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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凌晨，湖南常德，滴滴司机陈师傅的生命毫无预兆地定格在那一刻：乘客杨某淇临下车是陈其不备，朝陈师傅连捅数刀，导致陈师傅当场死亡。
杨某淇随后自首，称自己悲观厌世，早有轻生念头，当晚因精神崩溃无故将司机杀害。
据悉，陈师傅家中还有两个儿子，四个老人，小儿子才四岁，只因为一个陌生人的“悲观厌世”，一个家庭瞬间崩塌，留下悲痛欲绝的家人，失去儿子的父母、失去爸爸的孩子、失去丈夫的妻子。
有网友评论，不想活的你，要死赶紧去死，凭什么拉上努力生活的人！
这起没有原因的凶杀案，凶手应该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只是在我们的脑海里，关于恶性案件的心理认知，恐怕在为财、为情、为仇之外，还得加上一条“严重的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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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案件发生后，嫌疑人杨某淇选择了自首，意味着由他带来的人身伤害告一段落，由这个案件不由得让人想起前段时间刚刚告破的白银案，凶手高承勇作案多年，杀死多人，是心理严重扭曲变态造成的恶果。
另外，前段时间韩国电影《素媛》的原型、曾经强奸幼女的凶手赵斗顺即将于2020年出狱。据悉赵斗淳在狱中接受了十年的心理治疗，但其心理测试结果显示其出狱后再犯案的可能性极高。该案受害女童今年已高三，恶魔现世，谁来保护受害者？
关于《素媛》案，2017年韩国曾有60万民众到青瓦台情愿，要求禁止释放，但官方回应称这不可能。现行韩国法律无法再给赵斗顺增加刑期，法务部正在考虑出狱后再给其额外增加100小时的心理治疗课程。
但十年心理治疗仍然属于犯案高危的人，100小时的心理治疗课程的作用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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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关于世界最幸福国家的排名，对156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进行调查分析，排名指标包括收入、自由、社会支持、健康和寿命等，中国的排名下降到了93名。
很多人说现在这么多心理问题严重、给社会和他人带来危害的人，是因为社会问题重重，往往把人逼到崩溃。社会的原因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个体的成长经历、家庭氛围，以及在心理发生问题后得不到有效干预治疗是相当严重的根源问题。
其实就像一个恶性循环的圈子：原生家庭的父母们也许自己就是带着问题组成家庭的，在新的家庭中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意识疗愈自己，于是又养出了有问题的孩子，陪伴缺失、精神和肉体虐待等等等等，这些孩子进入社会后对社会负面影响的免疫力更低，内心支持力量太过匮乏，一系列恶性事件于是层出不穷。
我记得曾奇峰说过，大意是一个人格完整的母亲，她的孩子基本上不会在人格上出什么大问题。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和态度，决定了孩子的性格，而且这种性格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简单来说，在孩子人格的关键期（6岁之前），塑造好了，孩子一生在人格问题上不会出大差子。
这让我想起一个极端案例，《沉默的羔羊》的原型，凶手的母亲是个极端控制狂，其和母亲的这种关系以及形成的严重心理缺陷，成为日后连环杀人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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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根据我国的现状，大部分人在产生或感知到自己心理出问题后，很少做出接受正规和系统咨询和治疗，原因我感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状况不允许，长期治疗的费用昂贵，现如今民生多艰，老百姓连生活都难，哪里有能力长期做咨询和治疗？另一方面，咨询机构鱼龙混杂，水平堪忧，导致不少人认为心理治疗没用，一个客观现状是，拿心理咨询师证的人很多，但真正能做咨询的人，很少。拿抑郁症为例，大概有90%的患者没有接受治疗，全凭自己硬抗。
曾奇峰曾经说过，在有钱有闲的情况下，找个人做做精神分析，是在是一种明智而高雅的选择。因为它可以使你了解自己，因为它可以使你活得缓慢而从容。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太需要民生的给力，说多了又容易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百姓生活艰难造成心理问题严重，心理问题严重，引发恶性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
文章最后引用克莱恩的话作为总结——
那些精神病症及精神病特质、人格畸形、自我中心行为、强迫症精神官能症以及发展障碍，都可以在个体还很小的时候就被治愈。当他长大后，就我们所知，这些情况或是无法，或是仅有部分能在精神分析治疗中被处理。我们当然无法由儿童期预知将来可能发生的病症，例如我们无法知道个体是否会发展成精神病、犯罪行为、人格畸形或严重的发展障碍，但是成功分析不健康的儿童，也许可以防止以上这些可能。若每一名呈现出严重困扰的儿童，都能够在恰当的时间被分析，则他们之中许多人，能免于在晚期坐牢或住精神病院，或完全崩解的命运，而且能够发展出正常的生活。若儿童分析可以达到这一目标，则不仅是帮助个体的工具，也能对社会做出卓绝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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