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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激情到沉思間的一脈相承
——20世紀80—90年代長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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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學選刊》2019年10期“聚焦”欄目特約專稿
◎賀紹俊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70年的歷史發展中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期。當時的政治口號是“撥亂反正”，意即要將已經混亂的局面恢復到原來正確的軌道上來。這也帶來思想文化觀念的改變。一度萎靡不振的文學在這一大的背景下開始得到復甦和振興。其復甦和振興首先是從恢復“現實主義”本來面目開始的。現實主義傳統醞釀、誕生於“五四”新文學運動，在啟蒙思想的引導下，現實主義文學擔當起反映社會人生、改造國民精神的職責，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主潮。共和國建立後，現實主義更是提高到道路和方向的高度，是廣大作家必須認真學習的理論和方法。然而現實主義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它有
高潮，有低谷；有收穫，也有挫折。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現實主義正需要從被狹窄化、意識形態化和工具化的樊籬中走出來。在“撥亂反正”的大背景下，作家們長期被囚禁和壓抑的思想得到充分的解放，他們既有的現實主義功力得以施展，創作出了一批顯示現實主義魅力的長篇小說，如魏巍的《東方》、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劉白羽的《第二個太陽》，等等。
“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叢書
談到這一時段的文學，因為正處在“撥亂反正”的社會轉折期，人們往往強調了文學對舊時代的否定，而忽略了將共和國70年視為一個完整的歷史流程來認識。事實上，以上所舉作品之所以能夠在社會轉折期很快推出來，是因為作家們有了長期的文學積累和思想沉澱。
魏巍的《東方》是以中國人民志願軍某英雄團為主線，展現中朝兩國人民進行反侵略戰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劉白羽的《第二個太陽》是一部描繪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中原、建立新中國的宏偉篇章。兩位作者均是歷史的親歷者，當年就有了創作激情。魏巍從朝鮮戰場歸來後就開始動筆，幾經磨難，也反覆修改。劉白羽在1949年寫完中篇小說《火光在前》後，就開始醞釀寫一部長篇小說，以表達“創建新中國的深沉內涵”的夙願。
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是以1975年冬工作組來到四川農村開展整頓工作為背景，描寫老農許茂和他的幾個女兒悲歡離合的故事。周克芹“文革”期間就生活在農村，目睹廣大農民在極“左”路線下的悲慘遭遇，引起了對農民命運的
關注與思考，當時便有了創作慾望，但因創作條件不允許，只能一直將腹稿藏在心中，直到1978年才正式動筆。這幾部作品是有力的見證者，見證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現實主義基礎是非常堅實的。如果說《東方》和《第二個太陽》是現實主義軍旅敘述的基石，《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是現實主義鄉土敘述的基石，那麼姚雪垠的《李自成》則是現實主義歷史敘述的基石。姚雪垠早在50年代就開始了《李自成》的創作，第一卷出版於1957年，在後來的寫作中，姚雪垠在政治思潮不斷變化的挑戰中努力保持自己的現實主義定力，他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版的《李自成》第二、三卷被茅盾稱為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來“解剖”封建社會的作品。只有從當代文學現實主義傳統的延續性和強悍性來認識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學語境，才能理解這些作品的分量。
李準從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始創作，主要寫中短篇小說，他幾十年的生活積累和思考，最終都投入《黃河東流去》的創作中，這部描寫黃泛區人民從1938年到1948年經歷的深重災難和可歌可泣鬥爭的鉅製，在歷史敘述和鄉土敘述兩個方面都具有基石的意義。
蕭克的《浴血羅霄》則將我們的視野拉向更遠的歷史。身為紅軍指揮員的蕭克受蘇聯戰爭小說《鐵流》的影響，決心要寫一部反映中國紅軍生活的小說。《浴血羅霄》斷斷續續寫於戰火紛飛的間隙，直到“文革”結束後，才經過反覆修改得以出版，所以這是一部前後寫作了40年的小說，小說特殊的戰爭韻味正是因為作者的親身經歷和歷史歲月的浸染而獲得的。
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激情燃燒的年代，文學思潮此起彼伏。李國文的《冬天裡的春天》銘刻著從“傷痕文學”到“反思文學”的思想深化的軌跡。
張潔的《沉重的翅膀》是“改革文學”興起時最為精彩的亮相。
劉心武的《鐘鼓樓》體現了文學對人道主義的迴歸，全方位揭示80年代市民的生存狀態，傳達出一種被人道主義精神所照亮的寬容和諒解。還必須看到，80年代的文學思潮既是文學內部運動的產物，也是文學密切呼應社會變革的適時調整。因此80年代的文學具有深厚的社會內涵，比如對改革的深度書寫。改革，是80年代最強的社會呼聲，也成為80年代文學最重要的主題。
《沉重的翅膀》寫的幾乎就是身邊剛剛發生的事情，作家的思考與現實的改革在同步進行中。張潔通過機關生活、家庭生活以及友情與愛情的描寫，展示了人民在改革中走向美好未來的腳步聲。
柯雲路的《新星》把視角對準了改革開放初期縣城的基層幹部和百姓，以充沛的政治激情，描寫了改革之年的鬥爭，作者傾力塑造的李向南這一改革幹部的形象，不僅體現了他對社會的認知，也濃縮了社會對於改革的熱切期待。
路遙則把目光投向基層的平凡人物，尋訪平凡世界裡的不平凡的靈魂，他在《平凡的世界》裡把國家大事、政治形勢、家族矛盾、農民生活的艱辛、新一代的感情糾葛，以及黃土高原古樸的道德風尚、生活習俗都真實而細膩地描繪了出來，既透露出作者對家鄉父老溫馨動人的情愫，又體現了作者對生活、對社會、對歷史、對人生富於哲理性的深刻思考與理解。作者樸實的現實主義敘述和真誠的寫作姿態，是這部小說長年受到讀者特別是平凡世界裡的年輕讀者喜愛的重要原因。
知青文學是80年代重要的文學現象之一。知青是中國當代歷史的特殊產物，打上了共和國一代人的鮮明印記，要為當代文學有所擔當似乎就成為他們的歷史宿命。這種歷史宿命體現在理想主義上。知青文學從整體上說具有理想主義特徵。因為知青一代是在洋溢著理想主義的教育環境中完成自己的世界觀建構的，理想主義已經鑄進了他們的靈魂之中。
葉辛的《蹉跎歲月》是較早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長篇小說，在文壇一片“傷痕”的控訴聲中，葉辛內心對理想和青春的緬懷吟唱出另一種旋律。
梁曉聲也是一位始終高揚著理想主義精神的知青作家。他不僅對以往的理想歲月充滿眷戀，而且還希圖讓理想能夠在今天這個新的時代得到延伸。這應該是梁曉聲寫作《雪城》更深層的動機。《雪城》的上部在說，知青一代的理想終於隨著一個時代的過去而失落了，《雪城》的下部則是在說，知青一代要在新的時代尋回自己的理想，於是下部的結尾出現了大學生高呼“振興中華”的慷慨激昂的場景以及主人公之一姚守義“倒退和前進都不那麼容易”的壯語。
20世紀90年代從80年代的激情中走出來，社會對世俗和物質的追逐呈瘋狂的程度，促使人們進入沉思，尋找精神的依託。知識分子發現了民間的價值，將此開闢為一個自由而獨立的敘事空間。張煒將此稱為“融入野地”的精神狀態，並形象體現在《九月寓言》之中。他以一種無限惋惜和深情眷顧的情懷來描寫村民們和他們的生活，寫下對這種已經逝去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狀態的一曲深情的輓歌。不僅如此，作者還以此來重建他的人文精神和生活理想，抵抗現代化進程對人的自然本性和一種自在自為的生存狀態的侵蝕和剝奪。王安憶的《長恨歌》則是一種立足於“都市民間”的寫作。小說以十分自由活潑的形式，創造了一種都市的民間文化形態。這種形態的典型特徵就是它的傳奇性、親和性和私人性。王安憶對上海這座歷經滄桑又充滿活力的城市，有著異常深刻的認識與獨到的感悟，無論政治風雲多麼激烈，在王安憶內心始終保存著一個潛在的、柔軟的、市民社會的上海，以及在此基礎上持久恆定的民間生活，王安憶以一種現代都市世俗審美敘事的方式將其呈現了出來。陳忠實的《白鹿原》是90年代隱秘民間“家族史”寫作的代表。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宗法制影響很深的社會，因此家族是揭開中華民族“秘史”的最佳入口，陳忠實在小說中構建了一個以“仁義”為基調的宗法文化的坡塬，在這個坡塬上生活的人們，無論他們的生死哀樂，還是他們的愛恨情仇，都體現出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文化糾纏。《白鹿原》就是中國鄉村文化近百年來的真實寫照，陳忠實在書寫中多少流露出一種對歷史的感傷和悲觀。或許這種歷史的感傷和悲觀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無法迴避的情緒，但陳忠實將其凝結在文學中以後，它就具有一種永恆的精神感染力。
新時期文學在逐漸恢復現實主義應有魅力的同時，還朝著另一個向度尋找突破口，這就是從現代主義思潮中汲取文學資源，它由此大大拓寬了小說表現的藝術空間。莫言得益於西方現代派，使他能夠重新處理本土經驗，創造了一種被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所命名的“幻覺現實主義”，他的《紅高粱家族》就是幻覺現實主義的代表作。莫言在高密那一片粗獷、野蠻的鄉土大地上發現“我爺爺”“我奶奶”們強悍的個性生命力，以及自由自在、無所畏懼、樸素坦蕩的生活方式。小說通過現實人生與過往歷史的交流，使民間世界中所蘊含的精神轉化為當代人重要的組成部分，並對其人格的生成產生重要影響，從而在作品中創造了一個個感性豐盈、生命鮮活的藝術形象。韓少功對於現代主義的學習則偏重於理性，《馬橋詞典》完全採用非小說的敘述結構，以詞典的形式破壞了故事的敘述鏈，卻為思想的生長提供了充足的空間。小說完全有賴於作家在歷史、地理、語言學、人類文化學、民俗學等方面的知識積累和文化涵養，處處展示出作者對哲學、社會學、歷史學的沉思，更體現了深刻的哲理性。作者賦予語詞以獨立的生命，小說呈現了生命之花的開放和凋謝，以及語詞生命的神秘精神。
考察文學敘事的政治情懷，我們會發現，文學仍然是社會各類政治訴求的有效表達方式。經歷了新時期思想解放的洗禮，作家逐漸建立起獨立清醒的政治情懷，他們甚至是直接以政治家的身份出現在小說敘事之中，使小說緊扣主流政治的走向。周梅森始終關注著中國當代政治的變化，這使他的小說具有一種政治文獻的價值。當經濟改革向著縱深發展後，政治體制上的問題逐漸成為最大的掣肘，於是他寫了《中國製造》，在小說中大膽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這部小說的故事告訴人們，真正要讓“中國製造”站住腳，必須是用中國自己的“機床”——中國特有的政治體制、社會現存秩序等“加工”出來的產品。張平的政治敏感落在人們普遍關心的反腐問題上，其小說《抉擇》展示了反腐敗鬥爭的艱鉅性和尖銳性。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說，這部小說呼應了社會上普遍對腐敗的不滿情緒，因而在情感共鳴上就贏得了讀者的廣泛支持。張平的政治情懷還突出表現在以極大的熱情塑造了李高成這一與腐敗分子做堅決鬥爭的反貪英雄形象，正因為李高成的大義凜然，最終將腐敗分子拉下了馬。這樣的結局應該說切合了廣大讀者的心願，鼓舞了社會的正氣。柳建偉敏銳地覺察到軍隊在和平時代的困頓，他的《突出重圍》就是把這種困頓當成真正的敵人從正面出擊的，小說描寫了一場模擬高科技條件下局部戰爭的大演習，以極大的思想勇氣直面中國軍隊的現實處境和麵臨的嚴峻挑戰。
曹文軒的小說在審美風格上獨樹一幟。他有自己明確的審美理想，無論社會時尚如何變化，他始終堅守自己的審美理想，追求優美的美學風格。優美作為古典美學的精髓，自然成為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否定和顛覆的主要對象，在先鋒文學最風光的年代，依然追求優美便成為一種“保守、落伍”的行為。這樣做是需要一種勇氣的。曹文軒不僅有這種勇氣，同時也在美學上充滿自信，因而他追求優美以至達到“唯美”的地步，因為只有“唯美”，才能更鮮明地抗衡以醜為美、以殘酷取代優美的時尚潮流。《草房子》是他追求優美理想的代表作。小說以優美的文字、純情的童年故事，營造了詩意般的藝術意境。事實上，自80年代以來，作家們的藝術觸角伸向了更廣泛的領域，在藝術風格上不僅百花爭豔，而且不斷創造出新的形態。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以茶文化為題旨，是一部描繪中國茶人在近現代史上的命運長卷。小說起承轉合自然圓熟，在家族史敘述上提供了文化敘述的嘗試。
中國文學是多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文學，不同的民族不僅帶來不同的色彩，也帶來不同的體認世界的方式。阿來的《塵埃落定》展現了獨特的藏族風情及土司制度的浪漫和神秘，它完全以一種新的小說樣式呈現在人們面前，這種“新”主要是其藏族文化釀造出來的，如思維的悟性，如結構的神遊。《塵埃落定》的悟性往往指向藏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彷彿有一個冥冥先祖穿越悠久歲月的召喚。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著眼於伊斯蘭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交融衝突，講述了一個穆斯林家族六十年間的興衰，以及三代人命運的沉浮，旨歸於鑄造在多元文化衝突、碰撞和互融互滲中煥發出蓬勃不息的生命意識的平凡而偉大的人格。
從20世紀80年代的激情燃燒，到90年代的冷靜沉思，上述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的作品，展現了長篇小說創作更為豐富的可能性，從中也能看到貫穿始終的當代文學傳統。
賀紹俊
1951年生於湖南長沙。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著有《文學的尊嚴》《重構宏大敘述》《鐵凝評傳》《建設性姿態下的精神重建》《當代文學新空間》等。曾獲魯迅文學獎等。現為瀋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中華文學選刊》2019年10期特約專稿
附：“新中國 70 年 70 部長篇小說典藏”完整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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