文字則採自唐李淳風《乙巳佔》卷三《分野》的內容。甲本星圖的紫微宮星官則羅列於一個平面上,沒有任何界限劃定的範圍,而另一幅敦煌星圖(乙本)卻較此有了一些改進。乙本星圖也出自莫高窟藏經洞不久便散落於民間,1944年由中國學者向達在敦煌發現。

此圖與《佔雲氣書》繪在一起,僅殘存紫微宮部分。根據甲本星圖推測,此圖原來可能也和甲本一樣,在紫微宮圖之前還有幾幅星圖,繪有當時所觀測過的主要星官。乙本星圖中的紫微宮垣是用一個封閉的圓圈表示的,垣的前後都沒有留出垣門,儘管原本屬於閶闔門的西側已經殘戲破,但當門處卻並未見有缺口。星圖上在官垣之外繪有一個更大的同心圓,表示內規,即恆顯圈,正割文昌、八谷，傳舍等星,據此可以推測,星圖所反映的實際觀測地點應在北緯35度左右。

漢魏時期以極星庶子作為真天極的位置,這種現象在《步天歌》以後逐漸為人們所接受。因此,星圖的繪製年代應在晚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