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系統的漢字，是中國漢字原始階段晚期的漢字。對於這種漢字，即使在當時也是最不好操辦的事情之一。
但在現實上卻還沒有出現變革的必要性。為什麼？這個道理很簡單：文字從發明到應用，是需要對於這種文化的適應和接受有一些歷史階段的。
甲骨文實際上還不屬於狹義上說來是對文字的應用，僅僅是嘗試文字的使用階段而已。以商代擁有兩千萬人口計算（可能還不足這個數），估計當時的中國頂多只有200人在使用甲骨文，而且，僅僅集中於國家最高管理階層的一部分人中。
大致上說，使用漢字的人眾，僅僅是全國人口的十萬分之一，所以文字雖然在使用，卻沒有大眾性可言，這就是說，漢字的社會性尚未凸顯出來，漢字當時自然沒有形成社會化的市場。
為什麼漢字沒有留下商代以前的文字遺蹟？我看，這個道理也很簡單，當時的人們對於文字應用價值的認知，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文字發明了，就應該使用，這是我們今人的理念，相信發明文字的古人理念同樣如此。
但使用文字的實際情況，卻不是古人和我們今天的人所想象的那樣輕而易舉順理成章的事情。這個時候的漢字，還沒有一定規模的社會市場。
由於文字是需要社會化程較極高的一種學習性新文化，使用起來是要付出一定的社會勞動成本的，學習起來也是要付出具體的勞動成本的。而當時的文字價值，還沒有達到與一般文化的價值相當的優勢地位，而具有普遍的社會價值。
因此，文字最初使用的一段階段，相對來說，是高成本低效率的一種文化勞動（這當然是以歷史的階段性比較效率而言的）。所以，文字的使用範圍卻是出乎意料的有限。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實際上，最晚堯舜時代就有可能存在文字使用的情況，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因為，這一時期完成文字的發明，已經有一些社會基礎了，例如，大量的地名人名出現了。只是此時文字的適用範圍還相當小，使用的人眾可能要大於百萬分之一以上。所以，文字的使用機率就可想而知的低，因此很難發現遺存。
夏朝對於文字的使用依然沒有太大的發展，可能當時使用文字的人不會超過100人。今天，我們企圖發現堯舜到夏朝這段歷史，使用文字的機率幾乎為零，就是這個道理。
中外文字學家，對於中國漢字發展判斷的第一個失誤即此。
他們認為：只要文字發明了，那就一定在使用。而且，好像還認為是有相當規模的。
可是他們沒有考慮到，對於文字的使用是有現實上的實際侷限和困難的。
假如最晚堯舜前後就發明了文字，那麼即使是夏朝，也不能看做是文字真正應用的時代。
但商代較堯舜、夏代，明顯對文字的應用是有了巨大的無形的推動的。
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假如沒有商代人把文字用做當時比較重大的事件——占卜上面的社會實踐，中國漢字的命運很可能也會像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原始文字一樣，是避免不了一次滅亡的命運的，漢字的歷史將是另外一種文字體系的結果。
所以，我們說，是商朝的宗教文化推動了漢字巨大的無形的發展。所以，商代和商代以前都不會也不可能產生文字書寫革變的問題。
不過，在較為長期的連續的使用過程中的漢字，到底還是不變不行的。金文的手寫體漢字，已經把方形和三角形的墨塊兒，書寫為單線的四方和三角了。但這些小小的便利性書寫，還沒有構成漢字變革的成熟條件。
然而發生漢字變革的需要和可能的時代，來得還是比較快的。
大概西周晚期到春秋之初，漢字需要變革的信息就已經顯現出來了。也就是說，漢字真正比較普遍使用起來以後，僅僅不到三四百年，實踐就證明，書寫的差異問題就充分暴露出來了：社會上可以看到文字的書寫是五花八門的。
為什麼？因為周代的人口增長較快，文化也有了較大的發展，周天子的分封制，客觀上要求各諸侯國要有一套自己的官僚體系和管理制度，諸侯與諸侯之間也需要交流，有時還是需要高度信任保證的。那麼，文字這時候就有了新的使用價值，學習文字自然也會成為一種社會利益的自覺。
學習文字的比較成本開始下降。漢字第一次迎來了真正被社會化使用的新時代是西周時代。
文字一旦被發現具有使用價值，就會成為一種公共交通的文化，強大的社會性利益價值日益突出。與此同時，有兩個突出的現實問題也就伴隨而來了。
一個是標準問題，一個是書寫與標準的差異問題。標準問題我們基本上就不去談了。所謂的書寫差異問題，正是書寫規範與書寫自由的矛盾問題。
這個問題，從古至今沒有什麼本質的變化，何況歷史上第一次開始大規模學習書寫文字，教授不同，學員不同，怎能沒有千差萬別的書寫現象呢？
我們看，自甲骨文之書寫，就存在書寫差異，郭沫若先生試探性地提出了甲骨文時代存在“鍾、張、歐、顏”的形象比喻。
實際上，書寫漢字已經不是“、鍾張、歐、顏”這樣個別漸進的差異問題，而是極為普遍的同步差異問題。沒有漢字的社會化應用書寫，就沒有漢字的書寫差異。漢字的社會化程度越高，漢字書寫的差異也就越大，這個自發的狀況一直持續到隋唐時代，就是有力的說明。
不過，一方面是漢字書寫的絕對差異，一方面又是絕對的漢字標準。中國漢字始終處於這重即矛盾又統一的發展過程之中。這也是漢字必然要有書寫法度的基礎，因而書寫漢字，也就具有了鮮明的時代智力要素結構下的範式限度。
東周時期，周王室的中央威權地位在下降，代之而起的是大諸侯國的爭雄稱霸。這些大諸侯國建立起來的政府機構，形式上與周天子的王室的行政機構有著同樣的組織模式和官僚體制，而且政府功能有更加強化的趨勢。
這樣的社會政治生態，客觀上對於文字使用的社會需求是更加迫切了。有證據顯示，春秋時代書信，盟書大量使用。古老的口頭文學詩歌，這時有了文字記錄的詩集。
《詩》以文獻的形式開始出現，不會晚於周成王時代。這預示著文字文明的時代開始興起。私著國家文獻《左傳》出現於春秋末代。春秋五霸戰國七雄時代，各諸侯國皆有自己的國史。
我們完全可以復隱和想象，史書的廣泛出現，絕對不是沒有社會文化發展基礎而自發產生的個別現象。
據學者們推測，周人在商代時期，對於文字的使用比殷商人要落後許多。這正是商代以前漢字使用並不普遍並不平衡的現實生態。但是周人取代殷商以後，就大興文字之學，開始創辦學校了。因而很快成為使用文字的先進朝代。
《孟子》說商朝以前就有學校，但商朝之前的學校是不是教書學習文字，好像難以取得證實。假如商朝使用文字的主體階層，還是以宗教為業的貞人，那麼，在西周時期，使用文字的士大夫貴族，已經明顯超過了貞人，比較廣泛地見諸列國政治文化領域。
這是中國人自從發明了文字以來，真正實現了文字應用範圍有所擴大的歷史性標誌：文字成為一種社會制約。
西周時期，漢字的使用者總數可能超過了兩萬人，那時周朝的人口可能還沒有超過三千萬，西周時期使用漢字的人眾之所以大幅度增長，應該與西周創立官學有關。
西周末年孔子私立學校，應該是出於對官學的效仿。使用文字的人越多，書寫的差異也就越突出。但是，書寫差異的最大制約因素還是書寫速度。
按照春秋時代的書寫生態來看，臨時的文獻，一般不會刻比較合理。這是由於刻寫文字的勞動成本太高，所以手工書寫仍然是最常見的文獻產生形式。山西侯馬盟書多朱墨書寫，就是證明。因此，書寫速度就不可避免地成為文字演變的基礎了。
春秋到戰國的五百餘年時間裡，甲骨文體系的漢字，向隸書體系的漢字轉變的趨勢已成明顯大勢。據現代考古資料顯示，秦代通行的書寫文獻，已經完全流行隸書，所謂的秦始皇“書同文”，不過是對於已經有了很大程度改造的“標準文字”——甲骨文體系的篆書，進行了一次整理而已，使得漢字能夠正俗相通。從秦末漢初文字的應用書寫來說，篆書雖然還是“正書”，即“標準漢字”，但已經退出了日常書寫體系。秦帝國頒行的小篆，僅僅是漢字的歷史參照。代之而行的隸書已成一種新書。
用一句話來說隸書之所以出現的必然性，那就是隸書的書寫體系，較篆書書寫體系更節省時間，書寫形式有了更加自由的空間。
而且，文字的使用者已由士大夫貴族階層，擴大到普通自由民和沒落貴族後裔階層以及部分奴隸階層。大量來自於一般文獻的秦漢簡牘遺蹟上面的字跡，就是很好的說明——漢字的使用者越來越接近社會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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