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對於古代的文人來說是不可以觀看的，因為是朝廷明令禁止的。但是在春秋戰國之前的時代，根本沒有所謂的禁書一說，禁書的來源是法家的商鞅提出來的。
中國古代文學一向有“怨刺”的民主傳統。孔子說過：“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孔子的‘興觀群怨’說一直是中國文論的正宗。《漢書·禮樂制》記載：“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怨刺，就是政治諷刺，就是揭露社會的黑暗和腐朽。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裡，怨刺不僅時被允許的，而且是被肯定的。
春秋戰國時期，更出現國“百家爭鳴”的局面，一時諸子並起，議論紛紛，儒、墨、道、名、法、陰陽、農、雜各家，著書立說，相互難辨，但都沒有聽過有禁書的事情。
中國的禁書，是來源於兩千多年前的商鞅。商鞅變法的核心理論是：“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商鞅作為法家的一員，便存在法家的思想。法家雖說是百家中的一家，但它不想用“爭鳴”的辦法來解決它與各家的是非長短，而是要憑藉專制的手段去禁止各家的學說，以保證已說的推行。這也是法家的本性使然，否則，法家也就不用稱為法家了。
“燔詩書而明法令”的提出，成為了商鞅變法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法令的大致內容是這樣的：焚燒儒家的書籍，明確法令。當時商鞅變法，放棄儒家的以仁治國的思想，採用法家思想，以嚴刑峻法管治國家，有功者重賞，有過者則重罰。
秦統一六國後，秦始皇開始實行焚書政策，歷史上的“焚書坑儒”事件發生的根源在此，燒掉了不知道多少的珍貴典籍，但不可否認這是為了國家安定的需要，只是採取的方式是由法家的性質決定。
以後的朝代都對禁書這塊很忌諱，都會嚴令禁止觀看，以防國家發生動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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