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中英，CCG特邀高級研究員，中國海洋大學海洋發展研究院院長
斯金納是這幾天的網紅。因為她透露了特朗普政府的對華大戰略（grand strategy）的核心概念，這就是“文明衝突”。
根據美國國務院網站，特朗普政府的第二任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斯金納（Kiron Skinner）是2018年9月才上任的。根據維基百科全書，斯金納是卡耐基梅隆大學的國際關係教授，也兼職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根據《華盛頓郵報》等報道，2019年4月29日，在DC的一次研討會上，斯金納透露，她本人想做凱南（George F. Kennan）第二，正在制定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外交（“外交”是“對外”的一部分）大戰略。怎麼做到這一點?就是與中國展開“文明搏鬥”，或者“文明（之間的）衝突”。
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宣佈任命奇諾·斯金納（Kiron Skinner）為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事務的新主任
這位在學術界已經資深的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抱負不凡。剛來到政界（外交）工作，努力而聽話，試圖善解其老闆蓬佩歐（Michael Richard "Mike" Pompeo）和蓬佩歐的老闆特朗普的意思。這也好理解，新官上任嘛！
斯金納的“文明衝突”論一出，美國國內的外交政策學術精英（包括利用“旋轉門”有外交工作經驗的）紛紛評論。我幾乎跟蹤了這一評論，發現大多數評論都對此負面，甚至直指為謬論，即使有所肯定，也認為她的觀點論據不足、存錯誤。
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的主要任務是不拘泥於小節或者細節（例如一時一地的得失）制定大戰略的。一般是由在美國國際關係學術界公認的傑出人士擔任。有趣的是，有學者谷歌搜索斯金納的學術發表情況，發現斯金納的被引用情況居然比不上其前任。
“文明衝突”論的始作俑者是已故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首發於1993年。這是“冷戰後”美國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術界一時推出的幾個如雷貫耳的“大理論”之一。如今，“冷戰後”不再，這些“大理論”中的許多已不再被人們重視或者被遺忘。但唯有“文明衝突”卻還一再受到重視。如今，“文明衝突”居然要“大戰略”化為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核心概念了。
斯金納個人也應該並非突出奇想。我估計這個是蓬佩歐請她出任的原因。她的這個發言之所以一石激起千層浪，可能是為人擔心的事居然是真的。斯金納並不為中國主流國際學術界熟悉，但是，“文明衝突”一下子讓她在中國出名了。
我對斯金納對華“文明衝突”的初步反應構成了下面這篇專欄文章。
這是一個再次問“文明到底是什麼”和“文明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的寶貴機會。人類的認識論中，關於文明的著作不計其數。
世界上到底有多少文明？一個國家代表一種文明？還是數個國家組成一種文明？文明之間除了衝突，就沒有別的關係嗎？戰爭，國際戰爭，世界大戰，都有戰爭的規則和規範，那麼，文明之間衝突難道就沒有規則、規範嗎？這些文明衝突的規則和規範是什麼？一種文明戰勝另一種文明的標誌是什麼？把國家之間的競爭和爭奪當作文明之間的衝突，如果不是錯的一塌糊塗，那麼正確的方面到底在哪裡？再說了，文明與否的國際標準或者世界標準到底是什麼？有沒有大體為多數人接受的文明的全球標準？有沒有解決文明之間關係的全球治理（即“全球文明治理”）？有沒有全人類共同的“全球文明”？難道美國今後的外交政策就不追求諸如《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代表的人類共同文明？這些問題，這位外交政策規劃一把手居然完全沒有說。當然，她的一個會議發言還不足說明人家報告的全文。
關於文明，我認為，這個世界對其的認識遠小於對其的未知。文明主要不是一個已知的，而是一個未知的東西。你不知道的東西，都可叫做文明。你知道的，包括南京大屠殺或者大屠殺猶太人等，卻不是文明。
如同國際關係學術界長期把國家（政權）叫做權力（power，這個詞在能源行業就是電力），國家確實也可被叫做文明，何況，我們知道，有人大力主張“文明型國家”(civilisation state)呢！至於什麼是“文明型國家”，因為缺乏公認的文明的定義，在谷歌等上搜“文明型國家”，也會有很多差別很大的條目。有的西方嚴謹的學者，包括我認識的，似乎被“文明型國家”說服了，也在研討“文明型國家”。不知這位美國高級外交官斯金納是否是“文明型國家”的贊同者。既然國家被當做了“文明”，國家之間的衝突叫做“文明衝突”，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
不知斯金納如何在“種族”中找到“文明”，我是從“種族”和“種族主義義”中找不到“文明”的。她在社會上不僅捅了馬蜂窩，而且刺激了美國內外許多人敏感的神經。但是，我相信她隨後也許會對此加以修改的。
因為“種族”是一個極度負面的術語。世界大戰、大屠殺等，都是“種族”的結果。通過“種族”想象、發明、創新“文明衝突”，這不是明明白白要重蹈歷史上的“不文明”、“非文明”嗎？
離開敏感的“種族”，就算是“文明衝突”，也應該有一套衝突的準則吧？斯金納沒有說這個。
斯金納想制定21世紀的美國《X報告》。我們知道，20世紀50年代的《X報告》探討的是“蘇聯政策、體制等的來源”。學術界對《X報告》的研究表明，這一份電報是深刻的，但也極端的，“遏制”(containment)加劇了與蘇聯的冷戰。蘇聯最後解體也並非美國“遏制”而是蘇聯內在崩潰的。就學術意義上，《X報告》僅是一家之言，並沒有把蘇聯體制的來源完全探討清楚了。借鑑《X報告》這未必就能導致21世紀的有效的新的大戰略。
與凱南的時代不同，目前是信息時代和全球時代，不管美國如何去除與中國的相互依存（“脫鉤”），中美關係“剪不斷”。蘇聯解體都快30年了，斯金納不該刻舟求劍。許多美國人承認，包括她也承認，中國與蘇聯不同。
文明和“文明衝突”，是世界政治中的“幽靈”，一抓就靈。有人認為，斯金納的這個“文明衝突”大戰略對中國是危險的。我則不這麼簡單認為，這要看中國怎麼回應帶著“種族”色彩的“大戰略”了。
我不認為，因為如果美國外交高舉濃重種族主義的東西，美國在二戰後尤其是“冷戰後”形成的“軟實力”，即包容性、開放性的世界秩序代表的那種“軟實力”，就將蕩然無存。用“文明衝突”做對華外交戰略的指導思想，且不說能否解決與包括中國的複雜關係，甚至有可能加劇美國處理外交事務的國內政治事務“極化”。
目前，據說在美國國內，兩黨等代表的勢力在對華立場和態度上一致的地方越來越多。如果美國人把“種族”因素經過“文明”包裝來對付中國，這可能並不有助於美國“一致對外”。
處理文明之間的關係的範式和實踐似乎很多，例如，“文明之間的多樣性”、“各種文明之間的和平共處”、“文明之間的對話”、“文明互補”等等。說實在的，這些都是從積極面考慮文明之間的關係。而挑起“種族”衝突、擴大文明之間差異，則容易的多。這不能不讓我們警惕。
特朗普政府及其支持者的世界觀有一個重要的原理：“全球主義”與“民族主義”是水火不容的，“美國第一”（American first），中國第二也不行，最好“中國墊底”（China last）。
特朗普政府非常討厭、厭惡全球治理，把全球治理提到威脅美國主權的地步，根本不會考慮新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或者全球主義（globalism）、全球民主（global democracy）等等代表的“全球文明”（global civilization）。
文章選自華夏時報網，2019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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