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室遜位後，北京大學的自由風氣漸漸養成，慢慢地竟到了“無為而治”的地步。今天的學者說起蔡元培先生實行的“學術自由，兼容幷包”的政策，自然是讚歎莫名，神思悠悠。同樣，當年北大學生的自由生活，大概也會讓今日的大學生羨慕得流口水……
中國的現代大學究竟是不是古時太學的餘緒？贊成或反對都有一套道理說，陳平原先生《老北大的故事》一文分疏得明白。不管怎樣，同是國家最高學府，比較一下“太學”與“老北大”的自由程度，還是一件蠻有意思的事。
以前太學的學規自然也是寬嚴不等。像晚清時“國子監學堂”已成為京師“十可笑”之一，在學監生也徒有虛名，那是談不上什麼學規的。但嚴的時候也嚴得可怕，最典型的莫過於南京北京國子監同立，曾被汪曾祺先生抄入《國子監》一文的明太祖敕諭：
“……敢有抗拒不服，撒潑皮，違犯學規的，若祭酒來奏著恁呵，都不饒！全家發向煙瘴地面去，或充軍，或充吏，或做首領官。今後學規嚴緊，若有無籍之徒，敢有似前貼沒頭帖子，誹謗師長的，許諸人出首，或綁縛將來，賞大銀兩個。……將那犯人凌遲了，梟令在監前，全家抄沒，發往煙瘴地面。欽此！”
國子監學堂
真是好威風，好煞氣！想來那時的太學生，都只能“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地活著，委實可憐。只是到了上世紀末京師大學堂創辦時，這種禁迫已是蕩然無存。起初因為多培養在職官吏的緣故，或者還有些天朝威儀，及自清室遜位後，北京大學的自由風氣漸漸養成，慢慢地竟到了“無為而治”的地步。今天的學者說起蔡元培先生實行的“學術自由，兼容幷包”的政策，自然是讚歎莫名，神思悠悠。同樣，當年北大學生的自由生活，大概也會讓今日的大學生羨慕得流口水：
“你愛住在學校裡，可以（只要你有辦法弄到房子）。你愛住在家裡，也可以；你愛和你的愛人同住在公寓裡，更可以。你愛包飯，可以；你愛零吃，也可以……推而至於：你愛上課，可以；你不愛上課，也可以；你愛上你愛上的課而不愛上你不愛上的課，更是天經地義的準可以！總之，一切隨意。”（朱海濤《“兇”“松”“空”三部曲》）
北大圖書館
大學自由到這種地步，簡直有點當年柏拉圖學園的風味了，真令人嚮往！可是且慢高興！任何自由都是一柄雙刃劍，你的自由往往帶來他人的不自由。即使北大也不能例外，看看這一段記載：
“老北大的住是非常畸形的……每一間房子每一張床位，全是‘兄終弟及’的，學校當局無力過問。……現象發展的極端，於是常常寄宿舍內住了一大堆校外人，而正牌學生卻不能不住公寓。”
假如你也是當年一位住不上校舍的“正牌學生”，你會不會感到不平？會不會因為“平添了一筆公寓費”以及連帶來的各種麻煩而憤怒？總不能因為年代久遠，連當年的氣憤也成了可資懷念的舊物，就連這引起氣憤的現象也認為是合理的吧？
《北大舊事》這樣一本收集回憶文字的著作，裡面自然是溢美之辭居多，我倒覺得讀的時候，不妨多看看其中一些負面的東西——以往紀念北大的書刊中，還沒有像這樣一本各方面都寫到，而且好壞都說到的。現代大學在中國創立不過百年，中間顛躓起伏又從未斷絕，很多事情還不曾摸索清楚，“寬嚴皆誤”的現象不少。如“五四”以來，學生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固然不可低估，但一旦因此就賦予學生運動絕對的合法性，問題也就大了。《北大舊事》中當年的北大學生與蔣夢麟校長的互相指責頗可玩味。蔣夢麟提到“學校的學生竟然取代了學校當局聘請或解聘教員的權力。教員如果考試嚴格或者贊成嚴格一點的紀律，學生就馬上罷課反對他們”，這說的大概是事實。北大講義風潮，起自北大評議會規定學生必須繳講義費，這無論在當時或現在看來都是天經地義的事，然而“數百學生馬上集合示威”，終於把一向愛護學生的蔡元培也激怒了：
《北大舊事》
“‘你們這班懦夫！’他很氣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捲到肘子以上，兩隻拳頭不斷在空中搖晃。‘有膽的就請站出來與我決鬥。如果你們那一個敢碰一碰教員，我就揍他。’”（蔣夢麟《西潮》第十六章）
這樣的局面，除了說學生自私無禮外，確實很難找到什麼別的解釋。我並不是要單純為學校當局辯護，但是據今而言，學生由於年輕衝動，往往不會體諒校方的難處，以至於有時好壞不分，連真心愛護學生的教師也一齊反對，非取得“完全自由”不肯罷手。這種現象倘遍及全國，則大學自身的體制就岌岌可危了。在魯迅執教過的浙江兩級師範，連後來被學生豐子愷譽為“像我們的母親一樣”的舍監夏丐尊，都被學生稱為“閻羅”而加驅逐，何況別人？而且，一旦學生真個掌了權，恐怕自己人以前的自由也未必保得住。曹聚仁在《校長姜伯韓》一文中回憶當時浙江兩師的學生自治會反抗官廳時，真是無法無天。但內部竟然有同學向自治會控告另一同學貪睡，每天下午三四點鐘才起床，要求加以懲戒。這就不禁讓人想起法國大革命時的“自由恐怖”了。說到底，“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盧梭），評價學生爭取自由的運動時，哈耶克所謂“肯定性和否定性的自由”或伯林所謂“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的提法，並不是排不上用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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