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是春秋时期一位极富争议的人物，历史上对他的褒贬不一。其中重要的争议点，来自于宋国与楚国的一次具有关键意义的泓水之战。

在这场战事中，宋襄公因为固守着“仁义”，而错失战机，导致宋国大败，自此宋国元气大伤，再无图霸之心，他自己也因在此战中受伤，不久后去世。当时宋国人都将失败原因怪在宋襄公头上，看宋襄公是怎么回答的：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

在宋襄公的意识中，楚国军队没有完全渡过河、没有摆好阵列，如果宋军前去攻击，就不是“君子”所为。按照宋襄公所说的“君子”之间交战，就要遵循“礼”的要求，即：“君子”不会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擒获老年人，不在险要的地方阻击敌人，不去攻打没有列好阵列的敌军。

如果以战争成败来评价宋襄公，这种在交战中讲“礼”、讲“仁义”，是迂腐愚蠢的表现；但如果将之放在春秋时期“周礼”依旧存在着一定影响力的大环境下去评价，就能理解为什么后世中不乏对宋襄公做法的褒扬。比如在《春秋公羊传》《春秋繁露》《史记》中，是如此评价宋襄公：

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文王之战，亦不过如此。（《春秋公羊传》）

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春秋贵之，将以变习俗而成王化也。故善。（《春秋繁露》）

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曪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史记》)

《春秋公羊传》中夸赞宋襄公，即便是周文王带兵作战，也不过是如此；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夸赞宋襄公，是为了改变习俗而成就王道的教化；司马迁在《史记》中夸赞宋襄公，在礼义缺失的年代，他还能保持礼让之风，所以得到很多君子的称赞。

由宋襄公在图霸之路上高举“仁义”大旗的表现，再分析其所在宋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地理环境特点，可以将他的这种表现背后的思想，与春秋时期的周礼遗续联系起来。宋襄公获得的后世夸赞声音，与他在争霸中的悲剧结局，正是当时“崇礼”与“崇霸”两种思潮博弈的结果，也正是周礼在春秋时期遗续的证明。

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是在名义上还承认周天子权威的前提下，也就是还在一定范围内承认周礼的道德约束。对于宋国来说，“崇礼”正是其发挥政治优势的主要渠道，可以弥补其军事实力的相对不足。

宋襄公的前期活动轨迹，正与齐桓公称霸的辉煌时代相重叠，通过齐桓公“尊王攘夷”的称霸之路可以看出，此时的周天子，在诸侯之中还有着一定的影响力。齐桓公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除了与齐国通过改革增强国力有直接关系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齐桓公打出了代表周天子征伐的旗号，从而获得了众多诸侯国的支持拥护。

齐桓公举行的葵丘会盟，代表着其霸业达到顶峰，会盟中有一条约定，就专门提出了要“尊王”：

无有封而不告。(《孟子》)

就是说，不能不报告周天子就封国封邑。在这次会盟中，不仅有齐、鲁、宋、郑、卫等中原主要诸侯国参加，周襄王也派来大臣参加会盟，并赐予齐桓公胙肉、彤弓矢、车马，代表着承认了齐桓公拥有代天子征伐诸侯的权力。

宋襄公作为齐桓公最忠实的拥护者，在齐桓公贯彻“尊王攘夷”战略中，是积极的参与者。

齐桓会诸侯十五次，宋每次必预。（《左传》）

宋襄公不但每次都会参加齐桓公的会盟，而且在齐桓公倡导的维护周王室统治中，也都次次发挥重要作用：

僖公十三年，在齐桓公召开会盟之后，宋襄公派兵保卫周王室，抵御戎狄侵袭。

僖公十五年，周王室又受到戎狄侵扰，宋襄公再次奉齐桓公之命，派兵守卫周王室。

除此之外，宋襄公还有很多类似的“尊王”举措。

• 宋襄公对齐桓公、周王室的全力拥护，也代表了他对齐桓公争霸中蕴含的“崇礼”主张深表认同，这也与宋国在西周时期的“一等大国”身份有关。

在宋襄公意识中，只有各诸侯国在春秋争霸中继续尊崇周礼，宋国的“一等大国”政治优势才能得到延续，从而为宋国之后的争霸之路增加砝码。

周成王封殷商之臣微子于宋国，以奉殷商之祀。宋国在西周时期享受着其他诸侯国比不上的高规格待遇，主要包括爵位等级为至高的“公”、能分得周天子祭祀之肉、能以天子之乐祭祖、不用向周王室交纳贡赋、不用向周王室定期述职等等，这些都不是一般诸侯比不上的特权。周王室对宋国的身份，定位为“客”，体现了其尊贵。

宋，先代之后，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丰厚可也。（《左传》）

从西周礼乐制度下延续下来的宋国这种政治优势感，在春秋时期依然存在，比如在晋国召集的黄父会盟中，向参会诸侯提出了安定周王室的要求，要“输王粟，具戍人”，也就是按时交纳贡赋；而参加会盟的宋国大夫则直接拒绝：

我不输粟。我于周为客，若之何使客?（《左传》）

可以说，宋国在西周时期高于其他诸侯的待遇和特权，是春秋时期宋襄公图霸过程最大的政治资本，而这种政治优越性，是依附于包含着“仁义”内容的周礼之中。虽然宋襄公在遵循周礼的过程中，有不知变通的成分在内，但其出发点是符合宋国国情的。

宋国地理位置和宋人性格特点，为周礼的遗续提供了优于别国的特殊环境。宋襄公的“崇霸”思想，不可避免地要与宋地固有的“崇礼”之风发生碰撞，从而形成宋襄公的特殊图霸方式

地处中原腹地宋国的图霸之路，注定与地处南隅的楚国和地处西陲的秦国不同，宋国所代表的，是殷商之礼、西周之礼不断延续的中原正统文化。同时，宋国国土都是平原地区，土地肥沃，长期的农耕文化，也成为周礼得以深入人心的主要原因。

宋国所处的地理环境，无山林之险，宋人长期以来都是以农耕生活为主，在平和、安稳的生存环境中，形成了尚文崇礼的民风；同时，这种民风，也与周成王当初封微子于此有关，殷商遗臣微子恪遵周礼的安民治国之道，对后世之君产生了深远影响。

来看宋襄公的即位过程，就能反映出宋国由来已久的礼让之风：

宋桓公疾，太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遂走而退。（《左传》）

兹父就是后来的宋襄公，在宋桓公病重时，兹父就向父亲推让国君之位，想让自己的庶兄目夷（子鱼）继承君位；当宋桓公征求子鱼意见时，子鱼同样进行了推让，并说：“能够以国相让，这样的‘仁’我怎能比得上，况且我以庶子的身份继位不合礼法。”子鱼干脆以跑到国外的举动，来表达拒绝君位的决心。

在春秋时期，许多诸侯国常常发生为了争夺君位而兄弟相残、父子反目的事情，但在宋国，却还能有这样的兄弟推让之礼存在，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从宋襄公即位后将军政大权交由庶兄子鱼的表现看，这种礼让是发乎真心的，而不是只图表面的“仁义”虚名。

• 再从春秋霸主齐桓公在晚年时，将帮助儿子继位如此重要的事情，都要托付给宋襄公，也能看出，宋襄公的“仁义”，在春秋时期还是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这也折射出宋国仁义礼义之风在诸侯国中还是有着一定号召力。

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太子。（《史记》）

这也是为什么宋襄公在平定齐国内乱、帮助齐孝公即位时，得到了其他诸侯国的支持；也正是因为宋襄公的这一重承诺、守信义的举动，为宋国赢得了威望，为宋襄公的“崇霸”思想增加了资本。

• 再者，宋国的平原特点，也为车战提供了长久的存在舞台，而车战又是体现周礼的一个重要载体。所以，在宋襄公的“崇霸”思想占据主导时，他仍然不能舍弃车战中“礼”的约束，也是由宋国长期以来因循守旧、没有改革举措的治国方略决定的。

与郑国、齐国、晋国、楚国等国相继进行的变法对比，宋国几乎没有采取过任何变法举措，这就使得其在国家实力上渐渐处于二流、三流诸侯国的水平，而反观齐国、晋国的图霸，都是在推行改革、富国强兵的基础上才获得了成功。

所以，春秋时期诸侯霸主所打出的“尊王”、“崇礼”旗帜，只是作为表面上的号召工具，如果失去了实力保障，就会成为空谈。正如孟子所言：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孟子》）

可以理解为，借用仁义之名，而用武力称霸，必定有强大的国力保障。对宋襄公来说，联合诸侯平定齐国的内乱，只能说明，他已经靠仁义之名，达到了宋国国力所能达到的图霸顶峰，但要想让宋国实现齐桓公那样的霸业辉煌，靠宋国的军事实力还是很难达到的。

• 宋国与楚国的泓水之战结果，代表着中原遗续的“崇礼”思潮与荆楚传承的“崇霸”思潮的一次较为典型的碰撞结果。

楚国长期地被周人称为“蛮荆”，也就是不懂礼法的野蛮之族，但在春秋时期中原地区趋于礼崩乐坏的大环境下，楚国由来已久的“崇霸”思潮，反而成为其向中原延伸的军事优势。正是在以宋国为代表的“崇礼”思潮与以楚国为代表的“崇霸”思潮不断碰撞下，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才会在各诸侯中呈现出不同形态的周礼遗续，也导致了周礼的影响力在争霸战争中的日趋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