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中葉，作為中國統治階級的清朝已經窮途末路，身陷內憂外患之中。

1851年，廣西落魄秀才洪秀全，在金田發起發動農民起義，史稱天平天國運動。

1853年，太平軍攻佔南京，經歷太平天國，隨後發動十數萬“天兵”西征湖廣，北伐京師。於此同時，捻軍在黃淮之地聲勢浩大，回民在陝甘掀起針對漢民和統治者的大屠殺。

1860年，英法聯軍攻佔北京帝都，火燒圓明園，咸豐攜慈禧倉皇出逃熱河。

外有西方列強虎視眈眈，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之條約不斷；內有各地戰亂四起，太平軍已攻佔江南半壁江山。如此危急的局面，清朝似乎已經崩潰在即，亡國氣象盡顯。

但自打英法聯軍從北京撤出後，重回紫禁城的滿清統治者們不僅很快平定了內亂，還大行改革，甚至一度出現了中興的局面。相比以往各朝各代，內憂外患至如此，清王朝為何還能苟延殘喘，續命五十餘載？是號稱晚晴“裱糊匠”的李中堂，還是慈禧太后的鐵腕專制？亦或是外國列強的有意扶持？

王朝的興替在我們的眼中不過是史書上的幾行字，但對於身處亡國危機中的歷史人物來說，亡國是天大的事情，千萬人的身家性命全都寄託在這二字之上。當帝國出現亡國徵兆時，作為王朝的統治者，最高既得利益群體，他們會拼命的挽救這個政府，清朝更是歷朝歷代“救亡圖存”中做的最成功的朝代之一。

戰略方針的轉變

1861年，咸豐病逝後，慈禧太后聯合恭親王奕訢發動辛酉政變，較為平穩的完成了帝國權力的讓渡，也由此開啟了晚清五十餘載的垂死掙扎。

政變之後，新上任的統治者放棄了以往“天朝上國”的愚蠢思想，清楚的認識到了清王朝已處於危亡之秋，針對內憂外患提出了今後的國家戰略方針：

就今日之勢論之，發捻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國壤地相接，有蠶食上國之志，肘腋之憂也。英國志在通商，暴虐無人理，不為限制則無以自立，肢體之患也。故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在這份戰略方針中，清政府準確的分析了內外局勢，認為天平天國和捻亂是最大威脅；俄國是與中國相接壤，意欲蠶食侵吞中國；英法等國只想通商貿易，賺取經濟利益，並沒有推翻清政府的意願。因此，確立了先剿滅內部各種匪患，然後逐漸自強，首重防俄，注意英法美的戰略舉措。

平定內亂，重用漢臣

不論是強漢盛唐，還是兩宋元明，那些歷史上曾鼎盛一時的封建帝國，在其統治末期無不皇權旁落，佞臣專橫，但這對於清政府卻是一個例外，到慈禧光緒病逝為止，整個國家的最高權力自始至終都掌握在統治者手中。

自太平天國起義，曾經驍勇善戰的八旗和綠營一敗再敗。清政府“壯士斷腕”，徹底放棄八旗，改用漢臣，下放權力，放其組建地方武裝。一時間，曾國藩的湘軍，左宗棠的楚軍，李鴻章的淮軍等各路地方武裝崛起，於1864年攻克天京，太平天國覆滅，並在隨後的十幾年的時間內，徹底平息了國內的叛亂。

而在亂世中成長起來的各軍將領，成為帝國新一代的官僚階級，曾國藩、李鴻章等人更是一躍成為晚清最具權勢的朝臣。但不同於以往各朝的是，這一批新崛起的權臣，並沒有成為割據一方的諸侯，也沒有成為權傾朝野的亂臣賊子，反而化身為亂世之中的中興之臣，盡心盡力為清朝續命。

僅從這點來說，就不得不佩服慈禧太后的御人之道。平定太平天國運動的最大功臣為湘軍，但在太平天國覆滅後，湘軍被打散裁撤，改用李鴻章的淮軍平定捻亂，而當出兵西北收復新疆之時，又選用左宗棠的楚軍。甲午戰敗之後，湘軍、淮軍、楚軍全部拋棄，以滿臣榮祿為北洋大臣，重建北洋新軍。

那些曾經在剿匪中大出風頭的地方將領，清政府不看出生，不分好壞，只要有功，全都加官進爵，並沒有因為權力的調整而傷了武人的“心”，成功避免了地方實力派人物因訴求不滿而割據一方。

洋務運動，同光中興

在西方先進技術和文化的衝擊下，以李鴻章、張之洞等為代表的“洋務派”，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在“求富”和“自強”的號召下，開啟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建立北洋水師等近代海軍，創辦了諸如江南製造總局、漢陽鋼鐵廠、福州船政局等一大批近代工企業。

洋務運動的開展不僅促進了清政府的軍事改革和軍事近代化，還創辦了一系列民用企業，增加了清政府的財富。清王朝的財政收入從1840年的4100萬兩，經洋務運動到1894年達到了8200萬兩，翻了一番。

隨著內亂的平息和列強的和解，曾經的內憂外患被化解，清朝恢復了久違的和平穩定。報刊、電報、鐵路、新式學堂等新興事物，隨著洋務運動的深入被引入中國，越來越多的人們“睜眼看世界”，一切都在想好的方向發展，人們稱之為

“同光中興”。

利益均衡，以夷制夷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清政府看似成了西方列強的俎上魚肉，但西方列強也是各懷鬼胎，並非鐵板一塊。

於是，“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成為當時的外交策略，雖然在現在看來是賣國求榮之舉，是歷史罪人，但對於清朝統治者來說，這是維護自身統治地位的最佳策略。

英法美等國把主要精力放在對華經濟掠奪之上，為了獲得長期的利益，維持清政府的在華統治成了各國的一種政治默契。清政府正是通過這一點，攀上了大英帝國的高枝，利用英國的扶持抵抗對土地貪得無厭的俄國的侵蝕。

英國為維護自己的世界霸權，奉行大陸均勢（攪屎棍）政策，當俄國在歐洲充當“憲兵”風頭無兩之時，英國聯合法國幫助西亞病夫奧斯曼土耳其，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對俄國大打出手。

俄國失之於西，取之於東，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豪取中國近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土地，為避免中國被俄國獨吞，英國“含辛茹苦”的跑來中國，幫助清政府對抗俄國。

向清朝出口先進武器，幫助訓練新式軍隊，甚至親自下馬組建洋槍隊，幫助清朝平定太平天國內亂。而後，又大力支持清政府開展洋務運動，在留學生、船政、軍工、鋼鐵等各方面，幫助清政府實現近代化，以至於整個北洋水師都是在英國人的幫忙下搭建起來的。

經濟上，英國在中國進行經濟掠奪的同時，也沒有忘了羊吃飽才有羊毛剪的道理。一方面收著清政府的戰爭賠款，一方面派駐官員幫助清政府建立現代海關體系。在英國人的幫助下，海關被打造成清政府最廉潔的機構，產生的稅收不再被層層剋扣，絕大部分都順利的流進了清政府的國庫之中，成了清政府最主要最穩定的財政來源。

回看清朝之前的明朝：

- 天下財富被宗室和地主攥取，天災人禍之下流民四起；

- 朝廷拿不出錢財賑災，流民變成暴民，起義造反；

- 朝廷徵調軍隊鎮壓，軍費開支暴漲，朝廷拿不出錢只能不斷加重稅賦；

- 高稅賦天下，農民起義不減反增，中央財政進一步惡化；

- 軍隊拿不到足夠的餉銀，譁變加入叛軍；

- 大明陷入死循環而滅亡。

反觀清政府，在關稅的支持下，平定內亂之後不僅不需要過分壓榨百姓，還有餘錢來搞耗資巨大的洋務運動和各種新政，再不濟也可以依靠關稅來向列強借款暫渡難關（甲午戰爭後，清政府先後三次向西方列強借款共3億兩白銀用於戰爭賠款）。僅從這點來說，清朝比明朝要幸運太多。

四面楚歌，國運終結

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昔日既不被清朝也不被列強放在眼中的日本將外強中乾的清政府幹翻在地。經此大敗，不僅使得洋務運動幾十年的強軍成果化為烏有，更讓一直扶持清朝的英國開始動搖。

1901年，英國徹底拋棄清政府，組建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第二年，英國為對抗俄國在遠東的擴張，同日本簽訂《英日同盟條約》，日本就此取代清朝成為英國在遠東的小弟。

日本也“不負眾望”，在隨後的日俄戰爭中大敗俄國，坐實了遠東第一強國的位置。

失去了列強的“保護”，“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活動愈演愈烈，李鴻章、張之洞等肱骨重臣先後離去，曾力挽狂瀾的慈禧太后也葬身黃土，最終再也沒有人能挽救清朝滅亡的命運。

1912年，隨著武漢的一聲槍響，清朝這艘早已破敗不堪的大船終於駛到生命的盡頭，淹沒於歷史長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