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一书生
其实这个问题是把两朝历史看在了一起，而且这两件事情没有联系，下面我们分开分析宋朝和明朝的亡国问题。
北宋亡国实质在于党争、吏治大坏、赋役纷起导致国力衰弱社会崩溃，在于积重难返的冗官和糟糕透顶的兵制导致文恬武嬉，在异族大规模入侵面前丧失抵抗力，而童贯在其中扮演了一个极其恶劣的角色，他怂恿、推动宋徽宗对西北大规模用兵，担任统帅后又争功诿过，造成西北边事的损耗更甚，更令大量宋朝精锐部队和财力、物力用于当时并没有严重威胁的西夏--宋边界，令北宋的财政支出大增，不得不变本加厉地增加赋役，加剧社会矛盾。
他是怂恿徽宗兴兵攻辽的关键人物之一，却在攻幽州时溃败，启金人轻视觊觎之心，又在大同问题上寻衅于前，弃军潜逃于后，可以说，金人敢于在辽亡后不旋踵即兴兵大举侵宋，童贯这位“姥相”的拙劣表现“功不可没”，所以童贯是误国坑民，卖国害己，即便仅仅按照军纪他也死有余辜。
明朝之亡同样是内忧外患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突出的一点，即皇室和内阁争夺财权，在户部外另立直接受皇帝支配的财源，并为此创立“两监”，与民争利，而阉党和士大夫阶层的争斗又让吏治进一步毁坏，激化了本就尖锐的社会矛盾。自万历之后明朝多次在边疆和外国用兵，大伤元气，多次战争失败导致更多损耗，这一切不得不靠增加赋税额和额外捐来填补，而增加这些势必让民间雪上加霜，最终导致令天下鼎沸的民变。
宦官阶层是皇帝与士大夫、职业军人和民间争利的直接助力，充实内库的“两监”几乎都是太监充当，导致明末战事屡屡不利的宦官监军制度，担当者同样也是他们——就不用说东西厂的特务行径了。而这些宦官中许多人也借机作威作福以肥己，甚至滋生更大野心。可以说，宦官和皇帝、士大夫一样，都是令明末社会崩溃的蛀虫中之一群，且是仅次于皇帝本人最恶劣、最猥琐的一群，而魏忠贤则是这群蛀虫中最肥大的一只，天下已坏，他死了明亡，他活着明只怕亡更快。
星鵼下的誓言
童贯和魏忠贤都有一个共同点，做事分得清轻重，深知覆巢之下没有完卵，虽然都是奸臣但能力还是有的。而他们死后文臣掌权，也有一个共同点，文臣光打嘴仗，互相推诿。
用户174629721
钦宗总共才当了几天的皇帝啊？就把亡国的责任推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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