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學派:清代的士風與學術

一、概說

乾嘉學派,是清朝前期的一個學術流派,這一學派在乾隆、嘉慶兩朝達到鼎盛,因此而得名。乾嘉時期的學人,以“鄭學”為旗幟,以“漢學”為標榜,採用漢代儒生訓詁、考訂等治經方法,反對宋明理學側重心性、抽象議論的治學思路,重視尋找證據、考據疑難,他們的這種研究方法被稱為考據學,也被稱為乾嘉樸學、乾嘉實學。

乾嘉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以及後來的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在乾嘉時期,學派發展達到全盛,逐漸形成了以惠棟和戴震為代表的“吳派”、“皖派”兩大派別。

他們研究的對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歷代規章,但是刻意避免涉及與明、清有直接關係的事物,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完全脫節,與宋明理學“學以致用”的主張大相徑庭。在中國思想史上,他們很難超越宋明理學,但是在學術研究上,卻有一定的貢獻。

乾嘉學派:清代的士風與學術

二、興起

乾嘉學派發源於明清鼎革之際,學術主張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特別是顧炎武,他學識淵博,對經學、子學、訓詁學、歷史學、天文地理、河漕兵農等都有研究,是當時著名的大儒,他強調“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體現了他對天下興亡、民族興衰的高度責任感。

顧炎武一生致力於學術研究,主張“經學即理學”,他所撰著作頗豐,其中《天下郡國利病書》對於全國各地的山川險要、地理人情等都有記載,是講求實學的著作,《日知錄》更是旁徵博引、言必有據,是清代學人做考據研究的教科書式的經典著作。

清朝前期,滿清入主中原,漢族知識分子在民族融合還是入侵的性質判斷上趨於保守,思想上仍存有反清復明的觀念。而作為統治者的滿清,對於這種文化上的排異反應,採取鉗制的方式,以消除潛在隱患。

在這種情形下,當時的文人不敢輕易發表看法,一字一句都要自己事先仔細斟酌,著重避免提及有關當朝或前朝的事情,因為一不小心就會引來禍端。他們乾脆放棄經世致用的理念,選擇埋頭做純粹的學問,做考據的工作,把時間和精力用在古籍的整理上,尋章摘句,避開與現實聯繫緊密的問題。

乾嘉學派:清代的士風與學術

三、流派

乾嘉學派的形成,有一個過程。一般認為,乾嘉學派的主要創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啟蒙時期的代表人物有顧炎武、黃宗羲、閻若璩等,全盛時期的代表人物有惠棟、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

全盛時期,乾嘉學派逐漸形成了以惠棟和戴震為代表的“吳派”和“皖派”,“吳派”形成於前,“皖派”發軔於後,戴震曾求學於惠棟,而又在“吳派”的基礎上發展為有自己特點的“皖派”,“吳派”以信古為標誌,“皖派”以求是為準當。

“吳派”發於惠棟的祖父惠周惕,而成於惠棟,因惠棟為蘇州吳縣人而得名,其主要學者也是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文人。“吳派”首重《周易》和《尚書》,此派的特點是“唯漢是信”,嚴格遵循漢代儒生的經說經注,進而加以疏通證明。此外,“吳派”也頗重視歷史考證,尤其是錢大昕和王鳴盛,錢著《廿二史考異》、王著《十七史商榷》,是清代三大史學名著中的兩部。

乾嘉學派:清代的士風與學術

“皖派”重視《周禮》、《儀禮》、《禮記》,側重製度考證,此派的特點是通過文字、音韻作為治經的途徑。此外,皖派也頗重視思想理論,如戴震所著《孟子字義疏證》。戴震的學生,如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都被歸為皖派。

乾嘉學派,以惠棟的“吳派”和戴震的“皖派”影響最大。此外,還有清初黃宗羲開創的“浙東學派”,以及與“吳派”、“皖派”關係密切的“揚州學派”等小派。

“浙東學派”與吳、皖兩派有聯繫又不盡相同,此派的特點是經史並重,以史見長。此派有不少史學佳作,比如萬斯同的《明史稿》,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章學誠的《文史通義》等都是一時名著。

“揚州學派”出現稍晚,其主要學者王念孫、王引之等都是揚州人,故而得名。其與“皖派”關係密切,如王念孫、王引之父子都戴震的學生,同時,此派有的學者也被歸為“吳派”。可以說,“揚州學派”兼取“皖派”和“吳派”之所長,又發展了自己的特色,比如他們反對墨守成規,主張開拓新的研究領域。

乾嘉學派:清代的士風與學術

四、歷史貢獻

首先,乾嘉學派繼承古代經學家考據訓詁、文字校勘、辨偽輯佚的方法,對我國兩千多年來的文獻典籍,進行了大規模的整理、校訂、疏解,在經學、歷史、地理、金石、考古等方面,都有頗豐的著述,可謂集歷代考據之大成,他們將中國古代考據學推向高峰,也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

此外,乾嘉學派重視實證,力戒空談,他們主張“立義必憑證據,援據以古為尚,孤證不為定說,辯詰不避本師”等,在治學態度與治學方法上,不僅開啟了清初的樸實學風,而且開創了近代實證學風之先河,對近代史學研究的轉型影響甚大。梁啟超的“新史學”,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胡適的“整理國故”運動,顧頡剛的“層累的造成中國古史說”均或多或少受到了乾嘉學派的影響。

最後,乾嘉學派的治學內容是以儒家經典為中心的,具有一定的陳舊落後、脫離實際的侷限。他們的治學思路有些機械化、形式化,一些學者甚至有著“凡古必真,凡漢皆好”的態度,具有明顯的復古傾向,他們表面上是為了探求儒家思想的本源,實際上是對儒家發展路徑小心翼翼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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