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用功读书，博闻强记，博览群书，早已传为佳话。
胡耀邦对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一卷接一卷、一篇接一篇反复学习，不仅做眉批，还写了许多读书笔记。他从头到尾读完了《二十四史》中的列传、世家本纪，也读了一些教育学、农学和科技著作。他主张要按毛泽东主席的教导，有分析、有批判地研究，决不囫囵吞枣。对各种流派的著作，择其善者予以借鉴。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叠《中华活叶文选》，对那些历代文学精品，他一篇篇出声朗读，有的竟能背诵如流。
有一次，他在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陪同下，视察了滁州琅琊山的醉翁亭。琅琊山管理处副处长张华盛向他讲解醉翁亭及《醉翁亭记》时，他一直静静地听着。当张华盛说到这篇文章有21个“也”、18个“者”时，胡耀邦兴趣盎然地问：“你讲得很好，文章有多少个‘也’、‘者’你都记得，那么这篇文章有多少个‘字’呢？”张华盛一时语塞，无言以对。这时胡耀邦打破暂时的沉默，继续问道：“那你说说《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的区别在哪里呢？”张华盛立即回答说：“《岳阳楼记》表达忧国忧民的思想，《醉翁亭记》描述寄情山水和与民同乐的情怀，这不是一类文章。”胡耀邦非常佩服这位讲解者，连连点头称是，把张华盛赞美了一番。
之后，胡耀邦意味深长地告诉身边的随从和围观者：“琅琊山为八名（名山、名亭、名文、名人、名寺、名林、名泉、名洞）胜地；《醉翁亭记》是千古名文，它词采多姿，妙用‘者’、‘也’虚词，一唱三叹，有骈有散，骈散相偕，回环往复。全文仅431个字。文章不在字的多少，而在于意境是否高远，内涵是否精深。此文意味无穷，具有上述特点，故能世代传扬。”他深思片刻，接着说：“琅琊山有极高的旅游品位，我们要尽快把它开发成中外宾客理想的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科研教学、访古探幽为一体的风景名胜。”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和远见卓识所倾倒，尤其对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高尚情操和谦逊品德敬佩不已。
胡耀邦读书，总喜欢琢磨研究，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而每有会意和心得，便欣然同身边的工作人员交谈见解，这已成为他的一种习惯。胡耀邦读书的另一习惯是从读书所得中，联系他萦绕脑际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他自己的看法和创见。读完《印度的发现》后，他发表感想说：印度1947年独立，新中国1949年诞生；印度的面积不及中国的三分之一，但可耕地面积的比例比中国大很多，人口也比中国少一些。它现在有5万公里铁路，500万纱锭。而“蒋委员长”留给我们的只有2万公里多一点的铁路；纱锭也比印度少，还不是蒋介石而是民族工业家留下来的。美国的面积比中国略小，但根据列宁的调查，美国在本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全国铁路的总长度已达30万公里。中国现在的人口已大大超过美国，我们至少该有30万公里铁路才够用。铁路太少，交通落后，许多事情就不好办，甚至干不成。所以我们得抓紧多修铁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规划、修筑，若干年后，比如到1980年，最晚到2000年，我国的铁路达到30万公里时，那我们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就会好办多了。
胡耀邦读书还有一个习惯，即“好求甚解”。读书时碰到搞不太清楚的问题，他一定要搞清楚；不太明白的事理，他一定要弄明白；不太懂的关键处，他一定要“过五关斩六将”，探明究竟。他喜欢查参考资料，查工具书，一时查不到或没有时间找，就让秘书帮忙查找。在学习上他也不拿架子，而是不耻下问，绝不强不知以为知。1954年，团中央召开一个小型农村青年工作座谈会，部分大区团委和省市团委书记参加，共有10来人。胡耀邦请了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来讲话。邓老在讲话中说到治理黄河、治理淮河等水利建设问题，说这是农村青年施展身手、实现抱负的大舞台。他对此寄予厚望：一定要在他们这一代手中，把黄淮治理好。否则，“俟河之清，从寿几何？”散会回来的路上，胡耀邦在车里问曹治雄秘书：“邓老刚才引的那句话，你懂不懂，是谁说的？在什么书上？”曹秘书回答：“意思懂得，是谁说的，出自何书，不知道。”“你回去后查查，把答案告诉我。”胡耀邦叮咛道。曹秘书在北京图书馆，花了大半天工夫才查出来，答案是：“《左传·襄公八年》引古逸诗。”他回来立即向胡耀邦汇报，并把“答案”交给了他。胡耀邦一看，不无惊讶地说：“《左传》，逸诗，并不是左丘明所说，他还是引的逸诗呢。”“左丘明如果活着，都两千多岁了，他引的古逸诗，‘俟河之清，从寿几何’，产生的年代更为久远，可见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么古老，是怎样的源远流长啊！更可见黄河的水患为害又有多少历史年代了！”他不胜感叹。胡耀邦坚定地说：“一定要照邓老说的，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一定要把黄河治好，把淮河和其他‘害河’治好，也一定能治好！”他还说：“一句古话，听不懂，这是常事，要放过也就过去了；可是一查，就查出这么多学问来了。”
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应邀访华。访问结束前夕，毛泽东在新侨饭店为他举行送别宴会。胡耀邦出席了这次宴会。宴罢归来，他递给曹秘书一张小纸条，上面记着“暗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他告诉曹秘书：“毛主席在致辞中讲‘中国有位古人说过’，往下就是这句话，是谁讲的他没指明，你晓得不？”曹秘书答：“是南朝梁·江淹《别赋》中的文句。不过，这里的‘暗’一般都写作‘黯’，消魂应写作销魂。”“啊！对了，就是‘江郎才尽’那个人吧？这回可记住了！”胡耀邦简直就像中学生解答了一道难题似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他在做报告时多次向团员、青年们说：“读书求学，研究问题，就要有贾宝玉那样一股劲头，一定要寻根究底，而决不能像蜻蜓点水那样！”
胡耀邦学历不高，上过一年初中，不满15岁就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在60年的革命生涯中，可以静下来安心读书的时间并不多。然而，他毕生勤奋好学，渴求知识，学而不倦，锲而不舍，因而能见缝插针，长期坚持利用“一余”的时间（借用三国时董遇“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中的“夜者日之余”），孜孜不倦，博览群书，且好求甚解、不耻下问，甚至连《辞海》的词语分册这样的书，他也一个条目一个条目系统地读到底，他即使在身处逆境的“五七干校”艰苦劳动之余，也不顾疲劳，读书至深更半夜。夏天蚊子咬，他就躲在蚊帐里读书；冬天寒气袭人，他就盖上被子看书。正因为他手不释卷，持之以恒，不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从而成为一名具有渊博学识和很高文化素养的领导人。
胡耀邦还有一个博学多闻的习惯，他每到一地视察工作，都要查看当地的地方志，向当地团的负责同志询问当地的山川地理、历史文化、气候名胜、物产矿藏和风俗人情等。如果这些同志答不好，他就要劝导他们注意学习，熟知本乡本土，以便搞好工作。
1959年春，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胡耀邦出席这次会议前，决定先去苏州一带进行调查研究。在苏州期间，他挤时间去参观著名的园林时，也不断向陪同的苏州同志询问园林的历史沿革、建筑特色、名花异草等等。他对园林中碑刻上的诗词和楹联，更特别留心，再三观赏吟诵，并做记录。这次他也借来《苏州府志》，在夜里阅读。他们一行去东山参观范仲淹故居、祠堂，路过木渎镇，他问随行的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丁盘石：“你是学历史的，知道这里历史上曾有什么故事？”丁盘石一时答不出来。他说：“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曾在这里激战过。”范仲淹祠堂楹联提到一个名字“纯仁”，他立刻说出：“这是范仲淹的儿子，也是宋代清正廉明的名相。”他渊博的学识，令同行者赞叹不已。
节选自《从红小鬼到总书记——胡耀邦》，有删减。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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