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公昭
这个问题要从隆庆开始讲起，在徐高张三人组中徐阶并不能真的为皇帝服务。所以隆庆必须要选择一个能依靠的人，这个人就是高拱，隆庆让高拱去打败徐阶，使得他们之间形成了合作关系，这样隆庆就给自己的儿子万历留下了高拱。
但是隆庆皇帝并没有能够活得很久，隆庆皇帝去世之后高拱变得有恃无恐，而此时张居正暗中和太后以及太监冯保合作，形成了一个稳固的铁三角打败了高拱，为万历获得一个稳定的空间和环境，这也是张居正能成为权臣的关键。之后张居正进行内部的改革，这个改革使得王朝的运作重新梳理，通过这种梳理让王朝重新发挥作用，所以历史往往评价张居正是一个能吏，但其实他也是一个权臣。
——张居正
明朝大臣形成势力是为了和皇帝对抗，当皇帝非常幼小的时候，张居正可以通过形成自己的势力推行他的新政，但是随着皇帝逐渐长大，皇帝与张居正之间的矛盾显然就难以维持，而张居正就通过维持势力来与皇帝对抗，这就是他后期逐渐腐败堕落的一个关键原因。但随着他的势力衰退，皇帝重新夺回势力之后，张居正改革也就最终失败了。
——张居正新政“一条鞭法”结构总图
从本质来看张居正是一个善于等待与忍耐的人，在高拱、徐阶、张居正三个人不断传序和变化的过程中，她始终等待与忍耐，当最后机遇来临时，通过和冯宝等势力形成合作对皇帝进行压制，实行改革获得稳定的地位，最终成为一代强大的权臣。
真的很博通专栏
关于张居正生活奢侈的说法，还真是不少。
（影视剧中的张居正）
万历首辅张居正，谈到明朝就绕不开的人物。咱们先说说关于他生活奢侈的传言，看看可能性有多大。
首先，据说张居正回家的时候，专门定做了三十二人抬的大轿子。三十二人是什么概念？如果说一般的“八抬大轿”是豪华轿车的话，那张居正乘坐的就是“加长型超豪华房车”。里面肯定有卧室有书房，还有一群小丫鬟伺候着。如果真有这么一顶轿子，那确实是奢侈。
然后就是吃饭，据说张居正越到晚年，嘴巴越刁钻，一般的菜品都看不上眼。平时吃饭，桌子上菜品无数，还觉得没有自己喜欢吃的，无处下筷子。于是，传说他创造了一道神奇的菜：鸡舌羹。
这鸡舌羹顾名思义，就是用鸡舌头做的菜。鸡舌头虽然不名贵，但是一只鸡就那么一点点，想凑成一道菜，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也不知道张居正多久吃一次，不过能创造这样的吃法，想象力也是很强大的。
然后就是张居正妻妾成群，为了能应付这庞大的后宫，他不得不经常食用各种补品。比如登州渔民进献的滋补海产品“腽肭兽”，也就是海狗，据说吃了大补，浑身发热，数九寒天的时候都不能戴帽子。传说中张居正病死，就是因为补药吃多了。
那么，张居正真的这么奢侈吗？可能性不大，极有可能是被黑了。
（王世贞）
首先，说张居正补药吃多了才病死的，那是王世贞的说法。王世贞是张居正同时代的人，两人之间有“深仇大恨”。
起因是这样的，万历四年的时候，王世贞写了一道奏疏，说了一些关于兵饷的事情。关键是，在里面王世贞还加了一点“料”，说张居正的妻弟欺负了江陵知县，建议严惩不贷。
王世贞不仅直接找万历皇帝告状了，还专门给张居正写了封信：不好意思啊，我把你妻弟给告了，给你打声招呼！
张居正气坏了，这事儿你直接跟我说就是了，直接绕过我告到了大老板那，不给面子啊！
于是，张居正怀恨在心，直接把王世贞给弹劾了，您回家反省反省吧！
王世贞也是个倔脾气，憋了一肚子气，直接气病了。病好之后，忽然要求仙学道，拜了一个神神叨叨的小姑娘为师，各种疯狂。而且，为了求仙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最后，病死了。
所以，他写的张居正的黑料，可信度没这么高。
另一个有张居正黑料的史籍，就是大名鼎鼎的《万历野获编》，作者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
张居正死的时候，沈德符还不到5岁。长大之后的沈德符搜集了万历年间的一些大小道消息，才写成的《万历野获编》，“野获”两个字，足以说明这本书中的内容，不如正史可信。
实际上，张居正担任首辅期间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触动了太多人利益，尤其是整顿吏治的改革，直接触动了明朝上下官员的利益，他们内心当中对张居正是极其不满的。一条鞭法的实施，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让地方上的官吏士族受到了损失。
所以，张居正一死，大群大群的官员迫不及待的开始黑张居正。
其实，咱们仔细想想也知道，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生活上略有一些上档次，是很正常的。但是说的那么夸张，应该不可能。主张节俭的张居正，很明白到处都有人盯着他，记恨他，一旦被言官抓住把柄，那就麻烦了。
所以，他不可能这么奢侈招摇。
七追风
张居正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算是明朝内阁首辅里最聪明的，既与太后关系良好，又与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是铁哥们，所以做事阻力很小。偏偏他的运气又好，赶上万历皇帝年幼。于是，他抓住机会，干了一番大事业，推行了很多新政，创造了“万历中兴”这样的盛况。
但是呢，张居正也是个不委屈自己的主儿。事情呢卖命去干，生活呢，也是该享受享受。甚至到了奢侈的地步。
可他教育年幼的万历皇帝，却是要节俭啊朴素啊不要浪费。
张居正活着时，万历对于这位能力出众的重臣兼老师是非常信服的，甚至可以说是张居正的粉丝。只要张居正说的话做的事，他都觉得是正确的。
但等到张居正死了，恰好万历也成年了，他才发现，原来当年张居正的生活那么奢侈。
这让万历皇帝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内心的信仰一下子就幻灭了。
再加上这些年被太后、张居正、冯保三个人联合管教着，内心比较压抑。如今既然知道受到了张居正的欺骗，便发作了起来。彻查了张居正，同时查办了冯保。
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张居正政敌们的推波助澜。老张活着时，俨然摄政王，权势太盛。有一些大臣，自然也被压抑了。张居正死后，这些人自然想着翻身，便上折子参劾张居正，恰好万历心中对张居正也有怨气，两股力量合流，便有了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查办的下场。
但不管怎么说，张居正做的那些事，确实是有利于大明江山社稷的，而且都是大手笔，比如税赋“一条鞭法”，比如用业绩考核各级官员，等等。因此，张居正必然是一代名相。
说句题外话，后来张居正被平反了。知道为他平反的是谁吗？竟然是那个爱做木匠活儿的明熹宗，也就是重用魏忠贤的朱由校。
趣谈秘史
张居正，明万历朝内阁首辅。他劝万历皇帝要从简节约，而自己却没有做到，反而自己生活奢侈。
《万历十五年》就记载：张居正奉旨离京为老父亲办理丧事。他乘坐轿子就有40多平方米，设施齐全，2个仆人，30多个抬轿的，而除了必备的仪仗队外，随从人员还有一队鸟铳手，奢侈豪华，甚至超过了皇帝的作派。
从北京回老家江陵，大约一千里的路程，张居正的车队“五步一井，以清路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声势浩大，但为此也劳民伤财。
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宰相之杰”张居正的功绩。正是张居正采用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大明朝起死回生，让其灭亡的时间向后延迟六十多年。
财政－施行一条鞭法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实验点，清丈田地，当地百姓因为便利，实践证明此改革措施对民有利。
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在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减少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全国土地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
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赋税改革，全国施行一条鞭法。它的出现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以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让百姓做到“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随着一条鞭法的施行，它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让国家财政有稳的增长。张居正也认为农商应该放在同等地位，不应重农轻商，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
其成果体现为万历初期，国库财富创造了明朝历史中的最高纪录，存粮可用十年，存银共计一千万两。
军事－任用名将，平定叛乱
张居正陆续提拔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守北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且为了阻止北方敌人入侵，在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以此护卫京城。
张居正用计，迫使俺不再侵犯大同且与明和平相处，进行贸易交流。
其成果体现为让明朝北方得以安定。
政治－实行官员考成法
整顿官员之间的玩忽职守，不做正事的风气，加强对官员的考核，对其不合格的官员进行撤掉或惩戒。对那些因冤假错案的官员恢复官职，一时朝廷为之一清。
其成果体现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加强明朝的官员提升了行政能力和中央集权。
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张居正虽然生活奢侈，但他的万历新政让原本摇摇欲坠的大明朝再现生机，延迟了明朝灭亡的六十多年，可以是当之无愧是一代名相。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死后却祸及家人，实行改革新政总会得罪大多数权贵，再加上张居正掌权致使皇帝受权力受到限制，哪怕张居正为明朝作出巨大贡献也无用，最后被万历皇帝抄家了。
夏目历史君
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时的著名政治家，变革家，在万历一朝高居内阁首辅。张居正原名张白圭，从小熟读经典，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23岁便考中了进士，这也是少年有为了，在他入仕之时，明朝吏治腐败，国库空虚，内阁高层党争不断，先是夏言、严嵩争夺首辅，之后徐阶担任首辅，张居正是徐阶的弟子，徐阶退休后高拱担任首辅，但是没多久就获罪遣反回原籍。在这期间张居正经历了无数次起起起伏伏，也将他打磨的越发的圆润了。
明神宗皇帝继位之后，张居正担任首辅，开始了自己十年首辅之路，张居正开始了全面推动改革，整顿吏治，富国强兵，在他的指挥下，明朝诏封了鞑靼，并开通了边境贸易，推行“考成法”整顿了吏治，同时获利的还有财政收入，明朝开始一年年的富裕起来，逐步的改变了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之后，张居正又推行了一条鞭法，实施摊丁入亩，农商并重，给大明王朝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也给万历皇帝开启万历新政打下了基础。
可以说张居正是位政绩颇丰的首辅，在他的父亲去世时，按照规定本来该回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但是这时张居正才开始推行新政，回家新政必将功亏一篑，于是顶住朝野的压力继续推行新政，好在他得到了万历皇帝的鼎力支持，这位万历初年的首辅大臣对万历皇帝的要求可以说是非常苛刻的，在张居正推行新政后的一段时间，国库开始逐渐积攒了一些资金，万历皇帝见状就来找张居正要点钱用于御膳，但是张居正不但一份不给，还把万历办宫中灯会的钱停了，修宫殿的钱停了，剪了大量的开支。
也许我们会由此认为张居正平时也很节俭吧，事实上民间一直有张居正生活十分奢侈的流言，我们都知道出行或者迎娶时，为了有面子一般会使用的是八抬大轿，主要是旁边还有人跟随扶着轿子，据说张居正出行，抬轿子和随行人员通常是三十二个，非常的有气派，这个轿子有多大呢，40个平方米。是标准的一室一厅，并且还不止张居正一个人在上面，还有两个仆人丫鬟也在上面伺候着，并且张居正贪污金额巨大，私生活十分的奢靡腐败，年近六旬还沉迷声色，妾就多达七位，他也是因为纵欲过度最后一命呜呼。
但是这些明间流言和野史记载通常并不可靠，张居正在万历十年因为积劳成疾病逝，表面上张居正帮助万历皇帝开拓了一片新天地，但是张居正为首辅的十年可以说是独揽大权的，这就必然导致了万历的皇权削弱，所以张居正一死，万历皇帝马上就让言官弹劾了张居正的门人潘晟，也开始了清洗张居正的党羽，有的被免官有的被放逐，万历皇帝最后是因为舆论压力才停止清洗张居正的门人，所以野史中很多关于张居正作风不好，奢侈腐败的内容很可能都是明朝时期，言官为贬低他而编造的。
明朝时期的言官威力，见识虽然不及今日的键盘侠和网络喷子，但是他们的威力也不容小嘘，指鹿为马，黑白颠倒也是常事。其中很多内容更是为了迎合统治者无中生有的，毕竟在皇帝眼里始终是皇权至上的。
玄坤
中国历代改革者中，真正的成功者，真的是寥寥无几！
帝国时代之前，战国时期的各国变法，最成功的莫过于秦国的商鞅变法，和李悝的变法！商鞅的变法为秦国日后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制度基础，正因为商鞅变法才使得秦国军队成为虎狼之师！秦国也被称为虎狼之国！李悝的变法则是使得魏国称霸了近百年！
帝国时代之后，最有名的就是王安石的变法，和张居正的变法，还有后来的戊戌变法！
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了，戊戌变法也失败了！
但是张居正的变法是成功的，他的一条鞭法，重新丈量土地，重新分配土地，极大的减缓了土地兼并的速度，这也给大明王朝又续了几十年的命，使得大明王朝出现了短暂的中兴！
只是张居正在教育小皇帝万历的时候，太过严厉，太过急切，使得万历皇帝发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张居正可能也是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活不了几年了！就越来越急切！
他在教育万历的时候，没有注意，不管怎样，他是皇帝，虽然是徒弟，但是更是皇帝，他不懂得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只有张，没有驰，结果万历心中的那根弦，就断了！
在张居正死后，马上对张居正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只不过在抄家的时候，真的没有抄出来多少银子，加在一起十几万两银子吧！对此万历还是很失望的，对于一品大员的张居正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清廉了！
所以说张居正的生活，应该说是比较正常的，可能在最后几年的时候，稍微有点奢侈，但是他们家，真的没有多少银子！
鹏程日志
张居正生活奢侈吗？恐怕不见得。说张居正的不光彩的事情，基本都是从《万历野获编》里面传下来的。比如书中说他有一顶大轿，需要32个人才能抬的起来，里面的空间极大，平时用度应有尽有，可以说，这玩意在现在，就是那种豪华的房车。
这书里还记载，张居正非常好色，曾经娶了众多妻妾。为了能让自己在众多老婆面前表现得更有能力，他还食用各种补物。据称曾有海边的渔民向他献上了一种奇异的东西，吃了以后气力充沛，有用不完的力气，吃了这样的东西，张居正变得很威猛。但是后来张居正暴毙，也正是因为食用这东西太多所致。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许多记载，于是张居正的影响因此被黑化，甚至被黑成了怪物。但是只要我们仔细看看这本书的名字，就能发现“野获”二字。野获，那就是从民间听来的，也就是所谓的“民间故事”，民间故事里面的人物有的都是编的，三国演义把多次背主的刘备都能说成仁德，能把周瑜的计谋让诸葛亮用了，所以这样的“史料”根本不足信，可以当做是调节气氛的饭后谈资，但是如果将这些东西当做是评定人物的依据，那就是对当事人莫大的侮辱。
那么张居正为何被称为一代名相，受到后人推崇呢？
首先，张居正在刚任首府的时候，就大力推行新政，当时大明的许多豪绅都有大量的土地，但是平时却有很多田地没有上报朝廷，于是就少交大量赋税。张居正让各地官员都去亲自丈量土地，于是各地的田地都有了一个比较精准的把握。这次清点土地，不但为朝廷增加了大量的赋税，还找出了大量空闲的土地。但是这项举措最重要的是，为后来的一条鞭政策打好了伏笔。
不久，张居正提出了一条鞭税法改革，从前百姓头上有各种名目的赋税，很多时候百姓都不知道究竟自己该叫哪些类目。有时候碰到特别贪心的官吏，他们还会巧立名目，额外收取赋税。这导致了百姓对朝廷的失望，一旦赋税太重，百姓们就会出逃，盗贼、流民就会因此出现。民间百姓不能安定，许多田地就会荒废，国家经济就会被削弱，而且还很容易出现暴乱。而张居正的新政，将诸多名目的赋税都归到了一起，简化了政务，加强了朝廷对百姓的控制。
除了政治上的成就外，张居正在军事上也有建树。他重用戚继光镇守边关，又用计安抚了塞外各方势力，为大明安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外他主导的边关一带的茶马互市，方便了关内关外百姓的交易，缓解了彼此的矛盾，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边境的安定。正是因为张居正有如此功劳，所以他才受到后人推崇，被人称为是一代名相。而他多年勤于政事，野史里面的诸多不良记录实在难以叫人相信，即便是生活上确实奢靡，也不会如野史记载一般不堪。
小镇月明
首先肯定一点张先生的确是贪官而且独裁。原因是老朱家太抠了工资太低，就像张先生这种级别的官如果不贪养活家人我只能说够呛…补充一点明代没有宰相的。那么为什么他能成为名臣呢！这就是改革了嘛，其实也就两件事。丈量天下土地嘛，对了前不久我们这里也丈量了我家的土地。第二件事一条鞭法具体我就不介绍了。简单一句话：我张太岳有钱有女人，什么都有了可以急流勇退了。我刚读明史也不理解为什么他不退？现在明白他的苦心了，为了天下的老百姓啊。他的目的是让国家富裕，军备充盈百姓能吃饱饭，他也知道改革的后果但还是做了，而且做成了。
误入兰途
我们先姑且抛开张居正生活是否奢侈的争议不谈，先看看张居正具体做出过哪些成绩，是不是配得上一代名相之称。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张居正的人生成就和他所身处的时代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张居正的成就是他所身处的时代造就的，与此同时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力挽狂澜从而深刻改变了自己所深处的时势，他也因此被称为救时宰相。那么张居正身处的究竟是怎样一个时代呢？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以来历经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大明王朝的声威一度远播东非，印度洋几乎成为了大明战舰和商船可以自由通航的内海。然而到了明英宗时期以土木堡之变为转折大明国运由盛转衰：在这场变故中明英宗被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俘虏，也先还进一步南下攻打北京，幸亏明朝另一位救时宰相于谦（不是说相声那位）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才赢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尽管大明战胜了瓦剌，但再也无法恢复永乐、仁宣时期的辉煌了：瓦剌、鞑靼、女真、倭寇、缅甸先后侵犯大明边疆，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早期殖民主义国家已纷纷不远万里来到亚洲——这是大明王朝所面对的外患；与此同时内忧也异常严重：朝廷党争、宦官弄权、财政紊乱、军备废弛......这是张居正所身处的大时代背景，而塑造张居正人生命运的除了大时代背景之外还有他是个人人生经历，那么我们不妨再看看张居正的个人人生经历。
嘉靖四年（1525年）荆州府江陵县（今荆州市）的一位秀才家里诞生了一名男婴。据说这名男婴诞生前其曾祖父做了这样一个梦：月亮落在水瓮里，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浮起来，于是其曾祖父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张白圭少年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12岁时张白圭自信满满地报名参加了在荆州府举行的科举考试的资格考试——童试，并顺利地考中了秀才。据说在张白圭报名考试的前一天晚上荆州府知府（官名，相当于现今的一个地级市的市长）李士翱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天帝给了李士翱一枚玉印，而且天帝还吩咐把这枚玉印转交给一个小孩子。第二天李士翱给这次考试的考生们点名的时候第一个点到名的就是12岁的张白圭。李士翱仔细一想恰好与梦境吻合——张白圭的名字里的白圭二字指的就是古代帝王、诸侯在举行典礼时手里拿的玉器。因此李士翱对张白圭就格外关注了。实际上李士翱非常看好张白圭的才能。作为证明的是：李士翱嘱咐张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且他亲自为张白圭改名为张居正。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张居正就这样出炉了！
12岁就中了秀才的神童张居正在一年后又参加了乡试，在他参考之前结识了当时的湖广巡抚顾璘。顾璘自身的科考水平很牛气——他在21岁的时候就考中了进士，可以说是一身才气。张居正在日后的回忆中提到：顾璘与张居正会面之后前者很快就认定后者为国士（一国之中最优秀的人物）并对后者以朋友称呼。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张居正考完这次乡试后发现自己落榜了。而这次落榜居然就是顾璘的一手策划、竭力运作导致的结果！原来在乡试的阅卷过程中考官们以及监督阅卷过程的官员是一致看好张居正的试卷，认为应该按程序办事，录取张居正为举人。虽然顾璘也知道人心所向，他却自有主意并付诸实行：内定张居正落榜。顾璘有他自己的一套说法：张居正此时只有13岁啊！如果让13岁的青少年轻易地考中举人，中举的青少年就会骄傲自满，还会打消上进的志气。因此要让张居正不被录取，使张居正多受一些挫折和磨难，等到张居正更加老练，将来的发展更加不可限量。
然而无论顾璘给自己的行为进行如何解释都无法改变他幕后操作的事实，这本身就违背了考试的公平、公正的原则。况且他如何断定如果让张居正考中举人就一定会骄傲自满，就算张居正中举后骄傲自满的话也有后面的会试、殿试等着咧，难道张居正的人生会一路顺风顺水，就一点挫折没有。退一万步讲：就算张居正的人生一直顺风顺水，那么挫折教育本身就失去了意义——正因为人生难以一直顺风顺水，所以才要通过挫折教育以提升抗压能力，如果明明能较为顺利地完成一件事，傻子才会去多找麻烦不是吗？无论如何顾璘的想法就有这么奇葩，结果他愣是把张居正的前程多耽误了三年。三年后张居正又一次参加乡试，考中了举人。恰巧在考试后张居正与顾璘再度相见，顾璘把自己身上佩戴的犀带（象征权贵身份的高级腰带）赠送给张居正并对张居正说：“古人都说大器晚成，这是为中材的说法罢了。当然你不是一个中材，我竟耽误了你三年，这是我的错误了。”随后顾璘又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语。从顾璘对耽误张居正三年而表示后悔的话语里，能够看出顾璘自认为之前的做法有欠妥当。倒是张居正反而对顾璘十分感谢——其实这种感谢背后大有深意：以张居正的聪明不可能不知道以自己一介平民的身份如果和身为朝廷命官的顾璘发生争执那就不是耽误三年的事了，可能直接这辈子就没出头之日了。
从张居正的早年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从小就有理想有抱负的心怀高远之人，同时他并不是一个一根筋的人，在面对阻力时他是知道如何迂回变通的。不能不说这些早年经历对张居正的成长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大明王朝自立国以来就面临两大外患的侵扰，也就是所谓南倭北虏问题——东南沿海有倭寇肆虐，而北方边陲蒙古、女真等游牧民族时不时南下侵袭。永乐、仁宣时期大明王朝国力鼎盛，这些问题还显得不太严重，然而自土木堡之变起这两股势力就成为困扰大明王朝的两块心病。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此时只有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这时谁也不会想到困扰大明王朝的两大外患会在他手中一度沉寂下去。事实上连张居正自己可能也没料到这点，因为初出茅庐的他和其他所有大明官员一样先必须想方设法在尔虞我诈的官场斗争倾轧中站稳脚跟。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初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夏言夺得首辅之后被严嵩进谗而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张居正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张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张居正因病请假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开始游山玩水。在这三年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使他发现了新的问题，他在《荆州府题名记》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张居正回翰林院供职。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兼国子监司业，徐阶荐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在裕邸期间张居正任国子监司业从而掌握了很多将来可能进入官场的人，这为张居正打开了人脉。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高拱下台后张居正掌翰林院事。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擢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竿”了。入阁以后的张居正正值明王朝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之际，并且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此外内阁内部的政治斗争日益白热化。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同。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致仕。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
隆庆四年（1570年）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张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崇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张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王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然后张居正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汉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表示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隆庆五年（1571年）明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由此北部边疆安定下来。
而被倭寇肆虐的东南海疆此时也已安定下来——事实上所谓的倭寇之中不乏东南沿海因海禁政策断了生计的百姓被迫聚啸海上以倭寇之名大肆劫掠，与此同时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早已断绝，加之此时日本国内的战乱导致大量战败的武士浪人和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商集团合流对抗明朝的海禁政策。隆庆元年（1567年）2月4日明穆宗登基不到一个月就诏告群臣说：“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书曰“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私贩指走私商，公贩指合法商人）。明穆宗当即批准了这一奏请。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朝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不久后又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并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设立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督饷馆对私人海外贸易管理的内容主要有：出海贸易的船只不得携带违禁物品；船主要向督饷馆领取船引并交纳引税。此外，对日本的贸易仍在禁止之内，所有出海船只均不得前往日本。若私自前往，则处以“通倭”之罪。虽然仍有着诸多管理和限制，开放的月港也只是一处小港口，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至此毕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只要遵守政府的管理限制，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就被视为合法经营。政策和制度上的这种局部的和有限度的调整，史称“隆庆开关”。隆庆开放使民间私人海外贸易摆脱了走私非法境地，开始有条件地公开进行和较为正常地发展，并迅速发挥了积极作用。史载隆庆初，仅月港一地，“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成效明显。
随着隆庆年间东南和北部边疆的安定，张居正有了更多的精力开始思考明朝的内政改革。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崩，年仅十多岁的神宗继位。高拱因自己口无遮拦触动万历生母李太后神经，加之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对高拱不满向李太后进谗，李太后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于是，张居正担任了首辅，八月，他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 。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就要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历来强国之途主要靠两条：一是修明法制，二是整肃吏治——吏治清，天下兴。在张居正看来：要解决明朝当时的困难，扭转其江河日下的局面必须紧紧抓住吏治这个中心点。问题是怎么抓呢？张居正抓吏治的武器就是《考成法》。在具体实施《考成法》之前张居正曾于万历元年六月上了一道奏疏，这实际上就是他的改革宣言和纲要。在这篇奏疏中张居正毫不客气地指出当时朝政存在的两个弊端，由此凸显了实施《考成法》的必要性：第一个弊端是虚——具体表现为：“章奏繁多，各衙门题覆殆无虚日。然敷奏虽勤，而实效盖鲜”。无论是言官提的建议或是各部门下发的文件都只是“置邮而传之四方”——停留在纸上，没人去落实；第二个弊端是拖——突出表现为：“某罪当提问矣，或碍于请托之私，概从延缓；某事当议处矣，或牵于可否之说，难于报闻”“征发期会，动经岁月，催督稽验，取具空文”。
事实上明初曾一度实行过《考成法》，张居正如今是要旧瓶装新酒。要知道他如何旧瓶装新酒，我们不妨先看看明初的《考成法》究竟是咋样的——其实说起来也简单：建账——主要是各衙门将自己承担的任务登记造册，明确工作目标和完成时限，建立工作账簿。账簿中所列项目同时抄送六科：销账。各衙门完成一项任务即将情况报到六科，这称之为结账；如因故不能按期完成的向六科说明情况；如无故未能按期完成任务的，六科可以参奏。六科定期将各衙门完成任务的情况报送司礼监，由司礼监呈送皇帝，这谓之报账。对无故未完成工作任务者的问责方式有两种：一为诘问——相当于现在的函询；二为参奏——相当于现在的通报批评。
对张居正变法一直以来史学界都存在争议：有的观点认为张居正所谓的“新政”其实算不得变法改革——这种观点认为：张居正仅仅着眼于澄清吏治，而未能从制度上有所更新——明朝的行政班子在张居正之前和之后还是一个样，没增设任何一个新部门。殊不知这恰恰正是张居正的高明之处——他的这个政治系统实际上已在不声不响中改变了明朝的祖制：把掌控官员的权力集中到了内阁，也就是他自己手中。原本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而设立内阁之时只是把内阁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相当于顾问角色，但经张居正这么一改他自己实际上已和之前的丞相并无区别。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张居正的权力比之前的丞相还大，毕竟此时万历皇帝年幼，他成为了无摄政之名的实际上的摄政大臣。
张居正立限考成的三本帐，严格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计”之年便强调要将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考；专靠花言巧语、牟取信行的官员列为下考，对于那些缺乏办事效率的冗官，尽行裁撤。张居政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同时张居正又广泛增添人才，提拔拥护改革、政绩卓越的官员，委以重任，因为有考成法在，“立限考成，一目了然”。彻底打破了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任用人才。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1580年（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张居正的理财政策除了为朝廷公室谋利，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甚至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
万历十年（1582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他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就这样张居正通过考成法肃清吏治，通过一条鞭法整顿财政，与此同时在军事上张居正充分发挥了他知人善任的优势：他起用戚继光镇守蓟门（今河北迁西县西北），起用李成梁镇守辽东（今辽宁辽阳），任用凌云翼、殷正茂等人平定西南叛乱，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备。他还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马匹大增，减少了太仆寺需的种马，就叫老百姓折价交银，使太仆寺积蓄金四百余万。
显然从政绩上来看：张居正当得起救时宰相的称谓，那么关于张居正生活奢侈的说法属实吗？实话实说我们现在已很难说清这个问题了。关于张居正生活奢侈的说法在相当程度上出自张居正的政敌之口：据说张居正生性好色，以致于常食用各种补品，结果吃补药吃死了。这一说法出自王世贞之口，而王世贞恰恰就是张居正的政敌——万历四年王世贞在一道奏疏中说了一些关于兵饷的事情，这其中涉及张居正的妻弟欺辱江陵知县一事，建议严惩不贷。王世贞不仅直接找万历皇帝告状了，还专门给张居正写了封信：不好意思啊，我把你妻弟给告了，给你打声招呼！怀恨在心的张居正直接就把王世贞给弹劾了，两人就这样结下梁子了。所以王世贞的话未必可信，不过从二人结怨的过程可以看出：张居正在发迹之后多少是有些膨胀了——王世贞就算是故意针对张居正，可他走的是正常的上书检举的路径，如果张居正的妻弟没问题，那么解释清楚就行了；如果有问题，那么王世贞的举报就没错。而张居正的做法的确有挟私报复的嫌疑。还有一个关于张居正的故事说：张居正回老家的时候专门定做了三十二人抬的大轿子。三十二人是什么概念？如果说一般的“八抬大轿”是豪华轿车的话，那张居正乘坐的就是“加长型超豪华房车”。里面肯定有卧室有书房，还有一群小丫鬟伺候着。如果此事属实，那可是真够奢侈了，问题是这一说法出自《万历野获编》，并无正史佐证。
由此可见张居正生活奢侈的名声或多或少有一部分是出自于政敌的刻意抹黑。事实上张居正不仅没抹黑生活奢侈，甚至有说法称他与李太后有染——这个故事具体如下：和张居正同年中举的人当中有一个艾自修，不过这个艾自修在那一届举人中排名最后一位，这种情况在当时被称为“背虎榜”。据说多年之后已位极人臣的张居正调侃艾自修道：“艾自修，自修勿修，白面书生背虎榜”，结果艾自修回敬道：“张居正，居正勿正，黑心宰相卧龙床”，以此暗讽张居正与李太后的暧昧关系。我们姑且不论张居正和李太后的暧昧关系是否属实，至少他和艾自修这个故事应该不会是真的——如果这个故事属实，掌握帝国实权的李太后和张居正还能容得下一个艾自修？所以这个故事多半也是穿凿附会。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张居正自己就是完全没问题的——应该说他之所以在朝中树敌过多当然有他的改革措施动了别人奶酪的缘故，另一方面张居正在得势之后的确或多或少有些膨胀。这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会提醒他人：吾非相,乃摄也！张居正并不是以一个辅佐君王的良相自居，而是公然以代替君王行使摄政之权自居。张居正死后被政敌反攻倒算，以致于最终被万历皇帝抄家，结果查抄出银两、地契巨万，这也证明了张居正生前的确是存在经济问题的。张居正同时有着天使与恶魔的两面性——就政绩而言：张居正无愧于救时宰相之名；而私底下的张居正确实是有问题的，当然经过政敌们的有意渲染之后他的问题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有所夸大。
鸿鹄高飞一举万里
以史为鉴，我是中国古代史专篇。
生活奢侈只是说他生活比较好，可能也有不少好处，但是这些并不影响其在位期间，为大明王朝所作的贡献。
以下就来简单对张居正这个人和他的是做些简单介绍。
张居正
张居正是湖北荆州人，生于1525年，在嘉靖26年的时候，张居正23岁便考上了进士，开始进入官场，在隆庆6年的时候，明神宗皇帝继位，由于李太后和司礼监太监冯宝的支持，张居正开始代替高拱成为了内阁首辅，由于此时的神宗皇帝年幼，所以此时的张居正开始主管一切的军政大事，那么在其在位的十年时间里面，他到底干了什么能被称为一代名相呢？
首先为了改变当时官僚们争夺权势，官员玩忽职守，贿赂成风，可以说整个朝廷一片混乱的局势，他开始推行考成法，及对于各个官员进行考核，并且赏罚分明，对于那些犯错的官员绝不姑息，所以执政期间，整个朝廷百官惕息，即使官员在千里之外，只要有朝廷号令，不敢不从，不然也会被从千里之外依法从事。
在军事上，张居正任用了当时的戚继光、李成梁，戚继光于沿海地区抗击倭寇，使得倭寇不敢侵犯大明，在辽东地区的少数名族势力被李成梁打压，难以发展，之所以两人能大展身手，其主要原因就是朝中有人，张居正为二人的靠山，使得他们能够放开手脚，无后顾之忧。
经济上开始清查土地，实行一条鞭发，在全国过上下，开始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漏税的田产，到了万历八年，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公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三百万，这样一来朝廷赋税增加，自正德嘉靖年间虚耗后，万历十年见最为富裕。而其一条鞭发则就是将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朝廷需要的各种经费全部统一编排，统一为一条，这样一来就将原来复杂的工作全部变得简单。
对于大明王朝，张居正所作的一切无疑是有利于大明的，但是他在位十年，他独揽大权，他所用之权，便是神宗皇帝之权，这样他就和神宗皇帝对立了，所以他无愧于大明，却有愧于神宗。
张居正之所以能被称为一代名相，我们主要是看他在位十年，对大明所作的贡献还是非常大的，从历史大局看，其所作的改革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隋唐革新之后，至到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