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1893年9月6日—1958年7月27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少将、飞行员。1893年9月6日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康麦斯，1936年6月3日，宋美龄任命陈纳德为中国空军顾问，帮助重建中国空军。
人们希望，通过像陈纳德这样一个挂名首脑，逼使罗斯福总统公开与中国贸易交往，并从武力方面协助中国与日本战斗。（图为盟军领导人视察在中国的美国空军部队。在中国机场的一架P-40战斗机旁，从左到右：英美联合行动组英方参谋长，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克莱尔陈纳德将军，驻华美国空军指挥官，亨利阿诺德中将，美国陆军航空军总指挥；约瑟夫史迪威中将，中缅印战区美军指挥官；准将克莱顿比塞尔，在印度的美国第十航空队司令。）
美国人民和中国工业家都同样需要陈纳德。为了保持与他的关系，并使美国资金再次流入中国，以及使美军投入战争，国民政府给陈纳德以中国空军上校名义，满足他一切需要，乃至他自己的飞机。
陈纳德当然不很了解问题的背景。作为一个诚实的和自愿献身的人，他来中国绝对是为了协助中国抗日。
他希望用他自己在混战中的航空技巧和进攻型空战能力来达到上述目的，而美国空军则拒绝这一切。陈纳德回忆说：“我是被通知隐匿姓名去中国，参加中国军事航空工作。1937年5月，我到上海，并报告蒋夫人和蒋总统。我们被告知立即到中国航空基地去熟悉情况并呈报见闻。我们在观察时日本攻击了北京附近的芦沟桥。”
得知1937年7月7日日本在中国北方发动的“卢沟桥”事件后，陈纳德在他自己的好心之外，决心留在中国参加抗日，从此揭开了中国航空抗日的新篇章。
陈纳德空中英豪的形象，一直被人们所熟知，但其实他最初是一名教师。他从纳基托什市的路易斯安那师范学院毕业时，手里拿着的是教师证书。陈纳德最初职业是一名普通教师，后来还当了一段时间校长。1919年，陈纳德的课堂从学校移到了天空，书桌变成了飞机驾驶舱。1934年，美国陆军航空队任命陈纳德组建并带领一支特技飞行展示队。陈纳德和另外两名同伴研发了一套飞行特技好战斗技术。这个飞行3人组坚信，战斗机群通过最严格的军事演练能够联合作战。
但是陈纳德在美国军队仕途发展很不顺利，没人欣赏他的战术，他在美国空军他却抑郁不得志，最后被迫退役，成为一名飞行教官。来中国时，他的身份是普通公民。1937年，陈纳德在中国亲历了日军暴行后，当即表示：如有需要，愿意尽力为中国服务。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秘密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后，中止了对华援助，令中国军队雪上加霜。
在中国最危难的时刻，陈纳德说服了罗斯福总统，以私人机构的名义组建美国航空队援助中国，于是就有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他招募组建飞虎队时，用的完全也不是军队那套标准，而是老板招聘员工的形式。他的部下很多没上过战场，也有不会开飞机的，最后他把这些人都培养成训练有素的战士。
1937年来华时，他中文一句都不会说，但已经开始训练中国飞行员了，他还帮助建立了空中预警网。如果没有这个空中预警网，飞虎队可能坚持不了一个星期，就被日本人炸掉了。他教会中国民众如何给空军部队通风报信。一旦日军开始行动，他可以提前准备后撤。除此之外，他还指导中国建设军用机场跑道。
这张图片是当时四川新津机场建设的场景。在抗战后期，新津机场成为二战时期亚洲最大的轰炸机机场，第一次扩建是1939年，当时新津机场被指定为中国空军的基地之一。这次扩建征集了成都周边16个县的10多万民工，历时10个月，征用民田3292亩，修了跑道，建了机棚。第二次扩建是1944年1月，为了起降B-29轰炸机，需修建主跑道、副跑道、油库、弹药库等设施。此次扩建征集了成都周边20余万民工，历时5个月，将机场扩建为占地5651亩的超大型军用机场，它也是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轰炸机机场。
一开始陈纳德就和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不合，史迪威从不重视空军的作用，他觉得单靠陆军就可以。后来事实证明他是错的。但是陈纳德从来没有否定过陆军的作用，但他一直认为空军可以起到保护陆军的作用。在抗战胜利在望，陈纳德却因为与美国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意见不合，被调回美国。这张图片是史迪威将军视察驻华美军第14航空队。中国某处基地，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中国最高统帅的参谋长约瑟夫·W.史迪威中将（中，戴眼镜者），站在涂有鲨鱼鼻的P-40战斗机前，与美国陆军第14 航空队驱逐机中队的一名地勤人员（右）交谈。史迪威将军右侧身后，是第14航空队指挥官克莱尔·陈纳德少将。史迪威将军此来是巡回视察各地空军状况，截至1943年8月4日的13个月时间里，陈纳德麾下的飞行员共击毁日军442架战机，而己方只损失了51架，比例将近9比1。
“来中国这项任务，除了有点不错的报酬外，其意义非凡，因为我的微薄之力有可能影响历史，实在无法拒绝。”1949年，陈纳德在他的回忆录《战士之路》结尾写道：“我最希望看到的是飞虎队的标志在人们需要的时候一直在天空飞翔，能永远留存在太平洋两岸人民的心中，作为人们在战争和和平年代共同追求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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