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士悠然行
《天末懷李白》是杜甫思念李白的詩作。李白因永王李璘案被流放夜郎，杜甫對李白深切的牽掛、懷念和同情，併為他的悲慘遭遇憤慨不平，也是對李白的安慰——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同時也是自己的切身感受。
文章或作品能夠傳世的，不論是司馬遷、陶淵明，還是李杜、曹雪芹，其遭遇都非常淒涼。因為杜甫深刻體會到生活的艱辛，巨大悲憫心和深度的思考，才會有《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才會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曹雪芹如果不是家道中落，天天花天酒地，估計也沒有心思寫《紅樓夢》的。李後主不是被抓到開封，估計也整天寫一些豔詞，不會有《春花秋月何時了》這樣的千古絕唱。
當然時代在發展，現在的作家也沒有必要體會像李杜那樣的悽慘的遭遇，但是貼近生活，深度思考生活中的問題和衝突，才是好文章的源泉。餘秀華算是“文章憎命達”一個勵志的證例。
南方熱火隊
要搞清文章憎命達的緣由，首先要弄清楚文章是怎麼回事。
中國文章分許多類型，有應景之文、有經濟之文、有情懷之文、有孤憤之文，當然還有其他類型、混合類型。我僅就這幾類分析。
應景文字，如唱、和之流，目的是為了媚上討好、友朋互諂或者娛樂應景，自然多為粉飾張揚，文字通常華麗纖巧，卻多流於空洞，有好文，比例低。好文舉例：王勃的滕王閣序，李白的應答類詩歌，潘閬的長憶觀潮等。
經濟之文，作者為了安身立命，寫書掙錢，就必須與流俗接軌，寫出來的東西也就五花八門，有猥瑣淫褻的、有舒爽快意的、有情濃我濃的、有故作高深的…總之這類文字，必然將大眾分類，按需求為文，這類寫手與其說是在寫書，不如說是在做生意。當然不忘情懷、夾帶“私貨”的人也有。總體來說，這樣的書好看卻未必耐看，其極致是大眾化卻不媚俗，這類精品也不少，如最近流行的《三體》、金庸先生的部分武俠著作等，但這類作家的路子是先成名在發家。發家後優秀作品就一路下跌，概因經濟動力減弱了，把精力就放在了更不勞苦的事業方向。這也是文章憎命達的體現吧。
情懷之文，寫這類書的人多家境富裕，且家庭有文化底蘊。這類或富或貴的人群不愁衣食，才有精力思忖人生意義、民族方向、種族未來、家國歸途，並在信仰方面有更多的追求。文章貴在立意，次在文字，若他們有了屬於自己的合理且非反動的思考，那麼一旦成文，就常能高屋建瓴。這類文章書籍多卻不精，畢竟境界追求太高，能突破前人窠臼太難，舉個成功的例子，王陽明的《傳習錄》。
孤憤之文，寫這類書的人往往身世複雜，且心比天高、命比紙薄。他們聰明，敏感，在心理的落差下抑鬱難疏，只有用筆下文字排解。他們寫詩常以歌當哭，他們寫文常泣淚如血，這類人玩世不恭有之，鬱鬱寡歡有之，奮發圖強有之，俠骨柔腸有之，甚至猥瑣不堪亦有之。書太多了，紅樓夢、金瓶梅、聊齋都是這種類型的。其實感性的詩詞歌賦更能說明問題，一生不得志的李白、破國後杜甫作品就是典型，但最典型莫過南北朝的江淹，他窮困時妙筆如花，如《別賦》、《恨賦》，他富貴後不再孤憤，也就不必用文字疏解內心苦楚，自然也就江郎才盡了。還有後世李煜也是典型，他做帝王時文章多流於華美，但被囚禁北方後呢？他的虞美人、相見歡、浪淘沙都是人間極品。後世這類人也太多，且多淪為才子佳人裡的主人公，如唐伯虎、徐文長都是這類的人，他們的文章和做人一樣，透著迷惑性，外在的不羈是為了掩飾痛苦的內心。不過孤憤的也未必都是潦倒的，但一定是有巨大心理落差的，他們的孤憤是來自於不甘，辛棄疾就是如此，他起兵反金，南下後雖得富貴，卻心憂國事，身周卻是安享太平的麻木同僚，難免有孤憤之情，這才寫的出：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
之所以大篇幅寫這第四類人，概因文章憎命達的說法，常常就是指他們。
總之，文章憎命達是種以心理驅動為主的現象，優秀文章總被人理想化的賦予了淡泊名利的屬性，但究其根本，作者的心態、知識結構、寫作素材、思想高度卻是被背後的利益、階層、生存權等物質基礎決定的，這是並不唯美的現實。
以上面四類來說，都有優秀的文章，緊抓“優秀”二字，第四類比例很大，這就扣上文章憎命達的主題了。但是第三類卻往往對人類的發展更重要，憑心而論，中外文明中的哲學、政治學、歷史學、科學、藝術大師巨匠，多出自衣食無憂的階層，這點上又是文章憎命達的反例，我只能解釋為：富貴未必是“達”，那些把生命燃燒在夢想之路上的人，物質可能富貴，內心卻常自認貧窮，所以他們才會去尋覓精神世界的至高財富，以求靈魂通達。
最後說個輕鬆的小例子：說相聲的郭德綱，他的經典創作段子，如：我要當黑社會、我這一輩子、我要上春晚等都是他窮困時搞出來的，成名之後呢？成就了經典人生，卻很少再有經典段子，這一點上與失去五彩筆的江郎，何其相似。這算不算是文章憎命達的活生生的小佐證？
三藏147043551
這個論斷其實有兩個方面。
第一是文章詩歌寫的好的文人命運不好，這裡的命運主要是指仕途。為什麼呢？首先，萬般為下品惟有讀書高，讀書人的社會地位是極高的。而那些文學天才往往年少時就顯露驚人才華，難免盛氣凌人、恃才傲物。其次，搞文學、搞藝術有一點是共通的，就是對真善美的追求，這樣在官場上就難免看不慣那些勾心鬥角、爾虞我詐，容易意氣用事。再其次，為官之道博大精深，那些李白杜甫們不能說不通那些政治權術，即使初期書生意氣在磕磕碰碰後也會變得成熟。但是在初期起點較低，後期又因為具有排斥心理而進境緩慢，終其一生，政治鬥爭水平都不會太高。最後，又因為才華過高，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才華高也就算了，甚至自視清高、厭惡主流政治。這樣的情況，受人排擠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
然後是第二方面，命運不好的文人文章詩歌容易寫得好。這裡的命運不僅指仕途，還有疾病、戰亂、顛沛流離、親人散失等等。當然仕途坎坷是主要原因，要是仕途穩定，有權有勢，生病還怕沒得治嗎，戰亂也能攜帶重財美婢逃到深山老林做個富家翁。那麼這又是為什麼呢？首先，坎坷命運一來讓他有時間將精力放在文學創作上。要是仕途通達，不也是政務纏身嗎？其次，坎坷命運意味著人生價值的沒落，無奈之下只能將方向轉向文學創作，以此來尋求自我安慰、自我實現。
最後也是最根本的原因，磨難化作財富，磨礪了人生意志，增加了思想深度，同時也拓寬了詩歌體裁、豐富了詩歌內容。此外還有一個不是原因的原因。何為好的文學作品？語言？結構？題材？還是主題與情感？顯然每個要素都至關重要，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但是不得不承認的是，那些最讓我們感動的詩歌往往是因為所寫的內容與情感與我們的人生經歷相合，撥動了內心柔軟的心絃。就好像納蘭詞讓我們想到初戀，桃花潭水深千尺讓我們想到友情。而那些命運坎坷的詩人，筆下說寫的就是他們人生中的苦難與真情，患難見真情，這兩者往往是相一致的。苦難與真情，這就是他們打動我們的地方。由此還引發出另一個原因，命運通達之人寫的題材往往是人生快意舒心之事，或許有動人之處，但難以引發長久的感動，只是流於表面罷了。
芝麻談世界
因為，悲憤出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