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中犧牲的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是新四軍政治工作的重要開拓者和領導人。毛澤東對袁國平評價很高，稱讚“袁政治開展，經驗亦多”。
袁國平1906年5月26日生於湖南邵東，1925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加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1930年6月任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紅八軍政委，後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兼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代主任等職。抗戰爆發後，他在給侄子的信中，透露了自己到前線去的心聲：“由慶陽到延安治病兩個月，身體已康復，我過慣了戰壕生活，正請求黨中央派我去抗日前線工作。願為我中華民族之生存和解放和奪取抗戰的最後勝利而勇敢戰鬥，縱然捐軀疆場，死而無憾。”1938年4月26日，袁國平到達安徽巖寺新四軍軍部，正式就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
在江南敵後的特殊環境中，他始終強調新四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把健全黨的工作、加強黨的領導作為新四軍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務。1938年6月，袁國平主持召開新四軍第一次政治工作會議，旨在確定戰時政治工作的方針、任務、制度、領導方式、工作方法等問題，“逐漸完成各級政治機關之建立，統一建立連隊政治組織，陸續培養與補充政治幹部。”新四軍是由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組成的，以前幾乎沒有政治機構。袁國平大刀闊斧地開展工作，健全工作制度，規定團以上有政治機關，設黨代表或政委，連設指導員，班排設政治戰士。袁國平要求新四軍政治工作要做到“‘教、學、用’打成一片”，在部隊政治教育教學方面探索出集體學習與集體研究、因材施教因地施教因時施教、環境教育以形成學習空氣等“十二條原則”。這些原則和方法不但推動了新四軍政治教育工作，對今天的部隊思想政治工作也具有積極的借鑑價值。
袁國平重視新四軍的文化宣傳工作。新四軍文化建設的最迫切任務是儘快引進大批優秀人才。他多渠道為新四軍引入人才，提高人才待遇。新四軍規定團以上幹部的津貼費每人每月僅為4元，營連幹部3元，而聘請的專家學者每月可領津貼十多元至數十元，甚至達到上百元。大批知識青年和優秀人才的到來，使得建軍初期人才匱乏的新四軍一時間人才濟濟，為新四軍的文化建軍奠定了堅實基礎。在袁國平的指導下，新四軍的文藝戰士創作出了一批為現實鬥爭服務的作品，鼓舞了廣大將士的信心。
作為新四軍著名的儒將，袁國平除馬列著作外，對文學歷史書籍也愛不釋手。他發表演講風趣幽默、深入淺出，具有很強的感染力，陳毅稱讚他“是個好的宣傳鼓動家，有才幹”。1938年4月26日，在新四軍抗戰誓師動員大會上，袁國平首次亮相時發表的即席講話讓大家耳目一新。在場的新四軍戰士李巖回憶說：“各種發言、報告，聽了好多，但是從來沒有聽到像袁主任這樣的演說，口才這麼好，聲音這麼洪亮，很有鼓動性，聽起來特別受鼓舞。”上海《太白》半月刊編輯、左聯戰士夏徵農回憶袁國平時說：“我到政治部工作後，由於同他經常見面，對他的印象也日益加深。他平等待人，不擺架子，不管是討論會上發言還是對幹部作報告，都表現得很有風度，很有文采。我感到他是一位有高度文化素養的人。”
袁國平受項英的委託，主持並參與了《新四軍軍歌》的創作，使這首軍歌唱響大江南北，成為提振新四軍廣大將士信心的經典戰歌。在同作曲家何士德溝通時，袁國平向他著重說明了歌詞產生的背景，講述了皖南的戰略環境，強調歌詞要突出東進抗敵和向敵後進軍的思想，加強戰鬥氣勢。何士德後來回憶說：“在軍歌譜曲的過程中，對我有啟發的主要是袁國平主任。”“皖南事變”前夕，袁國平還親自創作了《別了，三年的皖南》歌詞，並由作曲家任光譜曲。這首悲壯的戰歌，見證了江南新四軍離開皖南、北渡長江、向東發展、開闢蘇北的戰鬥歷程。
在新四軍的作風建設上，袁國平始終不忘群眾路線是共產黨及其領導軍隊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只有處處為群眾著想、嚴格遵守紀律，才能保持黨和軍隊的純潔。他要求新四軍政治工作幹部應具有“廉潔、犧牲、勤勞、篤實、謙和、誠摯及言行一致”的品格。為此，袁國平和妻子邱一涵身體力行，為他人作出表率。兒子袁振威後來曾問母親邱一涵：“同學們說我爸爸當大官，媽媽長征肯定騎馬，是嗎？”邱一涵淡淡一笑：“爸爸的馬上馱的是傷員，我是拽著馬尾巴過的雪山，後來還有人批評我搞特殊化呢！”在袁國平眼裡，腐敗是從公私不分開始的，從佔公家便宜開始的。他在給侄子的信中寫道：“或許有人要說我們是太不聰明瞭，然而世界上應該有一些像我們這樣不聰明的人。”
在1941年1月的“皖南事變”中，袁國平不懼強敵，指揮新四軍將士奮起抵抗，身先士卒，壯烈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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