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文化?

蔡元培/文

文化是要實現的,不是空口提倡的。文化是要各方面平均發展的,不是畸形的。文化是活的,是要時時進行的,不是死的,可以一時停滯的。

我沒有受過正式的普通教育,曾經在德國大學聽講,也沒有畢業,那裡配在學術講會開口呢?我這一回到湖南來,第一,是因為杜威、羅素兩先生,是世界最著名的大哲學家,同時到湖南講演,我很願聽一聽。第二,是我對於湖南,有一種特別感想。我在路上,聽一位湖南學者說:“湖南人才,在歷史上比較的很寂寞,最早的是屈原;直到宋代,有個周濂溪;直到明季,有個王船山,真少得很。”我以為蘊蓄得愈久,發展得愈廣。近幾十年,已經是湖南人發展的時期了。可分三期觀察:一是湘軍時代,有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及同時死戰立功諸人。他們為滿清政府盡力,消滅太平天國,雖受革命黨菲薄,然一時代人物,自有一時代眼光,不好過於責備。他們為維持地方秩序,保護人民生命,反對太平,也有片面的理由。而且清代經康熙、雍正以後,漢人信服滿人幾齣至誠。直到湘軍崛起,表示漢人能力,滿人的信用才喪盡了。這也是間接促成革命。二是維新時代,梁啟超、陳寶箴、徐仁鑄等在湖南設立時務學堂,養成許多維新的人才,戊戌政變,被害的六君子中,以譚嗣同為最。他那思想的自由、眼光的遠大,影響於後學不淺。三是革命時代,辛亥革命以前,革命黨重要分子,湖南人最多,如黃興、宋教仁、譚人鳳等,是人人知道的。後來洪憲一役,又有蔡鍔等恢復共和。已往的人才,已經如此熱鬧,將來寧可限量?此次驅逐張敬堯以後,勵行文治,且首先舉行學術講演會,表示凡事推本學術的宗旨,尤為難得。我很願來看看。這是我所以來的緣故。已經來了,不能不勉強說幾句話。我知道湖南人對於新文化運動,有極高的熱度。但希望到會諸君想想,那一項是已經實行到什麼程度?應該什麼樣的求進步?

文化是人生髮展的狀況,所以從衛生起點,我們衣食住的狀況,較之茹毛飲血、穴居野處的野蠻人,固然是進化了。但是我們的著衣吃飯,果然適合於生理麼?偶然有病能不用乩方藥籤與五行生剋等迷信,而用醫學藥學的原理麼?居室的光線空氣,足用麼?城市的水道及溝渠,已經整理麼?道路雖然平坦,但行人常覺穢氣撲鼻,可以不謀改革麼?

衛生的設備,必需經費,我們不能不聯想到經濟上。中國是農業國,湖南又是產米最多的地方;俗語說“湖廣熟,天下足”,可以證明。但聞湖南田每畝不過收谷三石,又並無副產。不特不能與歐美新農業比較,就是較之江浙間每畝得米三石,又可兼種蔬麥等,亦相差頗遠。湖南富有礦產,有鐵,有銻,有煤。工藝品如繡貨、瓷器,亦皆有名。現在都還不大發達。因為交通不便,輸出很不容易。考湖南面積比歐洲的瑞士、比利時、荷蘭等國為大,彼等有三千以至七千啟羅邁當的鐵路,而湖南僅佔有粵漢鐵路的一段,尚未全築。這不能不算是大缺陷。

經濟的進化,不能不受政治的牽制。湖南這幾年,政治上苦痛,終算受足了。幸而歸到本省人的手,大家高唱自治,並且要從確定省憲法入手,這真是湖南人將來的生死關頭。頗聞為制憲機關問題,各方面意見不同,此事或不免停頓。要是果有此事,真為可惜。還望大家為本省全體幸福計,彼此排除黨見,協同進行,使省憲法得早日產出,自然別種政治問題,都可迎刃而解了。

近年政治家的糾紛,全由於政客的不道德,所以不能不兼及道德問題。道德不是固定的,隨時隨地,不能不有變遷,所以他的標準,也要用歸納法求出來。湖南人性質沉毅,守舊時固然守得很兇,趨新時也趨得很急。遇事能負責任,曾國藩說的“扎硬寨,打死仗”,確是湖南人的美德。但也有一部分的人似帶點誇大、執拗的性質,是不可不注意的。

上列各方面文化,要他實行,非有大多數人瞭解不可,便是要從普及教育入手。羅素對於俄國布爾塞維克的不滿意,就是少數專制多數。但這個專制,是因多數未受教育而起的。凡一種社會,必先有良好的小部分,然後能集成良好的大團體。所以要有良好的社會,必先有良好的個人,要有良好的個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教育並不是專在學校,不過學校是嚴格一點,最初自然從小學入手。各國都以小學為義務教育,有定為十年的,有八年的,至少如日本,也有六年。現在有一種人,不滿足於小學教育的普及,提倡普及大學教育。我們現在這小學教育還沒有普及,還不猛進麼?

若定小學為義務教育,小學以上,尚應有一種補習學校。歐洲此種學校,專為已入工廠或商店者而設,於夜間及星期日授課。於普通國語、數學而外,備有各種職業教育,任學者自由選習。德國此種學校,有預備職業到二百餘種的。國中有一二邦,把補習教育規定在義務教育以內,至少二年。我們學制的乙種實業學校,也是這個用意,但仍在小學範圍以內。於已就職業的人,不便補習。鄙意補習學校,還是不可省的。

進一步,是中等教育。我們中等教育,本分兩系:一是中學校,專為畢業後再受高等教育者而設;一是甲種實業學校,專為受中等教育後即謀職業者而設。學生的父兄沿了科舉時代的習慣,以為進中學與中舉人一樣,不籌將來能否再進高等學校,姑令往學。及中學畢業以後,即令謀生,殊覺毫無特長,就說學校無用。有一種教育家,遂想在中學裡面加職業教育,不知中等的職業教育,自可在甲種實業學校中增加科目,改良教授法;初不必破壞中學本體。又現在女學生願受高等教育的,日多一日,各地方收女生的中學很少,湖南止有周南代用女子中學校一所,將來或增設女子中學,或各中學都兼收女生,是不可不實行的。

再進一步,是高等教育。德國的土地,比湖南止大了一倍半,人口多了兩倍,有大學二十。法國的土地,比湖南大了一倍半,人口也止多了一倍半,有大學十六。別種專門學校,兩國都有數十所。現在我們不敢說一省,就全國而言,只有國立北京大學,稍為完備,如山西大學,北洋大學,規模都還很小。尚有外人在中國設立的大學,也是有名無實的居多。以北大而論,學生也只有兩千多人,比較各國都城大學學生在萬人以上的,就差得遠了。湖南本來有工業、法政等專門學校,近且籌備大學。為提高文化起見,不可不發展此類高等教育。

教育並不專在學校,學校以外,還有許多的機關。第一是圖書館。凡是有志讀書而無力買書的人,或是孤本、抄本,極難得的書,都可以到圖書館研究。中國各地方差不多已經有圖書館,但往往止有舊書,不添新書。並且書目的編制,取書的方法,借書的手續,都不便利於讀書的人,所以到館研究的很少。我聽說長沙有一個圖書館,不知道內容什麼樣。

其次是研究所。凡大學必有各種科學的研究所,但各國為便利學者起見,常常設有獨立的研究所。如法國的巴斯篤研究所,專研究生物化學及微生物學,是世界最著名的。美國富人,常常創捐基金,設立各種研究所,所以工藝上新發明很多。我們北京大學,雖有研究所,但設備很不完全。至於獨立的研究所,竟還沒有聽到。

其次是博物院。有科學博物院,或陳列各種最新的科學儀器,隨時公開講演,或按著進化的秩序,自最簡單的器械,到最複雜的裝置,循序漸進,使人一覽瞭然。有自然歷史博物院,陳列礦物及動植物標本,與人類關於生理病理的遺骸,可以見生物進化的痕跡,及衛生的需要。有歷史博物院,按照時代,陳列各種遺留的古物,可以考見本族漸進的文化。有人類學博物院,陳列各民族日用器物、衣服、裝飾品以及宮室的模型、風俗的照片,可以作文野的比較。有美術博物院,陳列各時代各民族的美術品,如雕刻、圖畫、工藝、美術,以及建築的斷片等,不但可以供美術家的參考,並可以提起普通人優美高尚的興趣。我們北京有一個歷史博物館,但陳列品很少。其餘還沒有聽到的。

其次是展覽會。博物院是永久的,展覽會是臨時的。最通行的展覽會,是工藝品、商品、美術品,尤以美術品為多。或限於一個美術家的作品,或限於一國的美術家,或徵及各國的美術品。其他特別的展覽會,如關於衛生的、兒童教育的,還多。我們前幾年在南京開過一個勸業會,近來在北京、上海,開了幾次書畫展覽會,其餘殊不多見。

其次是音樂會。音樂是美術的一種,古人很重視的。古書有《樂經》、《樂記》。儒家禮、樂並重,除墨家非樂外,古代學者,沒有不注重音樂的。外國有專門的音樂學校,又時有盛大的音樂會。就是咖啡館中,也要請幾個人奏點音樂。我們全國還沒有一個音樂學校,除私人消遣,照演舊譜,婚喪大事,舉行俗樂外,並沒有新編的曲譜,也沒有普通的音樂會,這是文化上的大缺點。

其次是戲劇。外國的劇本,無論歌詞的,白話的,都出文學家手筆。演劇的人,都受過專門的教育。除了最著名的幾種古劇以外,時時有新的劇本。隨著社會的變化,時有適應的劇本,來表示一時代的感想。又發表文學家特別的思想,來改良社會,是最重要的一種社會教育的機關。我們各處都有館,所演的都是舊劇。近來有一類人想改良戲劇,但是學力不足,意志又不堅定,反為舊劇所同化,真是可嘆。至於影戲的感化力,與戲劇一樣,傳佈更易。我們自己還不能編制,外國輸入的,又不加取締,往往有不正當的片子,是很有流弊的。

其次是印刷品,即書籍與報紙。他們那種類的單復,銷路的多寡,與內容的有無價值,都可以看文化的程度。販運傳譯,固然是文化的助力,但真正文化是要自己創造的。

以上將文化的內容,簡單的說過了。尚有幾句緊要的話,就是文化是要實現的,不是空口提倡的。文化是要各方面平均發展的,不是畸形的。文化是活的,是要時時進行的,不是死的,可以一時停滯的。所以要大家在各方面實地進行,而且時時刻刻的努力,這才可以當得文化運動的一句話。

何謂文化?

蔡元培(1868-1940)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餘,漢族,浙江紹興山陰縣人,原籍浙江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進步人士,國民黨中央執委、國民政府委員兼監察院院長。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革新北大開“學術”與“自由”之風;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時兼任中法大學校長。他早年參加反清朝帝制的鬥爭,民國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個法令——《大學令》。北伐時期,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員會、籌設中華民國大學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導教育及學術體制改革。1927年參與發起“護國救黨運動”,認為應當清黨但反對殺人。1928年至1940年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貫徹對學術研究的主張。蔡元培數度赴德國和法國留學、考察,研究哲學、文學、美學、心理學和文化史,為他致力於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論基礎。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葬香港仔山巔華人公墓。


孟雲飛轉編自《北京大學日刊》,1921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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