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先清（又名吳德芝，吳仙清） ，女，乳名荷香。1904年7月，出生於浙江省臨海縣城關的一戶糕餅店裡。有一兄四弟。父親吳義夫、母親王桂基很寵愛她。從小性格倔強，反抗家庭舊禮教的束縛，不纏足，要求上學。父母親拗不過只好送她進臺屬聯立師範女子附屬小學讀書。
吳先清
1917年小學畢業。
1918年春，隨哥哥吳全清到杭州，考入浙江省立女子蠶業講習所（簡稱蠶校）。
1919年北京“五四”運動爆發後，吳先清是杭州地區蠶校最早的響應者，她無視校方禁令，發動蠶校同學上街貼標語，發傳單，遊行示威，成為蠶校“五四”運動的組織者之一，被推選為學校代表，參加了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學校組成的聯合救國會。
1919年5月12日，各校學生3000多人，聚集在杭州西湖邊的第三、第四公園開會，會後舉行遊行示威。吳先清不顧學校當局的阻攔，帶領同學們衝出校門，加入遊行隊伍。
1925年合影。前排左二為吳先清
1920年3月29日，吳先清組織蠶校同學加入杭州女子職業學校隊伍，率先衝進了由軍警圍困的“一師”校門，與“一師”師生並肩鬥爭，直至當局撤走軍警。事後，校方藉口她不守校規，不讓她按時畢業，罰她留校飼養春、夏兩季蠶。
1920年夏，吳先清從蠶校畢業，進入其兄吳全清任教的杭州私立美術學校習畫。
1921秋，17歲的吳先清無意中結識了浙江省暨杭州市學生聯合會執行部理事長宣中華（早期杭州學運領袖，革命活動家，烈士），遂交往密切，互生愛意。
宣中華
1924年1月，由徐梅坤（中共江浙地區第一位黨員，入黨介紹人陳獨秀）介紹，吳先清加入中共，成為浙江省最早的女共產黨員之一，是浙江臨海的第一個黨員。（1924年1月10日，經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討論決定，批准宣中華加入中共）
年輕時的徐梅坤，建國後曾任國務院參事，1981年重新入黨，享年104歲
1924年下半年，吳先清與宣中華結為夫妻。婚後，她按照組織上要求到上海楊樹浦一帶從事工人運動，在眉州路永安紗廠後面創辦了“工人進德會”。以提高工人福利為口號，在滬東紗廠工人中進行工運。
1925年2月17日，吳先清到大康紗廠研究罷工問題，被日本人勾結楊樹浦格蘭路巡捕房逮捕。
楊樹浦格蘭路巡捕房，現為上海市公安局楊浦分局
1925年3月4日，經各方面營救，法庭判吳先清妨害秩序罪，罰100塊銀元釋放。
1925年8月28日，中共上海區委指定吳先清等5人為中共上海區委婦女委員會委員。
1925年初冬，受組織派遣她去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她離開了出生僅12天的女兒（後不滿月夭折），離開了丈夫宣中華（此去成永訣），乘船至海參崴，年底抵莫斯科。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了‘4.12’反革命政變。
1927年4月13日，宣中華在上海龍華火車站被捕。
1927年4月17日深夜，宣中華被國民黨反動當局秘密殺害於上海龍華荒郊。亂刀砍死，屍骨至今無存。其胞弟宣中民（中共黨員），兩個月後亦被槍殺於南京陸軍監獄。
宣中華犧牲的消息傳到了蘇聯，吳先清得知丈夫犧牲後十分悲痛。在她人生最痛苦之際，得到了同學、中共東大總支委員劉鼎（原名闞尊民）的關心和照料。
劉鼎
1927年冬，兩人結婚。
1928年春，東方大學與中山大學合併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中大”)，夫妻倆同轉入中大。
1929年冬，他們把不滿週歲的孩子送進蘇聯保育院，奉命秘密回國。
1930年春，他們經大連、天津到了上海。吳先清進入中共江蘇省委，被派往上海浦東地區開展女工工作。劉鼎經周恩來批准，任中央特科情報科副科長，協助科長陳賡開展情報工作。
1930年夏，吳先清調離中共江蘇省委，進入中央特科情報科，夫妻倆在上海灘開始了隱蔽戰線的特殊鬥爭。
經組織批准，吳先清先期購進了一批黃岩蜜橘，在住地巷口開設了一家水果店，作為秘密聯絡點，掩護情報活動。 不久，她得知其弟吳全源曾被逮捕，由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員、國民黨社會調查處專員陳寶驊擔保出獄，並被保薦到《新生命》月刊社任總務主任。吳先清徵得陳賡同意後，把中央特科的一個秘密聯絡站設在該刊發行處樓上。
中統著名特工，陳立夫堂弟陳寶驊
1931年10月10日清晨，劉鼎按約去上海外灘公園同“高先生”接頭，不料這個接頭點已被國民黨特務發現，劉鼎剛到公園就被逮捕，轉押在南京陸軍監獄。
吳先清在丈夫被捕後，剛外出回家，遠遠地察覺到四周情況異常，當機立斷不回家中，轉身而去，從而脫險。
特科新任情報科長潘漢年要她負責與獄中劉鼎取得聯絡並設法營救。吳先清的嫂嫂孫儒珍20年代畢業於北京高師，在校唸書時，結識了保定軍校的一些同鄉，其中有的已在國民黨內任要職。她說服嫂嫂出面到南京疏通關係。孫儒珍到南京找到國民黨首都督察廳督察處長李進德，得到李的款待。第二次姑嫂倆到南京，通過李進德的引薦，找到臨海同鄉空軍司令周至柔。
原國民黨空軍一級上將周至柔
周至柔知道吳先清是中共，但鄉情在，並不介意。見面後，就哈哈大笑地說：“綠客婆（臨海方言，意即土匪婆)來了。”
吳先清毫不畏懼地說：“是的，我來了。今天要麼你把我也關起來，要麼把劉鼎放出去。”
可能是看在同鄉的份上，也可能是佩服吳先清的大膽無畏，周至柔沒有為難她，而是把兩手一攤，仍然微笑地說：“放人，我愛莫能助，可以送你去探獄，疏通關係讓你以後探獄方便，這個沒問題。”
從此，吳先清探獄既方便又安全，按照黨組織的要求，巧妙地向劉鼎傳達了黨組織的指示。
1932年9月，劉鼎經康澤擔保出獄。
1933年3月，吳先清經黨中央批准，調任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諜報組組長。為了不影響工作，她把剛出生一個月的嬰兒，送到臨海老家，請母親撫養。
為了獲取更多情報，吳全清時而盛裝豔服，出沒於上層社會；時而布衣布鞋，活躍在工人之中；時而扮成農村婦女，出現在鄉野田間。出於工作需要，她經常以貴夫人的身份通過一些軍政委員夫人的關係進出於他們家中。其中，有幾家還與她來往甚密，如陳寶驊夫婦就經常到吳先清住所私訪。此時，吳先清借居在蠶校時期好友陳宣昭家中，陳宣昭丈夫即為中國著名的茶葉學家，農學家吳覺農先生。夫婦二人都是吳先清的舊相識。當時吳覺農住在金神父路花園坊的2號，而3號、4號就是上海警察局長閔鴻恩的寓所。
吳覺農
吳先清的打扮，和進出來往的客人，使住在她隔壁的上海公安局長閔鴻恩也對她毫不介意。當然，因為丈夫劉鼎不在（赴中央蘇區），她在背後被人說成是“放蕩不羈”的女人。吳先清忍受著各種誤解，完成了組織上交給的各項任務。
1934年夏，不會講日語的吳先清獨自去日本，與
陳修良（中共黨員）在東京會面。後與共產國際著名間諜左爾格在一起，蒐集了日本準備發起對蘇聯侵略戰爭的大量情報。多年後陳修良回憶說：“我真為吳先清單身來東京捏了一把汗那。”
陳修良，南京解放前最後一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解放後曾任浙江宣傳部代部長
1935年5月，吳先清所在組織負責人在上海被捕。她接到中共中央迅速撤離回國的通知後，於6月份從東京回到上海。
1935年9月，她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再度來到了蘇聯，改名羅莎（玫瑰）.拉庫洛夫，進入莫斯科馬列主義學院學習。
1936年9月，吳先清學習結業，轉到莫斯科郊區，住在一幢專門接待外國共產黨人的國際宿舍大樓裡，又稱國際招待所（馬拉霍夫卡別墅），等待分配工作。
先後來到這家招待所的中國人共有6個人（4男2女），為了保密，他們相互都用俄文名字稱呼，吳先清是最後報到的人。開始之時，這裡的生活條件較好，除吃住外，每人每月還發給100盧布零用錢。但誰也沒有想到，危險正在逼來。
1937至1938年正是蘇聯肅反的最高潮期，被稱為蘇聯“大恐怖”時期。在此期間，130萬人被判刑，其中68.2萬人遭槍殺。
憑著從事情報工作的敏銳，吳先清覺察到了不詳。某日，她悄悄地對瓦夏（即李正文）說：“我發現那個叫索妮的女同志經常偷偷地給上級寫針對我們幾個人的誣告信，指控我們幾個人是反革命。”
李正文聽說大吃一驚：“索妮在誣告我們？”
吳先清繼續說：“今天我乘索妮不在，找到了她所寫的幾份誣告信底稿，你看看吧。”說完就把底稿交給了李正文。
其中講到李正文的部分是這樣說的：“瓦夏反對國際無產階級的五一勞動節，大家喝酒慶祝，而他怎麼也不肯喝；瓦夏不想看到蘇聯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所以經常待在房間裡，不願到莫斯科城裡去參觀；瓦夏為了掩蓋他的反革命政治面目，買社會主義建設公債最多，捐給西班牙革命戰爭的錢也最多。”
實際是李不亂花錢，把每月的零花錢省下來，因而買的公債和捐獻的錢就比別人多。索妮的信裡還說：“瓦夏懂日文，他的母親是日本人。他長得也像日本人，肯定是日本特務。”
她寫吳先清和其他幾個人的誣告信，也都是滿紙荒唐，全是造謠。
李正文完全沒有想到索妮是這樣的人。當天等到索妮回來後，雙方就大吵起來，從此各人見面也不說話。
多年以後，李正文在回憶中曾這樣記述：
“我們中國在共產國際的代表，除了王明、康生等一小撮專門誣陷別人的壞蛋，因誣陷有功沒被捕外，其他人基本上都被捕了。據我記得，有李立三、陳鬱、郭紹堂等，還有中山大學的全體中國學生，如蘇飛、王千、張北等。在馬拉霍夫卡國際招待所和我住在一起的四男二女，除了一個女的王明分子每月寫一次誣陷報告而受到獎勵外，其他五人，先後都被捕。我和吳先清同時最後被捕。那位女王明分子的誣陷信，被我們抓住過一次。其中就有寫我的。”
上海解放後首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李正文
1937年夏，蘇聯“肅反”擴大化，全蘇聯處於極為恐怖的氣氛之中。不僅是蘇聯人，就連在蘇聯的外國人也感到人人自危。
1937年1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有人來通知吳先清和李正文，說首長要找他們談話，並要求多帶點衣服和日用品。二人離開後，被送進了莫斯科魯別克監獄。
監獄條件很差，近10個人擠在一張大通鋪上，每次審訊都在10個小時以上，搞得吳先清頭昏腦脹，多次逼迫她承認是“日本間諜”。
吳先清再三申辯，審訊者完全不顧事實，也不要任何證據，就把吳先清定為“日本間諜嫌疑犯”， 強行送到西伯利亞佈德里斯克監獄。
1938年5月，吳先清、李正文等幾個中國“政治犯”，又被轉送往靠近北極圈的齊必由勞改營。
這個勞改營處在西伯利亞的最北端，自然環境十分惡劣，一年四季天寒地凍，最冷時可達攝氏零下50度以上。犯人每天都要從事10小時以上的重體力勞動，每人都有勞動定額，口糧麵包是按完成定額多少來分配的。如不出工一天只給200克，出工只完成定額一半以下的，給400-500克，完成百分之百定額的給800-1000克，菜和湯也按定額分配。
勞改營從不給犯人發衣服、帽子、鞋襪等必需品，婦女必要的生活用品也沒有，還要拼命勞動掙錢自己解決，很多人都穿著補了又補難以蔽體的破爛衣服。
在這個蘇聯最北邊的人間地獄裡，吳先清除了精神上的折磨，每天還要在嚴寒下幹挖煤、挖坑、砸石頭、蓋房等超乎體力的重勞動。
1938年，吳先清來到勞改營的同年，便悲慘的死去，年僅34歲。
在這個勞改營中，不少中國革命者冤屈而去。如1927年入黨的包姓黨員，莫斯科東方大學青年學生王千等。而李正文得到了先期押入這個齊必由勞改營的中共黨員姚艮的幫助，度過了最初最艱難的時光。二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姚艮，曾任公安部黨組成員
姚艮在被關押六年三個多月以後，終於在1939年2月獲釋，輾轉回到了祖國。新中國成立後，他一直在公安部工作，擔任過公安部辦公廳主任。他把自己在蘇聯近七年的慘痛遭遇寫成了一部四十多萬字的書，書名叫《一個朝聖者的囚徒經歷》（1955年群眾出版社出版），寫到了在齊必由勞改營和這位李正文大哥的生死之交的前後經歷，十分生動感人。
再版的《一個朝聖者的囚徒經歷》
1978年，經國家安全部、臨海市委黨史研究室及許多老同志的努力，吳先清終被定為“因公犧牲”。
1984年，在胡耀邦總書記親自過問下，吳先清徹底平凡昭雪。
1984年6月，國家安全部《關於吳先清革命歷史的調查情況》稱：“吳先清參加我黨後，為我黨和共產國際從事情報工作，在艱苦的革命鬥爭中，為革命事業作出了貢獻，是一名忠誠的共產黨員。”
謹以告慰其在天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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