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張騫鑿空西域以來，歷朝歷代外國的商人、使節、旅行者以及明清兩朝的外國傳教士帶來諸多了有關外部世界的認知，但是古代中國關於異域的想象，主體上沒有變動的，古代中國長期以來都固著於這樣一個經典圖景：天穹如蓋，大地方正，中國居其中，四夷環繞於外。在那些通常題為"禹貢"、"貢職"、" 輿地"的天下地圖裡，中國不但佔據中心位置， 而且佔據地圖的大部分空間，四夷則散佈四周，二者之間位置以及大小，象徵文明與野蠻。
禹貢九州圖
傳統天下觀以一個簡單的等式關係總結，天下=中華世界=中心+周邊=我族+他族=華+夷=中國+諸王國=皇帝+國王=宗主國+藩屬國，地位上來說，中國皇帝作為中央之國的皇帝自是至高無上，皇帝命令理藩院或禮部管轄藩屬事物，是一種上對下的對外關係。這種天下觀，自明朝中後期開始隨著近現代的地理學傳入中國，遭到了直接挑戰。
1602年利瑪竇繪成了著名的《坤輿萬國全圖》，此圖中他向中國人介紹了有關五大洲的知識，將16世紀地理大發現的成果展現給了中國，久居中國的利瑪竇對中國傳統的觀念已經有了相當的瞭解，為了迎合中國傳統的天下觀，這幅地圖在繪製時相較於真實地理，他進行了一定的修改，他把第一條子午線的投影轉移，在地圖左右兩端各留下一條邊，使中國正化在圖的中央。
萬國坤輿全圖明朝部分
縱然如此，該圖仍然遭到了嚴厲的抨擊，清初魏溶在《利說荒唐惑世》一文中如此評價此圖
近利瑪竇以其邪說感眾，士大夫翕然信之....所著坤輿全圖，洗洋窄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見，足之所不能至，無可按驗耳。真所謂畫工之面鬼也。毋論其他，且如中國於全圖之中，居稍偏西而近於北，試於夜分仰觀北極樞星乃在子分，則中國當居正中，而圖置稍西，全屬無謂。
1773年法國傳教士蔣友仁再次向乾隆帝進獻《坤輿萬國全圖》，後來曾在乾隆，嘉慶，道光三朝任閣老、九省任疆臣，被稱作一代文宗的大儒阮元在其著作《疇人傳》中對此圖的評價是"上下易位，動靜倒置，則離經叛道，不可為訓，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對於中國傳統士大夫來說，在未收到足夠大的衝擊前他們是絕對不可能接受，中國在世界上並非中央之國的現實。
改觀發生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戰後數年，部分有識之士意識到了解世界的重要性，在這幾年間，陸續出現了幾本關於介紹世界的書籍，不甚出名的有梁廷將的《海國四說》、 姚瑩的《康輶紀行》，影響深遠的有魏源的《海國圖說》和徐繼畲的《瀛寰志略》。
瀛寰志略
《瀛寰志略》一書的作者徐繼畲時任福建巡撫，他在這本書中除日本和琉球兩國地圖之外，其餘各國地理均使用西方所繪地圖，並且他書中較為全面的介紹了全球五大洲各國的歷史地理知識，經緯度劃分，代表了當時中國對世界歷史地理最高水平的認知。
此書的地圖客觀寫實，如此一來中國位居世界之中的理論自然無法存在，但徐繼畲迫於當時大環境，他雖然對世界地理已經有了這般多的瞭解，仍然要在書裡聲明"坤輿大地以中國主"，他最初是把《皇清一統輿地圖》放置到亞細亞地圖之後，先列各大洲再列具體的國家，此舉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他的同鄉好友張穆見了之後卻趕忙提醒他必須要把中國的版圖單獨放在卷首，即必須把要中國和外夷區分開來，並提醒他當年徐光啟就是不甚注意這些以至於"負謗至今"。徐繼畲聽後確實是害怕了，不但把《皇清一統輿地圖》放到卷首，又在書中特意加上"此書專詳域外"表明沒有任何中外對比的意思。而寫亞洲又不可能不提中國，他在這部分內容將中國形容為"倫物之宗祖，而萬方仰之如辰極"。
徐繼畲
不光是徐繼畲，魏源同樣受到當時大環境的限制，他的《海國圖志》在最後附加的部分牽強的加上了一部分內容，強行去論證當今的五大洲其實就是墳典中說的四大部洲，亞歐非三大洲實則均為南贍部洲，美洲大陸則為西牛賀洲，而東勝神洲和北俱蘆洲現在尚未發現，而關於中國並非世界正中的中央之國，他根據墳典解釋，墳典有云，南贍部洲有四主，"東方人主，南方象主，北方馬主，西方寶主"，中國既然位居東方，那麼自然而然的就是"人主"，中國之所以為中央之國，並非地理居中，"謂其天時適中"。
魏源和徐繼畲為了能讓介紹世界的著作可成功發行做了諸多牽強附會，只是希望在閉塞的大清有更多人能瞭解真實世界，但他們的著作在當時仍被視作歪理邪論，不曾為人重視，甚至可以說兩次鴉片戰爭中間的二十年間，中國傳統天下觀依舊無甚變動，甚至不光是深受傳統儒學思想教育的清廷高官，就連受西方影響頗深，搞出來拜上帝教的洪秀全也是類似的思想。
洪秀全
洪秀全治下的太平天國對西方人態度十分友善，這是一個進步，但是在外交辭令上長久以來太平天國也和清廷無二，洪秀全對西洋各國仍然視作進貢的番邦，以"天下萬國太平真主"自稱，還曾經下"御詔"給英國代表，說"西洋番弟聽朕詔，同頂爺哥滅臭蟲（指清廷）""替爺替哥殺妖魔"。最早醒悟過來的是洪仁玕，他總理太平天國朝政之後，所著《資政新篇》中介紹世界大勢，認為舊的華夷觀念已經過時，當今世界國與國的交往當以信義相示，彼此平等往來，在他的主張下，洪秀全後期對西方國家的外交文書中使用"照會""貴國""貴駕"等平等詞句。比較諷刺的是，清廷正式有人公開宣稱要摒除夷夏觀念，視中國為萬國之一的，卻要到1875年鄭觀應的《論公法》一書才有體現。
長期以來中國唯有理藩而無外交，1861年，在列強的要求下，清廷總算是設立了總理衙門這一有外交部性質的機構。然而總理衙門的設立從頭到尾都顯示的清朝的不情不願，首先這個衙門一切就簡，就連選址都是選的一處民宅，又怕列強不高興，把民宅大門草草改成了衙門的樣式，而總理的衙門的大小官員都是兼職，都在暗示著此衙門級別低於正式的衙門。
總理衙門
不論如何不情不願，總理衙門的設立仍然是初步破除舊有天下觀，向世界接軌的重要一步，之後數十年間清朝和外國的接觸，也開始以《萬國公法》為論據和外國爭辯，在庚子事變後總理衙門被改為外務部成為正式部門，這中間的數十年清廷的態度有時理智有時又抱殘守缺。舉例來說，1876年郭嵩燾成為了首位駐外大使，在當時看來，無論是外國大使常駐中國還是中國派遣大使駐外都是一件十分恥辱之事，郭嵩燾是湖南人，當時全湖南士紳階級都以他為恥，揚言要開除他的省籍，此時倒是慈禧太后等人堅決支持了郭嵩燾，使得這次中國首次派遣駐外大使之事得以完成。
然而哪怕是總理衙辦理了幾十年的對外事務，後來權能越來越大，清廷在庚子事變遭受列強強迫之前一直都不願意把這個部門轉正，足可看出朝野上下對傳統天下和與世界接軌的矛盾心理。總理衙門一日是一個臨時部門，就說明在清廷官員的心目中，中外就仍有高低之別，上下之分。
理藩院到總理衙門再到外務部，這是對外機構上屈從於國際體系，除此之外，另一個重要的變動就是對外的禮儀。最大的爭論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外國使臣面見中國皇帝該不該下跪？"關於下跪的禮節問題，最出名的自然是乾隆朝的馬戛爾尼來華事件，最後馬戛爾尼給乾隆皇帝行了單膝下跪的禮節。
馬戛爾尼對乾隆單膝行禮
英吉利的"貢使"見到天朝大皇帝竟然沒有規規矩矩的行三跪九叩大禮，這對當年的清朝自是深以為恥。為了面子，"英國人雙腿僵硬，倒地後無法起來"這等謠言就這麼傳開了，可悲的是，縱然是林則徐這等識見高明之士竟然也相信了此等鬼話。同樣的事情在同治皇帝親政之時又發生了，按慣例他國皇帝親政，外國公使會覲見皇帝遞交國書，以表友誼。這本是很尋常的事情，但是關於外國公使是否要對同治皇帝下跪一事，又再次出現了爭端。
起初總理衙門自是堅決要求各國公使要對皇帝行跪拜之禮，但遭到了公使們的嚴詞拒絕，為此雙方爭辯了整整四個月的時間，最終清廷畢竟拗不過列強，同意各國公使以西洋鞠躬禮在紫光閣依次覲見同治皇帝。毫無疑問，此事在當時清廷官員眼裡，又是奇恥大辱，為了"天朝上國"的面子他們又編造了外國公使在見到天朝大皇帝時被天威所震懾的種種醜態：
上御紫光閣見西洋各國使臣，文武班列，儀衛甚盛。聞夷酋皆震慄失次，不能致辭，跽叩而出。謂自次不敢復覲天顏。蓋此輩犬羊，君臣脫略，雖跳梁日久，目未睹漢官威儀。故其初挾制萬端，必欲瞻覲；既許之矣，又要求禮節，不肯拜跪。文相國等再三開喻，始肯行三鞠躬；繼加為五鞠躬。文公固爭，不復可得。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後，蓋神靈震疊以致之也。
同治皇帝接見各國使臣
此種行徑雖然可笑可悲，但"天朝大皇帝"在禮節等級上失去了對外國的優越感之後，許多東西總歸會慢慢適應，中國自古以來的天下觀就在這一步步的和近現代世界的接軌下破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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