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系统的汉字，是中国汉字原始阶段晚期的汉字。对于这种汉字，即使在当时也是最不好操办的事情之一。
但在现实上却还没有出现变革的必要性。为什么？这个道理很简单：文字从发明到应用，是需要对于这种文化的适应和接受有一些历史阶段的。
甲骨文实际上还不属于狭义上说来是对文字的应用，仅仅是尝试文字的使用阶段而已。以商代拥有两千万人口计算（可能还不足这个数），估计当时的中国顶多只有200人在使用甲骨文，而且，仅仅集中于国家最高管理阶层的一部分人中。
大致上说，使用汉字的人众，仅仅是全国人口的十万分之一，所以文字虽然在使用，却没有大众性可言，这就是说，汉字的社会性尚未凸显出来，汉字当时自然没有形成社会化的市场。
为什么汉字没有留下商代以前的文字遗迹？我看，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当时的人们对于文字应用价值的认知，还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文字发明了，就应该使用，这是我们今人的理念，相信发明文字的古人理念同样如此。
但使用文字的实际情况，却不是古人和我们今天的人所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个时候的汉字，还没有一定规模的社会市场。
由于文字是需要社会化程较极高的一种学习性新文化，使用起来是要付出一定的社会劳动成本的，学习起来也是要付出具体的劳动成本的。而当时的文字价值，还没有达到与一般文化的价值相当的优势地位，而具有普遍的社会价值。
因此，文字最初使用的一段阶段，相对来说，是高成本低效率的一种文化劳动（这当然是以历史的阶段性比较效率而言的）。所以，文字的使用范围却是出乎意料的有限。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实际上，最晚尧舜时代就有可能存在文字使用的情况，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一时期完成文字的发明，已经有一些社会基础了，例如，大量的地名人名出现了。只是此时文字的适用范围还相当小，使用的人众可能要大于百万分之一以上。所以，文字的使用机率就可想而知的低，因此很难发现遗存。
夏朝对于文字的使用依然没有太大的发展，可能当时使用文字的人不会超过100人。今天，我们企图发现尧舜到夏朝这段历史，使用文字的机率几乎为零，就是这个道理。
中外文字学家，对于中国汉字发展判断的第一个失误即此。
他们认为：只要文字发明了，那就一定在使用。而且，好像还认为是有相当规模的。
可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对于文字的使用是有现实上的实际局限和困难的。
假如最晚尧舜前后就发明了文字，那么即使是夏朝，也不能看做是文字真正应用的时代。
但商代较尧舜、夏代，明显对文字的应用是有了巨大的无形的推动的。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假如没有商代人把文字用做当时比较重大的事件——占卜上面的社会实践，中国汉字的命运很可能也会像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原始文字一样，是避免不了一次灭亡的命运的，汉字的历史将是另外一种文字体系的结果。
所以，我们说，是商朝的宗教文化推动了汉字巨大的无形的发展。所以，商代和商代以前都不会也不可能产生文字书写革变的问题。
不过，在较为长期的连续的使用过程中的汉字，到底还是不变不行的。金文的手写体汉字，已经把方形和三角形的墨块儿，书写为单线的四方和三角了。但这些小小的便利性书写，还没有构成汉字变革的成熟条件。
然而发生汉字变革的需要和可能的时代，来得还是比较快的。
大概西周晚期到春秋之初，汉字需要变革的信息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也就是说，汉字真正比较普遍使用起来以后，仅仅不到三四百年，实践就证明，书写的差异问题就充分暴露出来了：社会上可以看到文字的书写是五花八门的。
为什么？因为周代的人口增长较快，文化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周天子的分封制，客观上要求各诸侯国要有一套自己的官僚体系和管理制度，诸侯与诸侯之间也需要交流，有时还是需要高度信任保证的。那么，文字这时候就有了新的使用价值，学习文字自然也会成为一种社会利益的自觉。
学习文字的比较成本开始下降。汉字第一次迎来了真正被社会化使用的新时代是西周时代。
文字一旦被发现具有使用价值，就会成为一种公共交通的文化，强大的社会性利益价值日益突出。与此同时，有两个突出的现实问题也就伴随而来了。
一个是标准问题，一个是书写与标准的差异问题。标准问题我们基本上就不去谈了。所谓的书写差异问题，正是书写规范与书写自由的矛盾问题。
这个问题，从古至今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何况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大规模学习书写文字，教授不同，学员不同，怎能没有千差万别的书写现象呢？
我们看，自甲骨文之书写，就存在书写差异，郭沫若先生试探性地提出了甲骨文时代存在“钟、张、欧、颜”的形象比喻。
实际上，书写汉字已经不是“、钟张、欧、颜”这样个别渐进的差异问题，而是极为普遍的同步差异问题。没有汉字的社会化应用书写，就没有汉字的书写差异。汉字的社会化程度越高，汉字书写的差异也就越大，这个自发的状况一直持续到隋唐时代，就是有力的说明。
不过，一方面是汉字书写的绝对差异，一方面又是绝对的汉字标准。中国汉字始终处于这重即矛盾又统一的发展过程之中。这也是汉字必然要有书写法度的基础，因而书写汉字，也就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智力要素结构下的范式限度。
东周时期，周王室的中央威权地位在下降，代之而起的是大诸侯国的争雄称霸。这些大诸侯国建立起来的政府机构，形式上与周天子的王室的行政机构有着同样的组织模式和官僚体制，而且政府功能有更加强化的趋势。
这样的社会政治生态，客观上对于文字使用的社会需求是更加迫切了。有证据显示，春秋时代书信，盟书大量使用。古老的口头文学诗歌，这时有了文字记录的诗集。
《诗》以文献的形式开始出现，不会晚于周成王时代。这预示着文字文明的时代开始兴起。私著国家文献《左传》出现于春秋末代。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时代，各诸侯国皆有自己的国史。
我们完全可以复隐和想象，史书的广泛出现，绝对不是没有社会文化发展基础而自发产生的个别现象。
据学者们推测，周人在商代时期，对于文字的使用比殷商人要落后许多。这正是商代以前汉字使用并不普遍并不平衡的现实生态。但是周人取代殷商以后，就大兴文字之学，开始创办学校了。因而很快成为使用文字的先进朝代。
《孟子》说商朝以前就有学校，但商朝之前的学校是不是教书学习文字，好像难以取得证实。假如商朝使用文字的主体阶层，还是以宗教为业的贞人，那么，在西周时期，使用文字的士大夫贵族，已经明显超过了贞人，比较广泛地见诸列国政治文化领域。
这是中国人自从发明了文字以来，真正实现了文字应用范围有所扩大的历史性标志：文字成为一种社会制约。
西周时期，汉字的使用者总数可能超过了两万人，那时周朝的人口可能还没有超过三千万，西周时期使用汉字的人众之所以大幅度增长，应该与西周创立官学有关。
西周末年孔子私立学校，应该是出于对官学的效仿。使用文字的人越多，书写的差异也就越突出。但是，书写差异的最大制约因素还是书写速度。
按照春秋时代的书写生态来看，临时的文献，一般不会刻比较合理。这是由于刻写文字的劳动成本太高，所以手工书写仍然是最常见的文献产生形式。山西侯马盟书多朱墨书写，就是证明。因此，书写速度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字演变的基础了。
春秋到战国的五百余年时间里，甲骨文体系的汉字，向隶书体系的汉字转变的趋势已成明显大势。据现代考古资料显示，秦代通行的书写文献，已经完全流行隶书，所谓的秦始皇“书同文”，不过是对于已经有了很大程度改造的“标准文字”——甲骨文体系的篆书，进行了一次整理而已，使得汉字能够正俗相通。从秦末汉初文字的应用书写来说，篆书虽然还是“正书”，即“标准汉字”，但已经退出了日常书写体系。秦帝国颁行的小篆，仅仅是汉字的历史参照。代之而行的隶书已成一种新书。
用一句话来说隶书之所以出现的必然性，那就是隶书的书写体系，较篆书书写体系更节省时间，书写形式有了更加自由的空间。
而且，文字的使用者已由士大夫贵族阶层，扩大到普通自由民和没落贵族后裔阶层以及部分奴隶阶层。大量来自于一般文献的秦汉简牍遗迹上面的字迹，就是很好的说明——汉字的使用者越来越接近社会底层。
閱讀更多 千千千里馬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