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之亂是發生於東晉初期的一場規模較大的叛亂，簡單看王敦之亂的過程：

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之亂起，不久之後便攻陷建康。王敦拜丞相後返回武昌，遙控東晉朝政。永昌二年（公元323年），司馬睿死後，司馬紹即位。王敦再次出兵，重返建康後移鎮姑孰。永昌三年（公元324年），王敦死，王敦之亂於當年結束。

王敦之亂短短兩年的時間，過程其實很簡單，但卻存在讓人很疑惑的地方。最大的兩個讓人生疑不解之處在於：其一，同為琅琊王氏的王導在王敦還叛亂時，為何能依舊在建康任職，王敦之亂後依舊執掌朝政；其二，王敦第一次起兵攻陷建康後，為何不留在建康，反而選擇返回武昌，給了建康密謀反抗的機會？

解答這兩個疑惑，其實涉及到東晉時期特殊的門閥鬥爭，這當然不是無稽之談。下面從王敦之亂的整個過程，看隱藏在王敦之亂表面之下的東晉門閥鬥爭：

一、王敦之亂起因：皇權與門閥之間的矛盾

王敦之亂的原因其實被人熟知，司馬睿忌憚於王敦的勢力，重用劉隗、刁協，想要掣肘王敦。

初，敦……立大功於江左……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為心膂。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王敦傳》

對於王敦的叛亂的目的，其實最明顯的就是他打出的出兵口號“誅劉隗”。因為王敦“立大功於江左”，而劉隗、刁協等人都無功於江左，司馬睿拿兩人來對付有功的琅琊王氏，王敦“不能平” 有不臣之心，因而在司馬皇族與琅琊王氏之間，開始有了嫌隙。

司馬睿用劉隗、刁協的原因，和王敦起兵叛亂的原因，便是如此了。司馬睿打壓王氏的目的明確，王敦試圖鞏固王氏門閥地位的目的，也非常明確。

代表皇權的司馬睿，試圖使用自己的力量，制衡發展過大的門閥力量琅琊王氏，導致王敦的叛亂。

二、司馬睿的目的：想要打破“王與馬”局面

東晉的建立是由琅琊王氏的王導出面，聯合江東士族共同扶持司馬睿建立的。當時“王與馬”的局面，正是司馬氏皇族與琅琊王氏的合作關係。

當時東晉初期的局勢為：司馬皇族靠琅琊王氏內外把控局勢，依託江左士族，東晉才得以偏居江左。這便是“王與馬”的局面，是東晉皇權與門閥士族合作共生的特殊狀態。

內部王導是連接司馬氏與江東士族的紐帶，外部王敦是穩定南方局勢的武力威懾，內外皆是“王氏”。

而面對日益強盛的琅琊王氏內外把控朝政，當時司馬睿便想要打破“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最先表現出來的就是對建康王導的態度變化。

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疏遠……。

這便能看得出司馬睿對於王導所代表的琅琊王氏態度的變化，由原先的非常依仗，到任用劉隗，疏遠王導，這是司馬睿有意識地開始改變東晉立朝以來，琅琊王氏能與自己“共天下”的局面。

時劉隗用事，頗疏間王氏，導等甚不平之。《王敦傳》秋七月……以尚書戴若思為徵西將軍、都督司兗豫並冀雍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丹陽尹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元帝紀》

對建康執掌中樞的王導的疏離，和在外重用戴淵、劉隗執掌方鎮的做法，是司馬睿對於琅琊王氏“昭然若揭”的對抗。

如此毫不掩飾地想要限制琅琊王氏的發展，建康內王導被疏遠，建康外王敦被防備，再看得開的王敦也坐不住了。處於建康之外的王敦，興兵而來。

三、江東士族對王敦興兵的態度

其實“王與馬”這種皇權和門閥共生的狀態，是各方平衡之後的產物。當初司馬睿南來，江東大族不待見司馬睿，靠著王導的奔走才讓賀循、顧榮等南方士族承認司馬睿的地位，東晉也才得以靠江東士族的支持能夠建立。

而身處建康的王導，能夠在王敦之亂髮生時，不被司馬睿迫害。雖有周顗等北方南來之人的功勞，但司馬睿不殺王導的最大顧及，可能有兩點：一是正興兵而來的王敦，二是東晉賴以立朝的江東士族。

能夠讓江東士族承認司馬睿，當然是王導許給江東士族的利益，這也是江東士族發展的需要。而“王與馬”便是皇權與門閥友好共處的體現，也是讓江東士族能夠放心的局面。

在此局面之下，司馬睿想要壓制琅琊王氏，便是想要打破王導、王敦來江左之後，一手建立起來的皇權與門閥共生的局面，江東士族當然不會如他所願。這也並非虛妄猜測，從王敦之亂中，江東士族的選擇，便可以看出他們的態度：

提到江東士族，除了顧榮、賀循所代表的江東士族之外，“江左之豪，莫強周、沈”的義興周氏和吳興沈氏便很具代表性。義興周氏和吳興沈氏是東晉前期，江東最為權威的豪門，被稱作“江東二豪”。因此，當時

周、沈二族的態度，便很能代表當時江東士族的選擇。

• 吳興沈氏的代表人物沈充，在王敦上表討伐劉隗時，響應王敦，統帥東吳軍事。與同郡的錢鳳，同為王敦之亂時的支持勢力。
• 義興周氏的代表人物周札，在王敦舉兵到達建康之後，打開石頭城要塞城門，讓王敦順利攻下建康。

雖然周札投降的原因，有的看法是他被“有司彈奏”，才對司馬睿一方產生叛逆之心，但也看得出司馬睿不注重江東士族出身的周札。

沈充和周札在王敦之亂時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江東許多士族門閥的選擇，在王敦和司馬睿雙方的選擇中，江東士族選擇了王敦。

再看一人，甘卓也屬江東士族，代替北士周訪擔任梁州刺史。在王敦發兵時態度也是搖擺不定，在兩方勢力之間猶豫不決。而他所在的梁州，是“僑制”在荊、江北方襄陽的重鎮，具有威懾荊、江的作用。

當時甘卓決定反王敦時，“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可見甘卓當時所在梁州對於王敦的威懾。但是，發出討伐王敦檄文的甘卓，卻在關鍵時刻又選擇了猶豫不前，最後放任王敦去了建康。

甘卓前後猶豫不決的態度，和最後放任王敦興兵的選擇，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看得出作為江東士族的甘卓，對於王敦興兵的態度。

從代表江東士族的周札、沈充和甘卓三人，在王敦之亂的選擇上，可以窺見

當時江東士族中，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對司馬氏政權的“不友好”態度。雖然司馬氏是當時名義上的江東皇族，但卻依舊抵不過當時顯赫門閥琅琊王氏的好感。

當初周札的哥哥周玘，身為江南豪門義興周氏代表，擁有“三定江南”之功，卻因為不滿司馬氏政權而意圖發動叛亂，事情洩露後鬱鬱而終。周玘的態度，可以呈現出當時江東士族，對司馬氏政權抱著牴觸態度。

這也是當初司馬睿和王導來到江東之後，有“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的原因。而之後王導和王敦靠自己跟江東士族的結交，讓江東士族認可了司馬睿，才能得以讓東晉立朝。

而能夠讓江東士族認可司馬睿及東晉王朝的原因，當然就是一定的利益，包括保持自身門閥士族的特權等。 “王與馬”局面的形成，也是江東士族門閥默認的結果。

以上，可以從王敦之亂前期的過程中，江東士族門閥的態度，是在司馬氏皇權想要破壞門閥士族與皇權並立局面的時候，選擇支持同為門閥士族的王敦。司馬氏不願意門閥政治局面的產生，而琅琊王氏和江東士族門閥卻是非常樂見其成，因而有了王敦不費吹灰之力攻陷建康的經過。

並且，對於王敦起兵之時，王導依然能夠在中樞任要職，司馬睿不敢殺王導的原因，也可以窺見一斑。

除了王敦和琅琊王氏的身份之外，在東晉初期維繫司馬皇族與江東士族門閥之間關係的王導，關係甚大，司馬睿不敢冒江東士族之大不韙。

四、王敦返回武昌的原委探究

在解答完文章開頭的第一個疑惑後，對於第二個疑惑中，王敦為在江東士族默許和支持態度下，王敦一路輕鬆進入建康之後，為什麼不坐鎮中樞，而是“還屯武昌”？

在我看來，原因依舊可以從門閥之間的爭鬥去看。

根據以上探究可知，王敦發兵到攻陷建康的過程，是有江東門閥的支持和一定默許態度的。而王敦到達健康之後卻選擇“還屯武昌”，以及第二次起兵的迅速失敗，其實也跟東晉門閥士族的爭鬥有關。

• 先看僑姓士族的態度變化：

僑姓士族也就是從北方南來的士族，比如琅琊王氏、陳郡謝氏、龍亢桓氏都是僑姓士族。身為僑姓士族之一的琅琊王氏，除了要在意江東士族門閥的態度之外，對於同來的其他僑姓士族的態度當然也會重視。

與周顗交好的陳郡謝氏謝鯤，在王敦之亂中跟隨王敦攻陷建康，但卻在此之後，極力阻攔王敦更進一步稱帝；龍亢桓氏桓彝，因為忌憚王敦所以辭官，在司馬睿死後，受庾亮的舉薦做官；

穎川庾氏庾亮，因為其妹為司馬紹的皇后，而在王敦之亂中對抗王敦。

至少，在同為僑姓士族的三個門閥士族當中，都是對王敦之亂持反對意見的。並且，包括琅琊王氏自身，也在王敦之亂的前後發生了某種態度轉變。雖然不能說王敦之亂全過程，王氏之人都持反對態度，但最後王含兵敗逃往王舒處被殺，琅琊王氏的態度轉變就可見一二。

值得注意的是，謝鯤在王敦攻陷建康之前，一直留任在王敦軍中；桓彜在王敦之亂前，也選擇隱居不表態；庾亮在王敦之亂前，便託病辭任，去做了文職中書監，一直到王敦第二次起兵時，才受司馬紹詔領兵。

僑姓士族在王敦之亂前後的態度，有著明顯的變化，從默許或不表態，轉變為明顯地反對，一如琅琊王氏王舒等人的態度轉變一樣。這除了與身在中樞的僑姓士族，知曉郗鑑、蘇峻等流民帥之威外，跟他們所出的門閥身份，肯定脫不了干係！

原本在王敦第一次出兵時的助力，或者不阻攔的勢力，在第二次出兵時，開始轉而參與阻攔，這一點值得思考這些勢力自身的門閥身份。

再看江南士族門閥的態度變化：

要提一個江東士族當中的重要人物，那就是

紀瞻。他在平定王敦之亂中雖然沒有重大表現， 但卻非常關鍵。因為正是有了紀瞻的引薦，才讓郗鑑能被司馬睿迅速接受。而紀瞻的身份同賀循和顧榮一樣，是江東士族領袖，他的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江東士族對於王敦的態度。

（永昌元年）秋七月，王敦自加兗州刺史郗鑑為安北將軍。……兗州刺史郗鑑自鄒山退守合肥。《元帝紀》時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杖鑑為外援。《郗鑑傳》時郗鑑據鄒山，屢為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鑑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紀瞻傳》

從郗鑑的經歷看，從鄒山退守合肥是在王敦攻陷建康之後，正好是戴淵從合肥轉鎮京師之後，合肥空缺，郗鑑補上。而在郗鑑退守合肥，到明帝“謀杖鑑為外援”之間這段時間，應當是紀瞻“上疏請徵之”的確切時間點。

而從這一點看，紀瞻引薦郗鑑的時間點，是在王敦佔據建康之後。司馬睿接受紀瞻的建議，在秋七月王敦攻佔建康之後，想要徵辟郗鑑“領軍將軍，既至，轉尚書”，但郗鑑“以疾不拜”。等到司馬紹即位後，才正式對郗鑑進行大量封賜，進而引起王敦的注意，讓郗鑑為尚書令，徵到建康任職。這時候，已經是王敦轉鎮姑孰的時間了。

因此，紀瞻在之前並未推薦郗鑑，而在王敦攻陷建康，似有更進一步篡位時，選擇向朝廷引薦郗鑑，其中便能窺見紀瞻作為江東士族的某種態度了。

不無大膽地推測，紀瞻作為江東士族領袖，在王敦初次兵發建康之後，對王敦作為應當持默許態度；而當看到王敦過分封賞王氏子弟，甚至想要破壞“王與馬”原有平衡狀態時，便選擇引薦郗鑑等流民帥勢力，藉由去限制“失控”的王敦。

而之後，王敦在殺掉江東士族義興周氏周札後，面對江南士族的反抗也越來越多：會稽虞潭在餘姚起兵討伐沈充；義興人周蹇亦殺王敦任命的太守劉芳；沈充則誤入舊將吳儒的家，被吳儒殺死。

可見當時江東士族，已經開始做出跟之前相反的選擇，去壓制王敦勢力。

五、結語與思考

以上所述，作為江東士族門閥，所圖的目的是依仗王敦發動叛亂，震懾司馬皇族，讓想要重振皇族權威的司馬氏放棄自己的打算。

這也是南來的僑姓士族所圖之事，因而在王敦第一次興兵之時，王敦所面對的反抗力量很少。僑姓士族包括王導所代表的琅琊王氏內部，與王敦不同意見的那部分人，都是默認或者不予激烈反抗。

而當王敦在建康，肆無忌憚展示自己想要趁機篡權的目的後，包括謝鯤、紀瞻在內的僑姓士族和江東士族，開始強烈的反對和開始謀算壓制王敦。

這也是當時王敦到建康之後，不得不返回武昌的可能原因，也是之後王敦第二次起兵面對的阻礙增加許多的緣故。

王敦之亂，可以算是一場恢復東晉門閥政治局面的叛亂，旨在保護東晉之初，北方僑姓士族與江東本土門閥士族之間達成的默契，不被司馬皇族破壞。

王敦之後，庾氏門閥崛起，可即便在與王氏門閥的對決當中，也在千方百計限制司馬皇族勢力的崛起，也是在保證王敦之亂所圖之事——門閥掌權、門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