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和丁玲，都是記載入中國文學史的大作家。丁玲是革命作家中一顆耀眼的明星，自不用說。1948年郭沫若發表著名檄文《斥反動文藝》，沈從文被列入了遭受猛烈批判的行列。從此淡出文壇，傾心於古代服飾史研究。直到改革開放後，才像出土文物一樣挖掘出來，重現光芒。
然而，到了1980年，丁玲卻向劫後餘生的沈從文猛烈開火，從此，這兩位早年的密友，老死不相往來。這就是文壇上著名的“丁沈恩怨”事件。
1980年春天，丁玲在3月出版的《詩刊》上，刊發《也頻與革命》一文。在紀念胡也頻的這篇文章中，丁玲對沈從文將近五十年前創作的《記丁玲》進行嚴厲批評：
“這是一部編得很拙劣的‘小說’，作者在書中提到胡也頻和我與革命的關係時，毫無顧忌，信筆編撰，……類似這些胡言亂語，連篇累牘，不僅暴露了作者對革命的無知、無情，而且顯示了作者十分自得於自己對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市儈，站在高岸上品評在洶湧波濤中奮戰的英雄們的高貴紳士是無法理解他的。這種人的面孔、內心，我們在幾十年的生活經歷和數千年的文學遺產中見過不少，是不足為奇的。”
丁玲
在1981年發表的另一篇關於胡也頻的文章中，丁玲仍不點名地譏諷沈從文是“紳士”、“準紳士”。
丁玲在寫給出版過《記丁玲》一書的出版家趙家璧信中，說：“其實他整個一生是一個可憐可笑的人物。”
丁玲的開炮，對沈從文打擊相當大。他不解，他困惑，繼而氣憤。尤讓沈從文委屈、也令外人不解的是，二十多年來，對丁玲的身心打擊最厲害的，是與丁玲有著歷史糾結的那些人，丁玲不去批評他們，為何反而轉過身，把矛頭對準了年輕時的密友沈從文？
後來，他在十二卷本《沈從文文集》中不收《記丁玲》和《記胡也頻》以示抗議。
沈從文認為，丁玲之所以這樣，因為他在《記丁玲》中用不少筆墨描寫了馮達（出賣丁玲並與之在南京同居），才招致丁玲的指責。他說道：“方明白主要罪過是我不該提及對於現今還活在臺灣一個人的‘懷疑’，對於她也‘舉得不夠高’。”
沈從文
兩個人的關係自此徹底破裂。一次，旅居海外的凌叔華來到北京，有關方面宴請招待，凌叔華提出請30年代的兩位老朋友沈從文、丁玲作陪。沈從文得知有丁玲參加，婉言謝絕，凌叔華只好隨後單獨前去拜訪。
丁玲，與沈從文結識於1925年初。因同為湖南老鄉(丁玲出生在安福縣，即現今的臨澧，與鳳凰共傍一條沅水。)，如今又漂流在京，對故鄉的懷念，很快就拉近了兩人的距離。當時，丁玲獨自住在通豐公寓，正打算報考藝專。沈從文與之相識時，胡也頻已經愛上了她，丁玲也接受了胡也頻的愛。
從此，每當丁玲與胡也頻為一點小事爭吵，沈從文都是充當和事佬和救火隊員的角色。
後來，丁玲和胡也頻在北京待不下去，兩人又返回湖南。這期間，胡也頻經常將詩稿寄給北京的沈從文，託他轉給《晨報》和《現代評論》發表。由於胡也頻、丁玲的字體和行文方式與沈從文不分伯仲，刊物和讀者幾乎都誤認為也頻、丁玲是沈從文的另一筆名。
1928年1月，沈從文從北京來到上海。兩個月後，胡也頻和丁玲也出現在沈從文面前。這一次，丁玲狂熱地愛上了馮雪峰。
沈從文在這場三角戀愛中只是一個配角。由於他與當事人相處日久，又時常同住一個公寓。不久，有關他和丁玲、胡也頻之間“三角戀愛”的消息，在上海灘不脛而走見。當時的小報甚至發表（《作家膩事》，說他們三人一起“同居”一室。
1931年1月17日，胡也頻去參加中共江蘇省委負責人何夢熊主持召開的會議，不幸被叛徒出賣，與會人員全部被國民黨軍警抓捕。
沈從文第二天晚上才得到胡也頻託人帶來的信，叫他請胡適、蔡元培設法取保。沈從文將消息告訴了丁玲後，便同她一道找到了李達夫婦，經商量，請胡適、徐志摩寫信給蔡元培，設法放人。接著，沈從文獨自到南京，找邵力子想法，邵力子寫信給上海市長張群，請求斡旋。沈從文返回上海，事情沒得結果，他又陪同丁玲再到南京，找中統的陳立夫。無奈胡也頻是軍統抓的，營救行動擱淺，找律師又遭拒。1931年2月7日，包括胡也頻在內的“左聯五烈士”和其他革命志士被國民黨秘密槍殺於龍華。
沈從文為營救好友胡也頻，不僅兩下南京，到處求人。胡也頻犧牲後，他又從徐志摩處借得路費，冒著風險，以丈夫的名義護送丁玲母子回到湖南常德，乃至延誤了返校的日期，丟掉了賴以為生的職業。其重情重義的俠義之舉，令人欽佩。失去教職，沈從文只好留在上海，靠寫作為生。
這期間，他應徐志摩之邀，前往北京，重溫了昔日他和胡也頻、丁玲相聚的地方，故地重遊，他寫下了緬懷好友胡也頻的紀實散文《記胡也頻》。
1932年夏，沈從文從青島去蘇州看望張兆和途經上海時，還去看望過丁玲。此時，丁玲已和馮達同居。沈從文認為他們氣質不相符，馮達只是個“小白臉”，丁玲不以為然，兩人自然無話可說。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綁架，當時幾乎無一人敢出面揭露此事。在青島大學任教的沈從文得知後，於5月25日寫下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並在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上刊出，後又在《大公報文學副刊》上相繼刊登出《丁玲女士失蹤》以及《記丁玲女士跋》兩篇文章。
不久，忽然聽到丁玲遇害的傳聞，正在為老友奔走呼號的沈從文感到無比憤怒和悲傷。正是在這種情緒下，才有了《記丁玲女士》（後改名為《記丁玲》）一書。當該書在天津《國聞週報》上連載時，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這不能不說給當局施加了一定的壓力，從而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丁玲的危險性。
誰能想到半個世紀後，昔日親如兄妹、情似紅顏的一對好友，反目成仇。
閱讀更多 芥子須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