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序列中有一支虎师，它便是由外号‘王疯子’王近山将军率领的原中野六纵。邓小平在晚年曾说：“二野最能打仗的是哪个纵队？六纵。有王近山和杜义德，很多硬仗、恶仗都是他们打下来的。”
时王近山的中野六纵急行军,在阜蒙公路上牵制黄维兵团
自王将军以下，无一不是一时名将。杜义德、肖永银、尤太忠，李德生等等。然而，在这支部队的领导人中，有一人至关重要，却又似乎被人遗忘，他就是原六纵参谋长，还曾是中共军队系统中，主持过北方区域的情报首脑，姚继鸣。
姚继鸣在北平潜伏时拍摄
“六纵参谋长姚继鸣是个知识分子，看地图、打仗很厉害，字也写得好，会编顺口溜。他编的顺口溜不但在六纵广为流传，其他纵队也几乎人人所知，这说明他的顺口溜还是很能引起大家共鸣的”；“姚继鸣参谋长平时很少发脾气，也没什么架子，喜欢给大家开玩笑，连战士都不怕他”；这些都是六纵老人对他的评价。
曾有一位老将军在许多年后回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途中抢渡汝河的情景时，对姚继鸣的女儿说：“当时敌人前堵后追，情况严重得很。你父亲可真厉害，他是渡河的总指挥，在河岸边画了一条线，未经许可，谁也不准跨越一步，连刘邓首长也不例外，都要听他的命令，让谁过谁才能过，安排得井井有条。结果，六纵掩护中原局和野司总部顺利过了河，直插大别山。”
姚继鸣，原名姚德亮，北京市人。生于1901年（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汉族，又属满清正黄汉军旗人。
1914年，因家道败落，姚继鸣到北京一家印书局当学徒。学徒三年期满后，先后在北京、青岛、济南等地作排字工人。期间，白天工作，晚上上夜校，补习文化知识。他在北京燕京书局工作期间，因担负李大钊等主办的《向导周报》等进步书刊的印刷，开始接触红色思想。
1925年，姚继鸣已经从事印刷工人十一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领导组织燕京书局印刷工人罢工，声援上海工人运动。运动结束后遭当时政府缉拿，于是出走投军，考入河南军官学校（系冯玉祥、孙岳的国民第二军与河南建国豫军总司令樊锺秀主办）。军校设有政治课，主要内容是三民主义。
民国早期军界豫籍大佬，樊锺秀，少林子弟
1926年，军校学习尚未结束，北伐战争爆发，冯玉祥率国民军响应北伐，出兵武胜关拦截吴佩孚接应北伐军北上，军校学员随军参战，姚继鸣先后任连队宣传员、文书。在一次战斗中，连长阵亡，作为文书的他，挺身而出，指挥全连打垮了敌人一个营的进攻，显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随后被任命为连长，屡建战功。樊锺秀得知这一情况后，对他的参谋长说：这是个人物，要让他带出更多的人物！随后，任命姚继鸣为教导队队长，专门训练连排级军官。在此期间，开始接触中共党员胡为、胡荣钦等人。
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又历经军阀混战，河南建国豫军失败，姚继鸣所在部队被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收编，编入了教导团，他任副营长，因对国民党屠杀革命人士不满，又被发现阅读进步书籍而被军部扣押，由于教导团团长是原豫军军官学校校长，与姚继鸣私交甚好，出面作保，使其免遭迫害，被清退回家。
邓宝珊
1929年，姚继鸣已在湖南、湖北等地辗转一年多，寻找进步军队，未果，停滞武汉。闻听北方军阀酝酿反蒋，立刻奔赴河南，加入邓宝珊的第八方面军，被任命为副师长兼参谋长，后改任干部学校教育长。期间，姚继鸣与中共党员，邓宝珊的秘书葛纪云、军校教官吴鸿宾、舒玉章（后被张国焘杀害）等人结为好友，并自愿接受他们的领导参加革命工作。至交中还包括了后来的开国中将，首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当时尚未加入中共）。
开国中将，张经武
1930年，冯、阎反蒋失败，部队瓦解，邓宝珊逃亡上海，姚继鸣也回到北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热潮席卷全国，他不甘寂寞以求有所作为，再度前往西安投奔邓宝珊。邓宝珊时被任命为西安绥署驻甘肃行署主任，他随邓赴甘，任军官补习学校教育长，后任行署参议。在此期间，结识了中共党员南汉宸（时任陕西省财政厅长，解放后任人民银行行长）及申伯纯（杨虎城办公厅主任，八路军总情报处副处长，解放后任全国政协秘书长）等进步人士，并结为至交。他再次表示愿意接受南汉宸、葛纪云的领导，为中共工作。
中共情报元老，经济金融工作元老，南汉宸
1935年，国民党在西安、兰州等地大肆逮捕中共及进步分子，姚继鸣与葛纪云被列入黑名单，被迫离开兰州；姚继鸣潜回北平，葛纪云受命赴苏联学习。此后，姚继鸣一直与南汉宸保持单线联系。
1936年初秋，已经加入中共，并受中共中央委派开展统战工作的军事联络官张经武（化名张金吾）来到北平，住在姚继鸣家。此间，张金吾动员姚继鸣加入中共军队。
1936年10月，姚继鸣赴西安，与南汉宸联络。西安事变后，他要求参加红军上前线抗击日寇，经南汉宸向周恩来请示，批准要求，并让回总部汇报工作的叶剑英带他到达延安。中央根据他的情况，决定让他入红军大学（后改为“抗大”）第二期学习，同期同学有陈赓、罗炳辉、张际春、胡耀邦、何长工、周子昆、赖传珠、杨得志、姬鹏飞、曾希圣、康克清、邵式平、陈奇涵、陈克寒、王诤、刘希平、刘型、刘转连、王集成、王宗槐、乐少华、李干辉、王尚荣、谭友林、戴季英、黄春圃、谢翰文、姚喆、张罕涛、伍云甫、倪志亮、方正平、王赤军、余秋里、汤平、张震、张国华、马文波、谢振华、梁兴初、萧望东、胡立教、贺庆积、李宗贵、赖毅、王维舟、周纯全、黄志勇、李中权、陈宗尧、谭政文、王波、谭家述、曹里怀等。
毛泽东、朱德等1937年在延安红军大学和部分干部学员在一起
1937年3月，姚继鸣在抗大期间加入中共。同年，国共达成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中国工农红军南方游击队所部改编为新四军）。
1937年9月，由毛泽东亲自写信给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彭雪枫、朱瑞，委派姚继鸣利用原旧军队的关系，到国民党晋察游击支队孙殿英部作军事统战工作。
盗墓者，孙殿英
孙殿英对姚继鸣很了解，知道他有进步倾向，也知道他能打仗，对姚继鸣是又用又防。任命其为军事政治总教官。
1938年秋，孙殿英晋察游击支队改编为国军新编第五军，孙殿英任军长，邢肇棠任副军长。邢肇棠和姚继鸣是至交，力荐姚担任参谋长，遭到孙殿英反对。孙殿英这时已经得到南京方面的情报，怀疑姚继鸣已经加入共产党，但碍于当时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势，还是任命姚担任了青年教训团教育长，孙殿英自任团长。教训团吸收了大批爱国进步青年，并在其中建立了中共地下组织。蒋介石在得知新五军中有共党活动的报告后，十分恼火，委派中统分子担任中央特派员率一批特务进驻新五军，同时，专门给青年教训团派来一位少将特务任政治部主任，准备清理部队。面对此严峻形势，为保存力量，八路军总部决定，立即撤离在新五军中可能暴露的包括姚继鸣在内的地下党员及一大批受训的进步青年骨干。姚继鸣在撤回前，努力做了副军长邢肇棠的策反工作，最终，二人单枪匹马返回根据地。
曾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原中顾委委员，李雪峰
在姚、邢二人返回根据地途中，在山西黎城遇到中共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和地委书记张玺，二人请他和邢肇棠都留在地方工作，并介绍他们认识了当时返回总部途中，在黎城短暂逗留的129师师长刘伯承。刘伯承在了解了姚的情况后认为，邢可以留下，姚是军委派出的干部，应该先回到八路军总部，再由上级决定去留。姚继鸣随刘伯承到总部后，向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后兼八路军情报处处长）汇报了情况。之后，在刘伯承的要求下，姚被分配到129师，任随营学校参谋长，该校由刘伯承兼任校长，由副校长杜义德主持工作。
1940年，129师随营学校与抗大总校的一部分合并，成立抗大六分校，刘忠任校长，姚继鸣任教育长兼训练部长。
邢肇棠
邢肇棠参加革命后，任晋冀鲁豫边区临时议会副议长；
1943年，赴延安，先后任民主建国军副总司令、西北人民政府委员兼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建国后，历任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河南省省长。
1941年底，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正式成立，处长由左权兼任，副处长是项本立。,
姚继鸣女儿，姚明所著《流失的岁月》，记载了姚继鸣生平，其中介绍了在北平潜伏事宜
1942年初，中共军事情报领导机构为加强沦陷区的情报工作，决定派姚继鸣潜回北平，领导中共军队情报系统（八路军）在东北、华北地区的军事情报及伪军工作。行前，左权亲自向他布置了任务。
从1942年6月到1946年5月，整整五年间，姚继鸣除每年一次返回八路军总部汇报工作外，一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利用他的各种社会关系，获取了一大批有价值的情报，向根据地的八路军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其中包括他自己的侄女；他的女儿于1941年就已经由他安排去了根据地）。在情报工作中，姚继鸣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使北平的日伪特务机关把姚继鸣视为最危险的人物，也是最狡猾的人物，但几次专项围捕，都因内线情报及时，加之一直做好充分的准备，敌均未得逞。
崔月犁，中共华北地区杰出的地下斗争领导者
作为军委系统派出的情报负责人，在北平期间，姚继鸣还奉命与中共政工系统地下组织的领导刘仁、崔月犁（化名李大夫，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国家卫生部部长）等人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协作关系。（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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