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戰鬥序列中有一支虎師，它便是由外號‘王瘋子’王近山將軍率領的原中野六縱。鄧小平在晚年曾說：“二野最能打仗的是哪個縱隊？六縱。有王近山和杜義德，很多硬仗、惡仗都是他們打下來的。”
時王近山的中野六縱急行軍,在阜蒙公路上牽制黃維兵團
自王將軍以下，無一不是一時名將。杜義德、肖永銀、尤太忠，李德生等等。然而，在這支部隊的領導人中，有一人至關重要，卻又似乎被人遺忘，他就是原六縱參謀長，還曾是中共軍隊系統中，主持過北方區域的情報首腦，姚繼鳴。
姚繼鳴在北平潛伏時拍攝
“六縱參謀長姚繼鳴是個知識分子，看地圖、打仗很厲害，字也寫得好，會編順口溜。他編的順口溜不但在六縱廣為流傳，其他縱隊也幾乎人人所知，這說明他的順口溜還是很能引起大家共鳴的”；“姚繼鳴參謀長平時很少發脾氣，也沒什麼架子，喜歡給大家開玩笑，連戰士都不怕他”；這些都是六縱老人對他的評價。
曾有一位老將軍在許多年後回憶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途中搶渡汝河的情景時，對姚繼鳴的女兒說：“當時敵人前堵後追，情況嚴重得很。你父親可真厲害，他是渡河的總指揮，在河岸邊畫了一條線，未經許可，誰也不準跨越一步，連劉鄧首長也不例外，都要聽他的命令，讓誰過誰才能過，安排得井井有條。結果，六縱掩護中原局和野司總部順利過了河，直插大別山。”
姚繼鳴，原名姚德亮，北京市人。生於1901年（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漢族，又屬滿清正黃漢軍旗人。
1914年，因家道敗落，姚繼鳴到北京一家印書局當學徒。學徒三年期滿後，先後在北京、青島、濟南等地作排字工人。期間，白天工作，晚上上夜校，補習文化知識。他在北京燕京書局工作期間，因擔負李大釗等主辦的《嚮導週報》等進步書刊的印刷，開始接觸紅色思想。
1925年，姚繼鳴已經從事印刷工人十一年，五卅慘案發生後，他領導組織燕京書局印刷工人罷工，聲援上海工人運動。運動結束後遭當時政府緝拿，於是出走投軍，考入河南軍官學校（系馮玉祥、孫嶽的國民第二軍與河南建國豫軍總司令樊鍾秀主辦）。軍校設有政治課，主要內容是三民主義。
民國早期軍界豫籍大佬，樊鍾秀，少林子弟
1926年，軍校學習尚未結束，北伐戰爭爆發，馮玉祥率國民軍響應北伐，出兵武勝關攔截吳佩孚接應北伐軍北上，軍校學員隨軍參戰，姚繼鳴先後任連隊宣傳員、文書。在一次戰鬥中，連長陣亡，作為文書的他，挺身而出，指揮全連打垮了敵人一個營的進攻，顯示了自己的軍事才能，隨後被任命為連長，屢建戰功。樊鍾秀得知這一情況後，對他的參謀長說：這是個人物，要讓他帶出更多的人物！隨後，任命姚繼鳴為教導隊隊長，專門訓練連排級軍官。在此期間，開始接觸中共黨員胡為、胡榮欽等人。
1928年，大革命失敗後，又歷經軍閥混戰，河南建國豫軍失敗，姚繼鳴所在部隊被國民黨第四集團軍收編，編入了教導團，他任副營長，因對國民黨屠殺革命人士不滿，又被發現閱讀進步書籍而被軍部扣押，由於教導團團長是原豫軍軍官學校校長，與姚繼鳴私交甚好，出面作保，使其免遭迫害，被清退回家。
鄧寶珊
1929年，姚繼鳴已在湖南、湖北等地輾轉一年多，尋找進步軍隊，未果，停滯武漢。聞聽北方軍閥醞釀反蔣，立刻奔赴河南，加入鄧寶珊的第八方面軍，被任命為副師長兼參謀長，後改任幹部學校教育長。期間，姚繼鳴與中共黨員，鄧寶珊的秘書葛紀雲、軍校教官吳鴻賓、舒玉章（後被張國燾殺害）等人結為好友，並自願接受他們的領導參加革命工作。至交中還包括了後來的開國中將，首任中共西藏工委書記張經武（當時尚未加入中共）。
開國中將，張經武
1930年，馮、閻反蔣失敗，部隊瓦解，鄧寶珊逃亡上海，姚繼鳴也回到北平。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抗日熱潮席捲全國，他不甘寂寞以求有所作為，再度前往西安投奔鄧寶珊。鄧寶珊時被任命為西安綏署駐甘肅行署主任，他隨鄧赴甘，任軍官補習學校教育長，後任行署參議。在此期間，結識了中共黨員南漢宸（時任陝西省財政廳長，解放後任人民銀行行長）及申伯純（楊虎城辦公廳主任，八路軍總情報處副處長，解放後任全國政協秘書長）等進步人士，並結為至交。他再次表示願意接受南漢宸、葛紀雲的領導，為中共工作。
中共情報元老，經濟金融工作元老，南漢宸
1935年，國民黨在西安、蘭州等地大肆逮捕中共及進步分子，姚繼鳴與葛紀雲被列入黑名單，被迫離開蘭州；姚繼鳴潛回北平，葛紀雲受命赴蘇聯學習。此後，姚繼鳴一直與南漢宸保持單線聯繫。
1936年初秋，已經加入中共，並受中共中央委派開展統戰工作的軍事聯絡官張經武（化名張金吾）來到北平，住在姚繼鳴家。此間，張金吾動員姚繼鳴加入中共軍隊。
1936年10月，姚繼鳴赴西安，與南漢宸聯絡。西安事變後，他要求參加紅軍上前線抗擊日寇，經南漢宸向周恩來請示，批准要求，並讓回總部彙報工作的葉劍英帶他到達延安。中央根據他的情況，決定讓他入紅軍大學（後改為“抗大”）第二期學習，同期同學有陳賡、羅炳輝、張際春、胡耀邦、何長工、周子昆、賴傳珠、楊得志、姬鵬飛、曾希聖、康克清、邵式平、陳奇涵、陳克寒、王諍、劉希平、劉型、劉轉連、王集成、王宗槐、樂少華、李幹輝、王尚榮、譚友林、戴季英、黃春圃、謝翰文、姚喆、張罕濤、伍雲甫、倪志亮、方正平、王赤軍、餘秋裡、湯平、張震、張國華、馬文波、謝振華、梁興初、蕭望東、胡立教、賀慶積、李宗貴、賴毅、王維舟、周純全、黃志勇、李中權、陳宗堯、譚政文、王波、譚家述、曹裡懷等。
毛澤東、朱德等1937年在延安紅軍大學和部分幹部學員在一起
1937年3月，姚繼鳴在抗大期間加入中共。同年，國共達成協議，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後，中國工農紅軍南方游擊隊所部改編為新四軍）。
1937年9月，由毛澤東親自寫信給太原八路軍辦事處彭雪楓、朱瑞，委派姚繼鳴利用原舊軍隊的關係，到國民黨晉察遊擊支隊孫殿英部作軍事統戰工作。
盜墓者，孫殿英
孫殿英對姚繼鳴很瞭解，知道他有進步傾向，也知道他能打仗，對姚繼鳴是又用又防。任命其為軍事政治總教官。
1938年秋，孫殿英晉察遊擊支隊改編為國軍新編第五軍，孫殿英任軍長，邢肇棠任副軍長。邢肇棠和姚繼鳴是至交，力薦姚擔任參謀長，遭到孫殿英反對。孫殿英這時已經得到南京方面的情報，懷疑姚繼鳴已經加入共產黨，但礙於當時抗日統一戰線的形勢，還是任命姚擔任了青年教訓團教育長，孫殿英自任團長。教訓團吸收了大批愛國進步青年，並在其中建立了中共地下組織。蔣介石在得知新五軍中有共黨活動的報告後，十分惱火，委派中統分子擔任中央特派員率一批特務進駐新五軍，同時，專門給青年教訓團派來一位少將特務任政治部主任，準備清理部隊。面對此嚴峻形勢，為保存力量，八路軍總部決定，立即撤離在新五軍中可能暴露的包括姚繼鳴在內的地下黨員及一大批受訓的進步青年骨幹。姚繼鳴在撤回前，努力做了副軍長邢肇棠的策反工作，最終，二人單槍匹馬返回根據地。
曾任華北局第一書記，原中顧委委員，李雪峰
在姚、邢二人返回根據地途中，在山西黎城遇到中共太行區黨委書記李雪峰和地委書記張璽，二人請他和邢肇棠都留在地方工作，並介紹他們認識了當時返回總部途中，在黎城短暫逗留的129師師長劉伯承。劉伯承在瞭解了姚的情況後認為，邢可以留下，姚是軍委派出的幹部，應該先回到八路軍總部，再由上級決定去留。姚繼鳴隨劉伯承到總部後，向彭德懷副總司令、左權副總參謀長（後兼八路軍情報處處長）彙報了情況。之後，在劉伯承的要求下，姚被分配到129師，任隨營學校參謀長，該校由劉伯承兼任校長，由副校長杜義德主持工作。
1940年，129師隨營學校與抗大總校的一部分合並，成立抗大六分校，劉忠任校長，姚繼鳴任教育長兼訓練部長。
邢肇棠
邢肇棠參加革命後，任晉冀魯豫邊區臨時議會副議長；
1943年，赴延安，先後任民主建國軍副總司令、西北人民政府委員兼寧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建國後，歷任寧夏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北行政委員會委員、河南省省長。
1941年底，八路軍前方總部情報處正式成立，處長由左權兼任，副處長是項本立。,
姚繼鳴女兒，姚明所著《流失的歲月》，記載了姚繼鳴生平，其中介紹了在北平潛伏事宜
1942年初，中共軍事情報領導機構為加強淪陷區的情報工作，決定派姚繼鳴潛回北平，領導中共軍隊情報系統（八路軍）在東北、華北地區的軍事情報及偽軍工作。行前，左權親自向他佈置了任務。
從1942年6月到1946年5月，整整五年間，姚繼鳴除每年一次返回八路軍總部彙報工作外，一直戰鬥在敵人的心臟，利用他的各種社會關係，獲取了一大批有價值的情報，向根據地的八路軍輸送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識青年（其中包括他自己的侄女；他的女兒於1941年就已經由他安排去了根據地）。在情報工作中，姚繼鳴積累了豐富的對敵鬥爭經驗，使北平的日偽特務機關把姚繼鳴視為最危險的人物，也是最狡猾的人物，但幾次專項圍捕，都因內線情報及時，加之一直做好充分的準備，敵均未得逞。
崔月犁，中共華北地區傑出的地下鬥爭領導者
作為軍委系統派出的情報負責人，在北平期間，姚繼鳴還奉命與中共政工系統地下組織的領導劉仁、崔月犁（化名李大夫，曾任北京市副市長、國家衛生部部長）等人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協作關係。（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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