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考生罷考，雍正下旨立斬領頭考生，百姓為何拍手稱快？河南考生“罷考”驚動皇上，遭雍正嚴懲，百姓為何拍手稱快？

古代讀書人的最大期盼，就是三年一次的科舉大考，為了不錯過考期，有些身處邊遠的學子得提前大半年起程，歷經千山萬水之苦，也在所不辭。但是，在清朝的雍正年間，河南的考生卻齊聚開封，悍然罷考，結果，惹惱了雍正皇帝，下令將兩名帶頭鬧事的考生處斬，其他參與者也各受處罰。事後，不僅是河南的當地百姓，就連全國的百姓也都拍手稱快。這到底是個什麼梗呢？

1/雍正帝的煩惱

愛新覺羅·胤禛是清朝定都北京後第三位皇帝。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暢春園病逝，胤禛繼承皇位，次年改年號雍正，所以，史稱雍正皇帝。雍正皇帝是銳意改革的領導者，雍正帝在位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諸如攤丁入畝、耗羨歸公、建立養廉銀製度、實行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等等。

雍正二年（1724年）的雍正皇帝，是焦慮而又無助的，因為，他雖然身為一國之君，但是，他的改革措施卻不能按照他的意志順利推行，從上到下的阻力很大。比如，實行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就讓他頭疼不已。

“一體當差，一體納糧”或稱“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 ，是雍正上臺後強力推行的一項政策，旨在要求官員地主也必須繳納賦稅，即廢除官員、地主免稅的特權。雍正此舉並不是他如何體恤百姓，而是為了化解朝廷的財政危機。

滿清入主中原之初，也因襲了前朝固有的考取功名者免徭役賦稅的制度，加之官員地主一類真正富有的人卻不需上交多少賦稅，不但使財政負擔落在窮苦百姓身上，而且國庫空虛，雍正要改革舊制，也是無奈之舉。

這樣的改革，是以犧牲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為代價的，所以，推行起來阻力重重。官紳們都是軟磨暗抗，而有了一定功名的讀書人的情緒，卻很容易被人所利用，所以，才有了後來的“罷考”。

2/讀書人的特權

官紳納稅好理解，而考取功名者免徭役賦稅的制度現代人卻很少知曉。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人是被分為三六九等的，因而，在社會上產生了許多特權階層，比如皇室、貴戚，還有文官武將，他們都享有普通人所無法趨及的優渥。

而當歷史的車輪行駛到漢代，由於“獨尊儒術”成了統治者的治國法定，儒士的地位也突然提高。“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即使是隻考中個秀才，好歹也是功名在身，就會享有不少特權。在政治上，見了縣太爺不用下跪，只是作個揖行了，所以有人把秀才叫長揖秀才；更大的實惠是經濟上，有了功名之後，一是不用交納皇糧國稅，二是不用承擔各種雜項差徭（就是不用參加義務勞動）。

歷代君王，對文人都是禮遇有加的。所以，不管哪個時代，人們都以家有讀書人為榮，不少家庭到現在貼春聯，還會選用這樣的句子：“耕讀傳家遠，讀書繼世長。”

因為擁有了某些特權，肯定會滋生許多腐敗，僅管只是個無官無職的讀書人。正是這條延續了千年的福利政策，讓雍正帝看出了其對朝政、對民生的損害，所以決心要革除其弊端。所以，他才將讀書人與官紳歸為一類，進行治理的。

3/終於等來鬧事者

雍正二年（1724年）秋，正當雍正為推行“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無果而苦惱時，來自河南的一份情況彙報讓他看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是年秋，河南三年一度的鄉試在開封府舉行，全省取得資格的考生陸續趕到開封應試。所謂的資格，就是國家公辦學校的正式學生，比如國家級學府（國子監）的學生為監生、地方學校（如府學、縣學）畢業的為生員（俗稱秀才），這樣的考試堪比現在的國考，如果被錄取，就是舉人。有了舉人身份，就可外放為官，算是正兒八經的公家人了。

這麼重要的考試，主考官都是皇帝親自委派的，監考官則是河南學政張廷璐。按說，這是天下讀書人日思夜盼的大好事，可是，沒想到，考場上卻有人鬧事。鬧事者是以王遜為首的封丘考生，他們堅持讓全省考生罷考，封丘武生範瑚甚至把其他應試者的試卷搶去，當眾撕毀。

這可是皇上親自領導的國考啊，這樣的罷考鬧事，小了說是在破壞國家的人才選拔，大了說是藐視皇上，這可是通天的政治大事件。事發後，河南總督田文鏡、巡撫石文焯不敢有絲毫怠慢，迅速向遠在北京坐鎮指揮的雍正帝作了彙報。

雍正帝聞聽此事，真正是龍顏大怒，下令嚴查、嚴辦，派吏部侍郎沈近思、刑部侍郎阿爾松阿到河南審理此案。案件很簡單，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為首的鬧事者王遜和範瑚，被判斬立決，其他相關人員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

雍正之所以會如此快刀斬亂麻地處理“罷考”，他的真實用意是殺雞儆猴，掃除施政阻力。本來想打狗，卻有人送根棍，雍正能不好好利用？！

4/有些讀書人淪為“公害”

本來，人們對讀書人是非常尊重的。讀書人之所以能普遍獲得人們的尊重，主要是他們知書達禮、與人為善，但是，有句俗話說得很有道理，“人上一百，形形色色”，還有“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在讀書人的圈子裡，肯定會那麼幾壞鳥的，慢慢地把文人的名聲搞臭了，也讓人對文的德性產生了懷疑。

確實，不少讀書人利用自身的特權與“才能”，幹起了損公肥私、損民利己的不法勾當。這樣的事例，在雍正朝也沒少發生。其主要表現就是，特權階層利用自己不用納稅的便利，在自家名下收納了許多貧民的田地，這樣老百姓們就不用向國家交稅了。但是，國家的稅不收了，那些個掛名的紳衿儒士們卻不會讓你白掛的，得給他們交納好處費。窮人的“稅”沒少交，國家的口袋卻癟了，用於民生的投入就少了，最終吃虧的還是老百姓。

另外，還有一些讀書人，依仗自己讀了些“濟世”文章與特殊身體，與地方的貪寫惡吏相勾結，包攬詞訴，擾亂正常的司法審判，為害鄉里。他們的不法行為，同政府的法令和權力也發生衝突。他們腐蝕各級官員，是產生吏治敗壞的一種社會因素。凡些種種，有些讀書人就變成鄉下的“公害”了。

難怪連雍正帝也看不下去了。雍正帝痛斥那些“蕩檢逾閑不顧名節”士人的種種不法罪行：他們“出入官署，包攬詞訟”，勾結地方官，分享政府的司法權；“武斷鄉曲，欺壓平民”，稱霸鄉里；“抗違錢糧，藐視國法”；“代民納課，私潤身家”，即攬納錢糧，加以侵吞 。紳衿合法和非法的權利，造成平民與紳衿的對立，從而引發社會矛盾加劇。

從統治階級利益本身出發，雍正帝也不能坐視不管了。

5/為什麼是河南？

全國考生那麼多，為什麼是河南的考生站出來鬧，原因很簡單，因為河南的官員對於執行皇上的詔命積極賣力，走在了其他省份的前列，因而才惹怒了一眾學子。

讀書人的種種不堪之舉，不僅引得最高領導的關注，就是一些有責任心的地方官，也在思慮著如何改變這一陋習。要想解決這些弊端，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剝奪他們的特權。

雍正元年（1723年），河南鞏縣知縣張可標首先行動了，他在全縣發佈告示，令“生員與百姓一體當差”，以後的義務勞動，人不分貴賤，一律按人承擔。這種作法得到了總督田文鏡的大力支持，他在奏請皇上後，決定在全省推廣。雍正帝認為這個辦法可行，又在全國推行這個利國利民的“士民一體當差”政策，贏得全國百姓的一致叫好。

雍正二年（1724年），因為築黃河堤防需要動用民工，河南封邱令唐綏祖因此制定出士民一體當差的政策，即按照田地數量來出工的措施：每一百畝田出一個人工，凡有田者一律出工，紳衿也不例外。這個命令一下，老百姓拍手叫好，因為能有一百畝土地的人，幾乎全是地主和富戶，百姓得若干家才能抽一個民工。但這個政策卻遭到了當地讀書人（監生）的反對，讓他們與一身臭汗的農夫為伍，他們覺得斯文掃地，生監聲稱“徵收錢糧應分別儒戶、宦戶，如何將我等與民一例完糧，一例當差？”強烈要求唐綏祖維護他們的所謂特權。

此後，封邱生員王遜、武生範瑚等人又攔截唐縣長，強迫他取消實行按田出夫的政策。唐綏祖斷然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因而使眾生員群情激憤。

於是，他們紛紛表示號召全省學子拒絕參加於當年秋舉行的鄉試。

5/借你的刀，砍你的頭

其實，當初王遜他們去找縣太爺鬧，可能只是想爭個讀書人的面子，沒想到事情卻給鬧大了。

起初，唐縣長以為這群讀書人只是試水。他們怎能捨得三年一次的考試機會？但隨著日子臨近，唐縣長這才著急——這群讀書人不是鬧著玩的。學生要罷考可不是小事，一個七品的唐縣長怕是擔不了這個責，就立即向上級彙報了。時任河南開歸道道員的陳時夏聽說後，立即答應找王遜他們談談，並且說，讀書人是講道理的。

其實，王遜、範瑚等人是留有退路的——如果朝廷不答應他們也就算了，畢竟把事情鬧大了也不好。因此，他們決定：如果陳時夏真的來了，首先自己會主動承認錯誤，並允諾按時赴考。也就是說，不鬧事了！

可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陳時夏不僅沒罵他們，反而堆著滿臉笑容，拉著他們的手邀請他們同坐，還親切地稱呼他們為“年兄”，然後又苦口婆心地勸他們，說到動情處，甚至都有了苦苦哀求的意思。結果，原本決定不鬧事的二人，當場拒絕了陳時夏的好意，誓要“維權到底”。

結果，當年秋試時才發生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幕。陳時夏對王遜和範瑚態度好，本是出自於都是讀書人的一種同情、關心和理解，沒想到，卻惹來了兩人的“蹬鼻子上臉”，結果把腦袋給弄丟了。

其實，真正殺死王遜和範瑚的兇手，不是陳時夏的好態度，也不是雍正的龍顏大怒，恰恰是王遜和範瑚他們自己——把別人對他們態度好，當作是怕他們，這才是最大的可怕和最大的悲哀之處啊。別人對你寬容，那是因為別人大度，修養水平高。千萬不要因為別人對你態度好，就以為別人怕你。

雍正只不過是做了個“順水人情”，你送上刀，又送上頭，雍正能不好好利用？殺雞給猴看的手段立即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以後的士民一體當差也就順理成章地推行下去了。

6/讀書人的好日子結束了

這一事件的直接後果是，讀書人迎來了雍正帝的“嚴厲管束”。隨之一系列管理政策出臺，給讀書人和不法士紳們上了一道又一道的緊箍咒，讀書人們延續了上千年的好日子結束了。

雍正四年，正式在全國推行“官紳一體當差納糧”制度。“官紳一體當差納糧”就是官員士紳和平民百姓一樣，都要納稅，都要參加義務勞動。中國歷史上，老百姓除了交錢糧納稅，還要當差，參加官府組織的築堤、治河、修路、運輸等“義務勞動”，即所謂“徭役”，這也是賦稅的一種補充。

另外，針對不法士紳與讀書人，還制定了具體的懲處細則。比如，嚴禁紳衿包攬錢糧。凡貢監生員包攬錢糧而有拖欠的，不管多少，一律革去功名；拖欠至八十兩的，以贓或枉法論處。嚴禁紳衿欠糧。凡系紳衿拖欠錢糧，地方官要把他同平民欠糧分開，單獨彙報，以便照紳衿抗糧例治罪；州縣官要把生員應納錢糧造冊送學官，由學官協助督促完納。嚴禁紳衿駕詞興訟。有個名為王轍的進士夥同武生王允彝、王甸極等包攬詞訟，詐騙錢財，雍正帝革其進士，對他們嚴行審判。加強對生監的管理。每年年底，生監要五人互保沒有抗糧包攬等事，生員完糧後，方準應試。

這些措施的實施，遏制了讀書人的私慾，還給鄉民一個相對公平的生存空間，因而，深受百姓擁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