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12日，母親在抗美援朝歡送會上發言 ◎葉淑穗
我的母親姚秀貞，1886年出生在廣東省番禺縣的一個比較富裕的商人家庭。我母親是他們家中的獨生女，外婆和外公對她寵愛之極。她個子高高，眼睛大大，清秀端莊。在那封建的年代，女孩子是要纏足的，但在廣東一帶沿海開放的城市，受外來風俗的影響，人們思想比較開放，因而母親逃脫了女孩纏足的痛苦，自己放了腳，並要求上學唸書。她喜歡醫學，考入廣州夏葛醫學院。這個學校的前身是廣東女醫學堂，是由外國基督教會主辦的，招收年滿18歲未婚的女子入學，學制四年，重點培養女子婦產科專業新型的醫生。
我母親1908年學成畢業。畢業後，在她父母的催促下，與在香港英國皇仁學院鐵路專業畢業的葉梯雲結婚。婚後母親本準備在當地找一份工作，以此開始自己的新生活，母親的表兄詹天佑，由於開發京張鐵路，在中國鐵路的建設上已頗有成就和名望，他正在進行大力開拓中國鐵路事業的工作，因而決定把他們夫婦帶到北京。詹天佑安排我父親在京漢鐵路上工作，在詹天佑的提攜下我父親還被選為鐵路協會的候補評議員。與此同時，詹天佑又積極籌劃我母親的工作，他建議我母親開設一間女醫院，並提議以我母親的名字命名為“秀貞女醫院”，還請當時的交通部總長、書法家葉恭綽為“秀貞女醫院”題名。
事業中的母親
詹天佑幫助母親建院，從醫院選址到內部陳設，都一一籌辦。從今天看當時醫院的選址還是很考究的。醫院是建在西單與西四的中間地段，即西單北大街141號，一個臨街的二層小樓，它往南經甘石橋就是西單商場，往北一站就是西四商業街，對面是粉子衚衕，斜對面是豐盛衚衕，是既離繁華區不遠，又相對比較安靜的地段，這裡交通方便，四通八達，便於患者就醫。
開始時，秀貞女醫院是一個小型醫院，以門診和出診為主，設有候診室和診室，以及檢查室，有個小藥房，準備了一些婦產科急需的藥品。以後經過數年，醫院的院址才逐漸擴大，並增設五六間病房。最多時招收了五六個學員兼護士。
1909年這個小醫院建成，開始對外門診。由於那個年代婦女生產多是請接生婆，極不安全，而母親的醫院比較正規，加上詹天佑的極力推薦，不只鐵路上的職工家屬到醫院來就醫，當時的一些名流家屬也來醫院就診。
醫院開業後，聲勢逐漸擴大，醫務繁忙。從我記事起，就經常看到母親日夜忙碌，因為婦產科的工作是不分白天與晚上，也不分嚴寒或酷暑的，有婦女臨產，就要隨叫隨到。我母親白天看門診或出診，時常晚上三更半夜，只要有婦女臨產就要即時出診，甚至自己還大著肚子，是非常辛苦的。
母親的辛苦不斷得到社會上多方面人士的肯定，所以醫院也越辦越好，知名度不斷提升。在我的記憶中，醫院開業後在醫院的走廊裡掛滿了很多的匾，其中有當時北洋政府大總統黎元洪和袁世凱送的匾。據我哥哥、嫂子和姐姐回憶，當時袁世凱的家屬和親戚家中有孕婦和需要從事婦科治療的婦女，也都前來找我母親，並說“找到葉大夫，就放心了”。我大嫂和我大姐都是醫科學校畢業的，她們的專業也都是婦產科，她們經常隨母親出診。
我的大嫂由於工作認真，接生手術做得好，經常得到醫者家屬的誇獎。馮玉祥女兒曾認我大嫂為乾媽。我大姐也回憶當年和母親一起出診，還到過齊白石家裡給他的家人接生。據說張學良的夫人趙四小姐，也曾在這個醫院住過一段時間。“文化大革命”前，我家裡還保存兩個康熙年間的青花瓷花盆，母親告訴我們，那是當年廖仲愷先生送花給她時用的花盆。
母親的工作得到各方人士的讚譽。這一方面由於我母親對她從事的工作盡心盡力，再者也由於這樣的西醫婦產科診所在當時的北京是少有的，母親的醫院是北京最早的私人開設的婦產科醫院。
1955年我的大兒子在協和醫院降生，是林巧稚醫師給接生的。林巧稚醫師和我母親是很要好的朋友，她們經常在醫術上互相交流。林巧稚醫師曾讚揚地對我說：“你母親是我的前輩。”
直至1949年北京解放，母親的秀貞女醫院仍然對外門診。衛生局曾勸我母親出去工作，也曾邀請她到公立醫院做顧問，但當時她已年近七十，又患有高血壓，因此便婉言謝絕了。後來她將醫院作價給衛生局，售價二萬三千元。
五男五女的媽媽
家庭中的母親
在家庭中母親可稱得上是一位賢妻良母，她具有既現代又傳統的風格。父親是一位睿智而又非常幽默的人。他們倆應當說是難得的夫妻和睦。父親由於從事的是鐵路工作，一年四季經常不能回家。又由於受舊社會廣東地區陋習的影響，男人可以娶幾個老婆，因而父親在外面另立家室。母親對此並無異議，與對方姊妹相處，對他們的子女也十分關心。
我母親共生育十個兒女，五男五女，我是老末。好在孩子們年齡相差比較大，我與我大哥相差二十二歲，與我大姐相差十五歲，我大哥結婚時我才三個月。當年我的爺爺奶奶還有姨媽都來幫著帶孩子，另外也請奶媽。父親每年過年才回來一次，這時的家庭才是一年中最熱鬧最歡樂的時刻。我父親喜歡小孩，我哥哥和姐姐給我講述過他們小時候和父親一起打鬧的情景，可到我長大的時候父親都老了，就沒有這份福分了。雖然這樣，因為我最小，哥哥姐姐和母親對我還是特別的寵愛。
因為父親經常不在家，所以孩子的教育和撫養就全落在母親一個人的身上。母親雖然忙於她的事業，對子女的教育也從來沒有放鬆過。她嚴格要求孩子，但從來不打罵。
我們兄弟姐妹都上了大學。我的大哥葉紹蔭1930年畢業於燕京大學化學系，後又在美國斯坦福大學電機電子學系獲碩士學位，後任美國無線電公司真空管部高級工程師。二戰時期改良了飛機的真空管，為諾曼底戰爭的勝利立了戰功。2015年在上海舉辦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展覽會中，他被稱讚為中國反法西斯的三個英雄之一；我的大姐葉郇愛繼承母業，也成為一位著名的婦產科專家；我的五哥葉紹勤194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被分配在地質部地質司任研究室主任，曾於1958年派駐蒙古人民共和國，參加援蒙地質部工作，任組長。其他兒女在事業上雖然沒有出類拔萃，但也都在不同的崗位上對國家作出了貢獻。這應當歸功於母親的教導和孩子們的努力。
母親是一位富有孝道的兒媳，她對待自己的公婆孝敬有加。我的奶奶我沒見過，什麼時候去世的，我也不知道。但我的爺爺，在我記事起，他老人家就癱瘓在床，但神志還清楚，特別喜歡小孩。我五六歲時常去看他，他還給我講一些好玩的事情，如坐電車，鐺鐺鐺！到護國寺；他還告訴我做鹹魚的經驗，說這是他的秘方，要用尿盆來泡，魚才好吃等等。母親對他精心照顧，給他請了一個老保姆，日夜陪護，還讓廚房專門給他做一些適合老人吃的飯菜。爺爺安享晚年，活了80多歲。去世時，我父親不在家，是我母親一人給他老人家按傳統儀式，隆重安葬的。
“鐵路中斷了，我回不了家了”
離開母親的日子
那年我七歲，在潔民小學上一年級，暑假時我二哥葉紹權一家要到武漢去工作。我向母親吵著要和他們一起去玩，母親沒有辦法只得同意，以為暑假玩幾天就可回來了，不料，到了漢口不幾天，就發生了“七七”盧溝橋事變，鐵路中斷了，我回不了家了，哭也沒有用，這樣和母親一別就是八年。
為了躲避戰事，我跟著哥嫂開始了逃難的生活。先到重慶，又到了貴陽。在貴陽經歷了日本飛機的大轟炸，身臨火海，幾乎喪命。
在生活稍事安定後，哥嫂就送我去上學。記得學校在貴陽的紅邊門，距離我住的大十字街較遠。我二哥那時在德國拜耳藥廠任中方代理人，哥嫂為了生計，除忙於自己的工作外，還要照顧年幼的兒女，有時無暇照顧我，我早上經常是餓著肚子去上學。
那時貴陽的氣候特點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常常下雨，我經常不記得帶傘，衣服被淋溼後又捂幹。遇見哥嫂的心情不好，或者我的功課完成不好時，還要捱打。有一次哥哥發脾氣，用一把小水壺打在我的臉上，臉腫了，鮮血直流，他們三天不讓我去上學。這種狀況對於一個七八歲的孩子來說，日子過得確實很艱難。
後來不知怎的我又染上了傷寒病，哥嫂就把我送到遠郊區的一家傳染病院，我在那裡昏迷了兩個多月，似乎是在等死。這個消息讓我母親知道了，她焦急萬分，想盡辦法，通知當時正在昆明的二姐葉淑愛（二姐是學畜牧獸醫的），二姐趕來看到我的情況，將她的血輸給我，才保住了我這條小命。病好後我的頭髮都掉光了。因為生了重病，哥嫂就不敢再收留我了，把我送到四川榮縣我父親的家。大病初癒的我住在那裡很不適應，我想我的母親——我的娘。
因為抗戰，那時的郵路已經不通暢了，忽然有一天，我接到一個郵包，那是幾經輾轉一兩個月才僥倖收到的一個包裹，打開一看，是一件母親親手用毛線編織的紅色的毛背心，看到它我就哭了。這是母親知道我痊癒了，從遙遠的北京給我送來的她對我的深深的愛。我抱著它久久不忍放下。這個背心我一直穿著，直到長高長胖也捨不得丟棄。
1945年日本投降後，我三姐把我接回北京，我才回到母親的家，開始了我的新生活。
我進入了志成中學，這是一個有革命光榮傳統的學校，一直到高中畢業。在這裡我認識了幾位地下黨的同志，他們啟迪我，給我很多幫助，對我以後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是她一生最光榮的時刻
母親送我去當兵
1949年9月我考入輔仁大學，先讀心理系，後轉經濟系。1950年由於美帝國主義對朝鮮的侵略，我國掀起了抗美援朝的運動，母親雖然年事已高，但仍參加衛生系統組織的學習，對於形勢她非常瞭解，為保家衛國，她也積極參加捐獻飛機大炮的活動，也鼓勵我積極參加學校的活動。
我告訴她我要把她給我的首飾全都捐了，她不反對，並說你自己願意怎樣就怎樣吧！我就把母親給我的金項鍊、紅寶石的戒指和貓眼的戒指，還有手錶和手鐲，全都捐了。當時在輔仁大學的宣傳板報中還特別表揚了我。
1950年國家號召青年學生參加解放軍，我報了名，母親也支持，但我當時的男朋友到學校表示反對，因而我未被批准。1951年第二次學校動員參軍，我又報了名，並寫了一封長達七頁紙的決心書，這一次加上母親的積極支持，我被批准了。母親的表現受到我的學校和軍事幹部學校招生委員會的重視和好評，因而邀請她代表全北京市參軍人員的家屬，在1951年7月12日於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舉行的盛大的歡送會上致詞。次日（1951年7月13日）《人民日報》頭版曾對此次會議做了報道，其中寫道：“輔仁大學葉淑穗六十五歲的母親葉姚秀貞說，我很愛我的孩子，但是我更愛美麗的祖國。我們的女兒在新的教養下能走上光榮的崗位，也是我們母親的光榮。”當月的《人民畫報》和《解放軍畫報》都刊登了母親講話的照片，母親感到這是她一生最光榮的時刻。
重病中坦然安排身後事
母親的晚年
1953年母親因年老體弱，打報告給市衛生局，申請停業，並得到批准。衛生局將醫院原有職工均作了妥善安排，母親於是放心地離開了醫院，買下西單二條的一個小院居住。1956年西單地區要擴建，母親又搬遷到海淀區羊坊店，購買了一個大的院落，和我五哥、五嫂、四姐、姐夫等住在一起，安享她的晚年。
不料，1957年母親發現便血，到協和醫院去就診，被確診為直腸癌。母親得知後對自己的病非常鎮靜，我們去看望她時，見她精神愉快，毫無對癌症的恐懼。後來我們才知道，並且看到了母親在病被確診以後對自己的後事做了出奇細緻的安排，她將自己的多年積蓄分割成十餘份，每個子女的名下各有一張定期存款單（其中還包括我父親的），她把自己可能要花費的醫療費、喪葬費等等一一留足，還有自己積攢的首飾如何分配等等均作了安排。在遺囑中她還特別寫明，將她經常佩戴的兩枚翡翠戒指留給我（我至今還保存這兩枚戒指，視為傳家之寶，分送給我的子女）。在那個時代，能如此妥善安排自己後事的，應當說還是非常難得和少有的。
就在這時，父親突然回來了，和她共同生活了幾個月。我的二媽（即父親的第二位太太）的女兒葉寧（時任給水排水設計院黨委書記）也來看望我母親。葉寧是我的姐姐（她和她的哥哥葉紹民一起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徵，哥哥犧牲在長征路上）。我現在還保存有我父母與葉寧和我們會面時的照片，照片是用135照相機拍的。照片雖然很小，卻是母親和我們最後的合影。照片上的母親依然神態自如，坦坦蕩蕩，令人崇敬，令人佩服，令人深深地懷念。
1957年10月，母親住進了協和醫院。由於母親是當時醫學界的長者，為切除病灶，特請著名的外科醫師主刀。但兩次手術均未挽回她的生命，母親於10月10日永遠離開了我們。
我的母親是一位偉大的母親，她熱愛自己的國家，熱愛並忠貞於自己的事業，為此奮鬥了五十個春秋。她為自己的兒女，也為千萬個新生兒的誕生付出了心血。她無愧於那個時代，無愧於她的一生。她逝世後《北京日報》曾發訃告，以茲悼念。（本文作者為原魯迅博物館研究員）
供圖/ 葉淑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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