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族 GQ》2019年5月刊封面
從影29年，張震的合作對象跨越中國電影幾十年來的重要階段，成為電影史的某種脈絡。與此同時，漫長的光影經歷也影響著他的行事風格、性格與情感，讓他成為被電影塑造的人。
嚴苛與沉默
冬天的長白山氣溫零下40攝氏度，張震趴在雪溝裡，慢慢往上爬。積雪深，手放進去，10秒就沒了知覺。手摁不住，雪揚起來，沒過他的半張臉。
這是電影《雪暴》裡的一場重頭戲，張震飾演的警察王康浩墜落山谷，身負重傷，要在雪裡爬1分鐘回到墜落點。導演喊停，張震的手已經被凍傷。現場的人都受到了觸動，攝影師平日不善言辭，此刻也衝過去，幫張震從袖子裡挖雪。
“痛到手都是麻的。”回憶起那場戲時，張震下意識地搓著手，“一直麻，麻了一兩個星期。”
這場戲演得辛苦，但結束後張震沒看回放，直到全片剪輯完成，他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表演。
看回放曾經是張震很固執的習慣。近幾年，他漸漸發現，這樣的方式並不可行。在他眼中，監視器裡的自己永遠不夠好：轉頭姿勢不對，再拍一條；剛剛不該眨眼，再拍一條。無休止重複下去，戲就拍不完。如今為了劇組進度，他會和導演商量：我不看回放了，直接講重點，我再做調整。
攝影機移開，他回到安靜的一角，變成導演崔斯韋眼中“一個內秀的演員”。不管片場如何喧鬧，他很少和人攀談，抱著書坐在一邊。他看日本文學、推理小說，崔斯韋記得，那堆書裡還包含社會學。他和張震共同工作90天，拍攝之外的交流很有限。偶爾聊天，話題限於某部電影或某個著名演員如何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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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苛與沉默，是張震留給崔斯韋的印象。《雪暴》是崔斯韋的長片處女作，也是第一次與張震合作。對於張震而言，這次合作則是將他從影以來的邊界又擴大了一些。從臺灣電影新浪潮，到香江名導，到內地“第五代”導演，再到70年代末出生的新導演，張震的合作對象跨越中國電影幾十年來的重要階段。2016年，第53屆金馬獎的海報上，少年張震舉著手電筒照向天空，這致敬了他在1991年的電影處女作《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張震成為電影史的某種脈絡，與此同時，漫長的從影經歷也塑造了他的行事風格、性格與情感。
傳承的體驗
劉海向兩側分開，切割出一張冷峻的臉，眼前的張震剛結束一整天的通告，神情疲憊。但面對任何採訪問題，他卻表現得溫和有禮。談論個人生活讓他興趣寥寥，他便轉頭笑笑，“就很一般吧”、“生活裡面很正常”。但他樂於講述電影，回顧合作過的導演：楊德昌、侯孝賢、路陽……聊到如何在片場長大，他站起來，在沙發旁踱來踱去。
第一次正式進劇組，已經是29年前了。答應出演《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時，他只有14歲，遇到的是以嚴苛著稱的楊德昌導演：臺詞不許有一字改動，逗號和頓號念出來不同，句號和問號的語氣也要區分。演員表現不佳，導演會生氣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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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歲的少年不懂表演，為了幫他進入角色，楊德昌的方法是建立戲中的氛圍，讓他真實體驗角色的感覺。《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多是少年群戲，開拍前，小演員們一起上表演課，就照著電影裡的劃分，被區隔成兩個派別。大人們也參考電影中孩子的命運，分別用不同風格對待每個少年。等到開機，戲已融進現實，拍出來自然真實。
對少年張震而言，楊德昌是他表演的啟蒙者。他從小就體驗過嚴苛要求下的劇組生活以及體驗式的表演方法所帶來的改變。但在那時，電影還算不上他的志願。拍完戲，他照舊回學校上課。畢業後片約不斷，也只是照常接演，並沒把表演當成用心追求的事業。
轉折發生在28歲那年，改變他的是香港導演王家衛和演員鞏俐。張震出演王家衛電影《愛神》中的一個裁縫角色，要和飾演交際花的鞏俐搭戲。一場鞏俐講電話的戲，他看著鏡頭上移，鞏俐從頭到腳帶著角色的風韻，纏電話線的手也在戲裡。他受到了震撼，第一次意識到，原來那樣才是好的表演。
到了全片最後一個鏡頭，因為王家衛對他走路的方式不滿意，他被反覆要求重拍。拍到最後，王家衛對他說：跑步和走路對於一個演員來說很重要。他把這話記在了心裡。
拍完《愛神》，他開始大量閱讀、觀察其他演員，把表演當成一門藝術來鑽研。烙印在少年記憶中的表演方法也被他拾了回來：為了進入角色，他要先體驗人物的生活，學習人物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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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的故事更為人熟知。為出演吳清源，張震學著下了一年圍棋，講日語，還在日本模擬了一個月吳清源的作息；他為準備《一代宗師》練八極拳，還拿下比賽冠軍。
《雪暴》開機前，張震又去森林公安局體驗了兩個星期。每天和警察待在一起，張震觀察他們的工作狀態，和他們聊天融入環境：林區裡會發生什麼事情、抓賊的時候是什麼程序、每個人都有哪些配備……這些細節，電影裡很多都用不上，但體驗已成了他習慣的工作方式，他要藉此尋找角色的感覺。
“電影選擇了我”
臺北電影節上，張震重看了數位修復版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那是2011年，距離電影的拍攝已過去21年，但他發現，自己竟然還記得戲中的每一句話。聽到一句臺詞，不管是自己的，還是別人的，他都能立刻講出下一句來。
意識到一部電影對自己的影響如此之深，這讓他有些害怕。但也是在多年後，他不得不承認，這部片子不僅為他留下記憶烙印，也影響了他的性格。他的性子本就溫吞，小四又是個壓抑的角色。6個月沉浸在人物狀態裡，讓從前還算活潑的孩子變得內向、沉默。
電影結尾，小四在夜晚的街頭突然抽出了刀，捅向自己心愛的女孩。連續三刀，女孩癱軟在地上，小四沉默地站了一會兒，接著跪在女孩身旁痛哭。那一刻，少年張震完全和小四貼合在一起。他知道刀是假的，但仍覺得自己真的殺死了一個人。機器停了，他還在流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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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劇組，他回到學校，既沒法抽離角色，又不再適應校園生活。父親張國柱找到楊德昌，對他說，你把我兒子的微笑帶走了。
深受電影影響的張震不打算再拍電影了。從復興美工畢業，他的志願是去時尚雜誌做美編。一天晚上8點，他走進一家雜誌社，想看看這一行的工作狀態。天黑了，燈光很暗，人人桌上堆滿稿子，趴在那裡埋頭苦幹。他感到心灰意冷，“比唸書還要苦，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樣。”
楊德昌在這時又找到了他：新電影《麻將》要開拍了，既然學美工，不如來劇組做美術道具。他答應了。不久，楊德昌對他說，你順便再演個角色吧。他允諾下來。
一切都像是偶然，他又被拉回演員的軌道。《麻將》入圍柏林電影節，他和楊德昌一起去參賽，回來便接到王家衛的邀請，出演《春光乍洩》。下一部，李安的《臥虎藏龍》找上門來。
在《刺客聶隱娘》的記者會上，張震曾說過，演員是很被動的，他沒有想過一定要和哪個導演合作。自己是被命運推著走的人，電影選擇了他。他對自己的認知如此，但事實上，除了被動地被選擇，他也會主動吸取每一位導演給他的養分。
他欣賞侯孝賢的慢節奏，每次合作都像拍紀錄片，很多時間用來等待。“他要的是很真實的表現，不只是那個效果而已。”內景的紗簾要飄動，就等風把它吹起來，不用電風扇；清晨的湖面上水汽蒸騰，就等適宜的天氣和時間，不用電腦製作效果。長期等待讓張震養成了耐心，習慣於反覆重拍。一場他和女演員坐在床上對話的戲，前後就拍了兩年。第一年拍了一個多星期，過了幾個月，重拍，過了半年又重拍，過了一年再重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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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上習慣慢節奏，性格本又溫吞，張震整個人就慢了下來。他調侃自己“懶散”，不拍戲的時候在臺北，整日躺在床上，打打電動。即使下樓，去的地方也固定：家附近的商場、熟悉的餐廳、樓下常光顧的小店。他很少在社交平臺上更新，覺得自己生活無聊，“沒有什麼值得分享。”
入行已近三十年，張震仍堅持一兩年接一部戲。成名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他因此經濟上並不寬裕，錢要省著花。有時，他會在社交平臺上收到影迷的私信，抱怨他產量太低。他在媒體上回應：其實我一直在工作，只是每部戲花的時間太長了。
他清楚自己的性格。如果加快節奏，兩三年後就會倦怠，那只是透支自己。體驗式的表演方法也決定了他必須要保持慢節奏，每部戲開機前，他都要為準備工作付出大量時間。
與新導演合作時，張震遇到過挑戰。新導演往往條件受限，拍片速度快。路陽曾在採訪中提到，《繡春刀》開機後，拍攝週期受到資金限制，壓縮到不足70天。趕拍不是張震的工作習慣，他很崩潰，問路陽，為什麼要拍這麼快？路陽回答，沒時間了，你還有一小時收工，但我們還有四十幾條沒拍。從此張震不再問了，配合導演，一天最多拍了26條。
《雪暴》的拍攝也遇到了相似的情況。關機前20天，由於天氣和時間受限，不能在室外拍攝，最後半小時的戲要改寫。崔斯韋感到焦慮，他擔心演員不認可，戲就演不下去。他向張震徵求意見，張震沒說什麼，配合劇組把戲拍完了。
實際上，張震並不喜歡現場改動。採訪時，他直言了自己的想法：“我是一個慢熱型的人，我覺得在現場改動會消耗很多精力跟時間，我覺得那會影響到我的表演狀態。”
共通的熱情
2016年9月6日晚，張震在微博上曬出了一張合影，他穿著白色短袖，摟著一位著白色背心的女人，配文“A Brighter Summer Day Reunited in NYC”。
這張照片勾起了影迷的懷念，他們在微博評論裡寫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著名臺詞，“你好可笑啊，你以為你是誰啊？這個世界是不會因你而改變的，我就好像這個世界一樣，是不會為你改變的。”照片中的女人，就是電影的女主角楊靜怡。
初見是29年前的夏天，張震揹著書包、戴著近視眼鏡，跟著做演員的父親張國柱去見製片，被定為男主角小四的人選。在美國長大的楊靜怡回臺灣過暑假，在東豐街的一家咖啡店遇到楊德昌，被相中做了女主角。
在電影中，他們是不相信世界會改變的小明和改變了兩人命運的小四。電影殺青後，兩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很少再見面。
電影真正改變了兩個人的命運。楊靜怡淡出公眾視野，回到美國讀書、結婚生子、從事會計職業，但留下了中國電影史上一個經典的角色。張震從影至今，小四一直跟著他，然後是羅小虎、吳清源、一線天、田季安……這些角色成為他的一部分。在那一天，張震去紐約做活動，兩人又相見了。
採訪中提起這件事，張震便微笑起來：“我們這幾年都會聯絡。”他接著講起，他們仍保持著每年一兩次的郵件往來。每隔幾年，趕上楊靜怡回到亞洲，有機會還是會碰面。
張震是懷舊的人。不拍戲的日子，他在臺北喜歡去固定的小店。要吃飯，也選那些從小吃到大的餐廳。這麼多年過去，口味早就變了，但他還是堅持光顧，“吃的是一種情懷。”
他常沉湎於舊人舊事。從14歲從影到現在，人生被一部接著一部的電影切割。加入一個劇組，幾個月後各奔東西，下次見面不知是哪年。電影一部部散場，曾經的相聚就成了往事引人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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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陸川與張震合作過電影《王的盛宴》。4年前，他在接受《智族 GQ》採訪時，談起張震結婚時，他去臺北參加婚禮。那天，他帶著一份禮物——一箇中國藝術家做的、六七十釐米高的藝術雕塑。到了現場，他發現內地及港澳臺地區的電影人幾乎都到齊了，“現場恨不得有4萬人”。他把雕塑放在現場，想著它不會引起注意，便轉身離開。
兩年後，他也要結婚了，當天收到張震發來的一段視頻，裡面提起了那個雕塑，以及它的名字——“一定要幸福。”幾天後，張震又給他寄來一件禮物：一臺老式的德國膠片相機。作為朋友，他懂了張震的心意：那是鼓勵他把電影認真拍下去。
採訪的前一天，張震見到了《臥虎藏龍》劇組裡的一位香港收音師。他們是多年的朋友了，一見面就唸叨起當初一起工作的同事們，上次聚會還是在四五年前。
那時候，張震年紀輕，在現場沒有安全感，就總和收音師聊天，收了工也一起去吃消夜。一次在片場，收音師對他說，你不要再過來跟我聊天了。張震問，為什麼？對方說，收工後聊天沒關係，但在片場，你要有專注工作的狀態。這句提醒，張震一直記得，現在想來，仍覺得“他幫了我很多”。
張震在片場成長，跟隨不同導師學習一種職業的技能和精神。劇組高強度的人際相處，讓他收穫朋友，收穫深刻的感情。電影選擇了他，更塑造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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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只剩下最後的10分鐘，話題又談回入行之初：在拍《愛神》愛上表演之前，是什麼支撐著張震，把他留在了電影界？
“其實我跟一些早期拍戲的朋友，感情都蠻好的，蠻根深蒂固的。”他又微笑起來，說著電影最初吸引他的，是劇組像一個溫暖的大家庭，每個人都為拍出好的電影而共同努力。對電影的情感，也成了維繫彼此間情感的紐帶。“大家都有很共通的一個點，就是對電影的熱情，也是因為有那個熱情，大家才會一直都在做這個行業。”
本文刊載於《智族 GQ》2019年5月刊
攝影：許闖 創意總監：Vicson Guevara
時裝總監：Anson Chen 編輯：李典
美術總監：區楊
化妝：YiLi Chen 髮型：Johnny Ho
時裝助理：張霜晨 統籌：陳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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