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能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聖人，只有兩個半——孔子，王陽明，加半個曾國藩。文治而後可以武功，功到成處即是心學。
近年來，領導人直言，“王陽明的心學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是增強中國人文化自信的切入點之一。”他對王陽明心學的肯定，對“知行合一”的倡導，一時間，“王陽明”、“心學”、“知行合一”成了熱門詞語。
作為中國人，不可不知王陽明
王陽明的一生既輝煌燦爛又歷經坎坷，既聲名卓絕又頻遭謗議；他執著教席又以知兵名世，是一代儒師而又戎馬倥傯。其“文治而後可以武功”，其“內聖而後得以外王”，把自主原創之“知行合一”的聖門宗旨貫徹落實到了極致。
正是王陽明精通儒家、道家、佛家，成為心學集大成者，登上中國古典哲學發展史的巔峰，在其龐大的心學體系中，“知行合一”思想的提出於古於今都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
不是什麼時候都可能出現王陽明，也不是什麼人都可以成為王陽明。
縱觀王陽明意志堅定、特立獨行的一生，從龍場悟道、江西剿匪、平定寧王等事中展現了“事功”與“學問”兩大人生高峰，印證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從小宣稱為“聖人”而真正成為“聖人”的人，也成了唯一一位混跡於“三教九流”而最終從祀孔廟的人。
王陽明的一生敢於挑戰傳統，不與世俗論長短而專注理想，不困於挫折而豁達淡然，心中有良知、行為有擔當。這是王陽明在其曲折境遇中歷練而成，也是明朝士風薰染而成。
明朝社會的多元化同時帶來多種價值觀交錯，造成人的價值判斷錯位之弊。例如明朝官員以權謀私、貪汙腐敗，商人奢侈浪費、貪圖享受等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王陽明正是看清這些社會問題，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濟世良方：人人皆有良知，只是被私慾所遮蔽。而恢復良知的方法就是知行合一。
王陽明知行合一的一生，啟發後人在學問中踐行事功，在事功中昇華學問，不可割裂對待二者。
中年悟得心即理，晚年悟得良知即天理
王陽明學術中影響深遠的三大核心主題即“致良知、親民、知行合一”。這之中非常引人關注的一條就是“知行合一”。
王陽明認為“知行合一”就是“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知和行本就該是一體兩面，將道德認識和道德實踐相統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一方面，行必須有知的指導，行必須藉助知的反思；另一方面行則可以檢驗、修正知。
王陽明中年悟得“心即理”——“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在晚年悟得“心即理”的本體就是“良知”，“良知即天理”。良知才是“知行合一”的真體，如果喪失良知、道德，“知行合一”就失去了它的靈魂。心即理是初，致良知是終，中間通道是知行合一。
今天我們學習王陽明的意義何在？當然毫無疑問要學他的“致良知”，要學他的‘知行合一’，要學他的真知是為行，不行不為知。
事功與學問，何嘗不是知行合一？
王陽明所有的思想都不是一般讀書人的坐而論道，而是在跌宕的人生中悟道的真理。可以讓我們通過“聽本心”而擺脫各種體系和機制的束縛而獲得自由。
陽明的事功和學問雄辯的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通經致用，方為實學。”相反，空疏的學風不僅於國於民無益，而且對自己也有害。
比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知道身體過胖不好，但也管不住嘴，邁不開腿，不認真學習五臟六腑運行機理，自己認為已知，卻做不到踐行。按知行合一理論，就是知的不深，不到位，才不行。還有不少人知道熬夜不好，仍然經常熬夜，有可能是無耐，也有可能是對熬夜的危害和過患認知不深，才不重視，才做不到行，您認為呢？
錢謙益在明代崇禎朝身為顯宦，大廈將傾之際無所作為。清軍入關，他本想臨難殉節，因嫌“水太涼”而投降清軍。雖在清初苟全性命，但到乾隆時他又被重新拉出來大加撻伐，被乾隆帝作為“貳臣”的反面典型而大張撻伐。
所以，明末大儒顧炎武總結明亡清興歷史經驗時認為，明末士人“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進而導致“神州蕩覆、宗社丘墟”、“亡國亡天下”的流弊，進一步從思想上對明末學風進行系統的批判：“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
或許，如何在學習儒學經典的同時，增強當代意識，結合當下之急務，對於當世中國和世界提出一個更高的理論視野和更為恢弘經世之術，應當是我們學習陽明心學與事功的不可偏離的方向。（文/方誌遠 允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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