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金紹山（1916—1957），湖北省大悟縣人，出生於一個貧農之家。1930年10月，參加紅軍，從此一心一意跟著共產黨走。曾參加過鄂豫皖蘇區歷次反“圍剿”鬥爭；參加過直羅鎮、平型關大戰；參加過冀魯豫邊區多次反“蠶食”、反“掃蕩”及水東地區三次反“圍剿”等戰鬥；參加過睢杞、開封、淮海等戰役。1950年，在十八軍進軍西藏途中，組織參加川西剿匪戰鬥、搶修甘孜機場、修建康藏公路（即川藏公路）。1955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軍銜，成為一名開國將軍。在人生最後的歲月，金紹山一直忙於建設西藏、鞏固西南邊防的任務。1957年，因終年勞累，倒在工作崗位上。
回到西藏的父親，立刻就投入到了工作中。沒想到，1955年的離別，竟是我們最後一次和父親見面。
最後的人生獻給西藏
當時西藏和平解放不到五年，西藏地區內部事物仍由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府負責管理。各種矛盾錯綜複雜，各項任務艱鉅繁重，環境條件非常艱苦。而在西藏工作的幹部，正如父親所說很少，整個西藏軍區的領導幹部只有七名，除司令員、政委外，只有兩名副司令員，三名副政委。司令員、政委和兩名副政委還都在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簡稱西藏工委）擔任著重要職務，他們主要精力都在協助中央代表張經武做民族、宗教、統戰及外事等地方工作。軍區內部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副司令員陳明義、李覺和我父親負責，而且他們分別兼任司令部參謀長、後勤部長和政治部主任,還要參加西藏工委對高層統戰對象的工作和涉外等工作，對西藏廣大群眾，特別是上層人物積極宣講黨的方針政策及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
圖為我的父親（金紹山）和母親（張文心）。
1956年5月底，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簡稱西藏籌委會）成立的慶祝活動結束後，張國華司令員要乘陳毅副總理率領的代表團的飛機回北京，臨走前他勸父親也搭機回內地休息一下。父親考慮在拉薩的領導幹部不多了，主動要求留下繼續工作，並答應來年這個時間再回內地。後來，我們推測，父親的身體那時已經很差，如果及時救治，可能還來得及。但父親總是考慮工作，從不考慮自己。
1956年底，十四世達賴和十世班禪應邀赴印度參加釋迦牟尼涅槃2500年紀念活動，獲得了中央批准。為了做好這一重大涉外統戰工作，中央明確要求西藏工委、軍區派出領導幹部，做好達賴和班禪一路的保障工作。父親則負責迎接達賴和班禪。
1957年1月，父親帶領著三百人組成的儀仗隊，到當雄機場迎接訪印歸來的十世班禪。因為他們到當雄機場時已經半夜，機場的工作人員都已休息，父親便囑咐下屬：不要打擾機場人員。隨行人員只好搭了帳篷，勉強休息了一晚。第二天，機場人員才發現父親等人。
接到十世班禪後，父親一路護送至日喀則，又接著去亞東迎接十四世達賴。整個春節期間，父親都率隊在路上。後來，159團參謀長苗中琴跟我說，他帶著部隊跟隨父親到亞東，一路上父親事無鉅細，親自部署如何迎接達賴，不允許出現任何失誤和差錯。誰也不知道，那時他的身體已經不行了，那麼繁忙的工作，是怎麼撐過來的？
1957年2月15日，父親一眾終於在乃堆拉山口接到了十四世達賴。回拉薩的途中，十四世達賴要做佛事活動，父親無需陪同，他便利用這時間，走訪看望沿途部隊。父親每次都要深入連隊，同幹部、戰士談心，特別是伙房和豬圈，都是他必去的地方。他用自己在紅軍時期當指導員的經歷，教育連隊幹部：“我那時啥也不懂，只知道讓戰士們吃好，睡好，身體好，不要有思想問題。誰有思想問題，就跟他嘮家常。在他們面前，我不像是他們領導，倒像是管家婆。可戰場上，他們個個聽我指揮，像小老虎一樣往前衝。”父親要求連隊幹部要關心和愛護戰士，做到官兵平等，永遠保持紅軍的光榮傳統。他對隨同執行任務的惠毅然說：“這次我看到駐亞東、帕裡的部隊長時間吃不到菜，駐日喀則的部隊，戰士吃不上肉，真讓人心疼。”
1957年4月1日，父親護送達賴回到拉薩。一路鞍馬勞累的他顧不上休息，又馬上投入到籌備西藏軍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工作中。作為軍區黨委副書記的父親，要去慰問看望各分區部隊的代表。
一天，李覺副司令員的夫人魏俠發現父親臉色蠟黃，精神很不好，父親卻毫不在意。在魏阿姨的督促下，父親才答應去醫院檢查。檢查結果是，父親患了嚴重的肝萎縮症，各項肝指標都已不正常，必須住院治療。但是，當時拉薩的醫療條件太差，根本無法救治。中央軍委得知後，立刻派飛機接父親到北京搶救。父親在臨上飛機前還對醫院的同志說：“不要派醫生送我了，拉薩的醫生太少，留下來給同志們看病吧，我治療三五個月就回來了。”當時隨父親來北京的只有一個警衛員和一名懷孕的護士。
到了北京後，父親以為自己的病能很快治好，希望能儘快返回西藏工作。同時打算等病好後，要把我們的家從重慶搬到成都。當時西藏軍區文工團正在北京學習，父親就讓警衛員去一同學習了。父親想著，一個年輕的小夥子在醫院陪著我也沒什麼意思，不要耽誤年輕人的時間。而懷孕的護士，隨著接父親的飛機回到內地，安頓好父親後，就回家準備生產了。
治療期間，我的祖父帶著一名老中醫從山東奔赴北京，希望能救回父親，但是中醫說：“太晚了，要是早點治療的話，可能還有救……”。1957年6月2日中午，進京治病不到兩週，父親已病入膏肓，搶救無效，在北京逝世，年僅41歲。父親去世後，大哥被接到北京參加後事，我們其他兄妹因年紀太小，無人照料，連父親最後一面都沒見到。
圖為彭德懷元帥、陳賡大將、甘泗淇上將、李達上將、餘秋裡中將等領導參加了公祭並親自執紼為父親送葬。
1957年6月5日，中央軍委和總部在北京為父親舉行了公祭和安葬儀式。彭德懷元帥、陳賡大將、甘泗淇上將、李達上將、餘秋裡中將等領導參加了公祭並親自執紼為父親送葬。甘泗淇上將在致悼詞中讚譽父親“民主作風好，既能堅持原則照顧整體，又能團結同志，虛心聽取別人意見，在康藏高原修建某機場過程中，曾被修建黨委譽為‘好班長’…”。
近幾年，有位朋友曾跟我們說：你們的父親，當時已經病得那麼重，沒有休息一天，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下，還完成了那麼重要的任務，他是怎麼挺過來的呀？我們無言以復，那時我們太小了，又遠在重慶，根本不瞭解父親。現在想來，父親是用高度的黨性，為了西藏的和平解放，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支撐著自己的，他以實際行動和生命，鑄就了“老西藏精神”。（中國西藏網 記者/孫健 講述者/金堅 圖片均由金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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