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文章來自由文匯學人編著的訪談集《洞見：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判斷》，原名《社會科學需要破除理科思維》，此為其中一部分，見思想·經典卷的第215-217頁。文章轉自“量化研究方法”（ID：phdthink）
轉自：中國好學者
文章導讀
我就是在一步步打破我自己原先的自然科學家思想方法的過程中逐漸成為一個社會學家的。不過，自然科學的訓練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我的邏輯思維和分析方法比較嚴密，而且掌握的方法面廣，既有定性也有定量，計算機模擬、網絡分析等方法都學得比較快。
趙鼎新，男，1953年生，上海市人，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終身教授。2012年由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引進併入選國家“千人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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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您以前研究昆蟲學，生物學的研究經歷對您的社會學研究是否有什麼啟發？
啟發也有，但更多的卻是破除了理科學者的一些看法。
我在加拿大拿到昆蟲學博士學位後改學社會學的原因，就像是魯迅的“棄醫從文”，為了救國。但是當我對社會科學有了感覺之後，我發覺我首先要克服的就是一種“魯迅情懷”，即想通過我的寫作來喚起民眾。如果我提出一個社會理論，國家中大多數人都跟我的理論走，這將是很可怕的。社會需要多元思想，如果各種思想能進行正常競爭的話，社會聲音也一定是多元的，並且政府決策也將不得不從多元的聲音中做出取捨甚至是被迫進行取捨。可以說，我學社會學後首先破除的就是理科學者講真理的情懷。
我第二個破除的是理科學者的系統思維。學理科的容易把社會看做一個系統。他們認為，如果有一個非常好的理論，加上好的實踐，我們就能把社會系統設計好。只要把設計執行到位、貫徹到位，結果應該和事先的設計差不多。理科思維在中國的長期主導使得系統論和控制論一度成了顯學，並且至今危害仍然很大。學了社會學後，我發現這種工程師看社會的方法是有害的：
社會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得多，而且社會發展的方向基本上都不是事先設計的結果。我就是在一步步打破我自己原先的自然科學家思想方法的過程中逐漸成為一個社會學家的。不過，自然科學的訓練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我的邏輯思維和分析方法比較嚴密，而且掌握的方法面廣，既有定性也有定量，計算機模擬、網絡分析等方法都學得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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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如您所說，社會科學並不是要效仿自然科學。如果既不採用數量統計，又不採用單純的歷史敘事的話，怎樣找到一套模式，比較符合社會科學的規範性要求呢？
我確實在努力尋求這種平衡。首先，社會科學的特點決定了它的方法論是多元化的。它和物理學不一樣，經典物理學有牛頓定理就行了。生物學相對複雜一些，但畢竟有進化論作為覆蓋性的法則，許多生物行為和進化論原則都是有對應關係的。但人的行為，不僅僅建立在本能上，它還建立在文化基礎上，這就導致了傳統的自然科學方法很難完全被用來研究人的行為。
很難講傳統的自然科學方法應用於社會研究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人是追求意義的動物，人們對事物的不同理解就會導致他們的行動乃至後果的不同。作為研究者來說，我們對已發生事件的不同理解會引導我們採取不同的敘事方法。當一個特定敘事方法下產生的敘事成為社會主流思維後，它就會對歷史的發展造成重大影響。
因此，在社會科學中，同樣的故事可採用多種不同敘事方法來表達。簡單講，用結構敘事就是社會學，用時間序列敘事就是歷史學，而注重於解讀敘事的則是人類學。每個學科內部的敘事方法又有很大變異，這就形成了一個學科內部和不同學科之間的分化。在很多場合下，不同學科的人們都在研究差不多的事情，但是它們對人類生存方式的理解和採取的敘事方式則有很大的不同。社會科學研究因此必然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單一性的。
模式是多樣的，但是我們是否能找到一個共同的準則來評價不同的理論和相應敘事手法的優劣呢？對於這一問題，我個人提倡的是一個基本的方法論原則：一個好的理論必須要比一個差的理論能解釋和概括一個複雜故事中更多的現象。從這個原則出發，我進一步提倡社會科學敘事的出發點不應該針對一個複雜事物中的一個或者是少量幾個問題進行解釋或者理解，而應該是對多樣問題同時進行解釋或理解。我的這一提倡與西方社會科學家目前採用的各種方法都截然相反。要想讓大家接受難度是很大的。
至於定量和定性，我認為根本上是不應該作區別的。 一個好的研究者必須從問題意識出發，而不是從方法出發。如果只會作統計，就只能發表統計文章。但是，某些問題用統計來證明更好，有些問題就可能用網絡分析更好，還有些問題則用定性描述更能抓住其關鍵。
中國學界目前有一個傾向，就是過早地朝著定量化的方向發展，以為定量才是科學。我們這些在美國求學和工作的人對這一傾向貢獻不小。由於英文和文化底蘊上的欠缺，中國社會科學學者在美國大多做定量研究。在國外定量研究發表文章、找工作比較容易，這也可以理解。但是，他們在美國任教後到國內大力推廣定量方法，加速了我國社會科學的專業化和定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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