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马叙伦等亲切交谈。左一为车向忱，右一为徐伯昕。
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车向忱，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民进辽宁省委会的创始人。他一生中与周恩来总理多次相遇，他们的相识相交，不仅展示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也是中国统一战线历史形成和发展过程的一个小缩影。
1935年夏，当时人称“东北甘地”的抗日爱国民主人士车向忱，应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之邀来到西安。为了收留流离失所的东北流浪儿童，他用仅有的二元钱办起了东北竞存学校。另一方面他积极在东北军中做停止内战，联合中共，团结抗日的宣传劝导工作，并组织成立了“东北民众救亡会”，担任执行委员、主任委员，是活跃在西安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之一。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在中共陕西地下党的领导下，车向忱代表东北民众救亡会参加了救亡团体的紧急会议，并共同署名发表了《全国救亡团体拥护张杨主张的通电》，热情赞颂了张学良、杨虎城为救国家救民族而发动的兵谏。12月17日中共中央的代表周恩来乘飞机来到西安。18日晚，周恩来召开了由20多名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会议由地下党员、“西救”负责人杨明轩主持，他将与会者一一向周副主席作了介绍。介绍到车向忱时说，这位是“东救”的负责人，东北竞存学校的校长，也是我们西北教育界的著名人士车向忱。周恩来一边紧紧地握着车向忱的手，一边微笑着说：“噢！车先生，早就听说过了，‘东北的甘地’！”车向忱对这位红军领袖也是仰慕已久。
在那次座谈会上，周恩来鼓励大家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贡献，以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与周恩来的这次会见，给车向忱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回忆道：“见到周恩来同志，更辨别出哪个党好，哪个党坏，更认识了中共的可靠性。”他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明确了自己应该做什么、怎样做，从而走上了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光明道路。
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不久，形势发生了突变。1937年2月中央军进驻西安，白色恐怖又开始笼罩古城。车向忱面临着国民党的秘密逮捕和东北竞存小学被强令解散的险境。为了解决办学经费与师资的困难，他四处奔走求援。一天，他来到七贤庄红军办事处。周恩来在一间不到九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热情地接待了车向忱，并向他介绍了办事处的负责人叶剑英、秘书长李克农、李涛等人。车向忱讲述了当前东北军的情况和竞存学校的困境。周恩来仔细听着，然后鼓励他说，能够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要将流亡关内的东北同胞积极团结起来，要通过东北军的家属推动东北军继续与红军合作，抗日复土，并争取张学良将军早日恢复自由。至于东北竞存小学办学经费与教师方面的困难，我们可以帮助想一些办法。“不久我要回延安了，以后有什么困难，随时都可以找他们几位。”这使身处险境的车向忱找到了希望。这期间车向忱成了七贤庄红军办事处的常客，周恩来如对待老朋友一样与他倾心长谈，帮他分析形势，讲马克思主义、讲中国前途。车向忱由衷地钦佩周恩来的睿智沉稳和政治家的气魄，把他奉为良师益友。
从1937年中旬开始，周恩来责成红军办事处的林伯渠同志每个月为竞存学校补助300元钱作为办学经费，并派共产党员协助办校任教。车向忱决心办好竞存学校，报答共产党的这种永生难忘的关怀。在极艰苦的情况下，竞存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骨干力量，为延安输送了大批干部。学校成为抗日救亡活动在西安的根据地，也是中共地下党在陕西的一个秘密活动联络站。
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做投降日本的准备，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对竞存学校的监视活动也更严密了，还强令学校建立三青团组织。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焦虑、困惑中的车向忱很想再听听周恩来对形势的分析，他决定前往重庆。
经过长途跋涉，穿着补丁摞着补丁的棉衣裤的车向忱到达重庆。首先找到了老朋友阎宝航，在他的大力协助下，车向忱四处奔波为学校募捐，并约定和周恩来会面的地点。这一天，车向忱和阎宝航来到了“周公馆”，周恩来已在门前等候，久别的老朋友紧紧地握手。周恩来十分关切地询问了竞存学校的情况，车向忱便把学校迁到凤翔后，自力更生，开荒种田，造纸生产的经过叙述了一遍。周恩来不断地点头称赞。当车向忱讲到国民党为了妥协投降，迫害进步人士并监视竞存学校师生活动时，周恩来听得特别仔细，他认为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指出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竞存”一定要存在下去，它是东北同胞团结斗争的象征。“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坚持抗战到底，这个底就是收复东北老家，打到鸭绿江边。”周恩来的话，让车向忱受到很大鼓舞。
车向忱准备离开重庆返回学校的前夕，阎宝航告诉他，次日周恩来约他在重庆新华书店会面。第二天一早，车向忱高高兴兴地来到书店。周恩来拿出了一张5000元的支票，递到他的手中，亲切地说：“车先生，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请带回去吧！”车向忱万分感激。共产党与国民党对待竞存学校截然不同的态度，使车向忱跟共产党走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车向忱带领师生们团结一致，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车向忱重返东北参加了建设东北人民政权的工作。1949年8月他当选为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辽宁省副省长，后来又担任民进中央的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有了更多与周总理见面的机会，革命情谊不断加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他们一起探讨国名问题；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周恩来热情推荐车向忱担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
如今，周恩来总理和车向忱同志都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们之间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结成的珍贵友谊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他们为统一战线工作所做出的贡献代代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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