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鳳君
孔子批評“八佾舞於庭”，是說魯國當時的社會制度已經崩壞，社會動盪即將開始。
在春秋戰國時代，禮樂制度是指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教育、哲學、宗教等制度，同時也是秩序。這些制度和秩序是維護一個國家穩定，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基礎。基礎壞了，國家機器這個大廈離崩潰也就不遠了。理解八佾舞於庭這句話的意思，首先要明白“八佾”是什麼？為什麼“八佾舞於庭”是社會動盪的哀音？
“八佾”就是天子在祭祀活動中，所跳的文化舞。春秋戰國時代，政權主要包括三個層次，天子、諸侯和士大夫。天子祭祀活動中跳的文化舞由64個人組成，諸侯跳的文化舞由36個人組成、而士大夫，他們跳的舞由16個人組成。魯國是周王朝的一個諸侯國，國君看的舞也不過是36人舞。魯國當時有三家權臣，分別是孟孫、仲孫和季孫，這三家權臣勢力很大，當時魯國的國君拿他們都沒有辦法，因為整個國家的政權都分別操控在他們手中。其中季孫是勢力最大的權門。
季孫有一天在家裡面舉行家宴，一時高興，就讓歌舞伎用天子的歌舞來助興，依然是要當天子的味道，完全不把魯君和周天子放在眼裡。孔子知道這件事後非常生氣，就說“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子生氣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他看到魯國的三大權臣，已經尾大不掉，野心膨脹，已經有了問鼎國家政權的味道，這是非常可怕的。<strong>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也充分證明了孔子擔憂的重要性，每一個社會時代，只要出現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權臣，必定社會板蕩，生靈塗炭。
孔子這句話使我們充分認識到了秩序的重要性。
在國家層面來講，要加強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設，要依法治國，要把權力關到制度的籠子裡面。
對一個企業或單位來講，要堅持民主集中制，每一項舉措，每一個決策，都要廣泛爭取意見的基礎上形成一致的意見。一旦形成決定，每一個人都要堅決執行。
在家庭層面，每個人都要孝敬父母，用正確的思想和道德觀念來教育子女，形成健康的家庭秩序。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建立者，他對先秦文化進行了總結，述而不作，進行了很好的傳承。八佾舞於庭是以後法家思想的法理基礎，漢唐宋元明清的歷代帝王，都對這句話非常重視，也從而使中國封建王朝法理法律制度越來越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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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三家店
季氏違禮了，而且魯國三桓制度本身就違禮。我們把《論語》原話放在這裡：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意思是：
孔子談論季氏：“在庭院裡以八佾的規格起舞，這能容忍，什麼不能容忍！”
季氏是誰？魯國的三桓之首，世襲的正卿，此指季平子，即季孫如意，一說指季桓子。
八佾是怎麼回事？周天子對天子、諸侯、公卿大夫祭祖或娛樂時表演樂舞的人數作出的規定。幾個人站成一排為一佾，一般以二四六八的形式出現。按周禮規定，天子的士、諸侯國的大夫只有二佾資格，二佾為四人；天子的大夫，諸侯的卿只有四佾資格，四佾為十六人；天子的三公、公侯級諸侯享有六佾資格，即三十六人。八佾、由六十四人伴舞，只有天子才有的資格。由於周公姬旦輔佐成王功勳卓著，成王特許魯國國君享有天子規格的禮樂。季氏不是魯國國君，按季氏的官職，只有用四佾的資格。但他僭（音jiàn，超越本分）用了天子樂舞規格的八佾。而這個樂舞只可在祖廟和宮中出現，季氏卻讓它出現在季氏家的院子裡。
季氏與三桓，都是破壞周禮的產物。魯國的三卿世襲並不是天子特批的，它產生於魯莊公死後，魯僖公正位時，是季友私自相授的。他們是魯桓公之子仲慶父、叔牙、季友的後代，又稱“三桓”。在這三家中，以季氏勢力最大。這三卿世代相襲。不僅如此季氏、仲孫氏、叔孫氏三家還僭用天子禮樂，唱《雍》詩撤祭品，季氏的做法違背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禮制，已經到了禮崩樂壞的程度。天子有天子之禮，諸侯有諸侯之禮，各守各的禮，天下才能安定。此時的季氏、孟氏、叔孫氏他們已經不把周天子、諸侯君主放在眼裡了，“禮崩樂壞”到了極點。孔子對此極為不滿。
陳廣逵
這個問題和我的文章標題一模一樣，我就用我這篇文章回答吧。
3．1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批評季氏說：“在庭院裡跳著八行人的樂舞祭祀大典，國君卻流落在外不能主祭，這樣的事都忍心做的出來，那還有什麼事是不忍心做的呢？”
“佾”是指歌舞的隊列，八人一行叫一佾。周禮天子祭祀用八佾六十四人，諸侯六佾，大夫四佾。《禮記•祭統》記載：“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鏚以武《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可見魯國公室因為周公的關係，特命可以重祭，所以可用八佾祭祀。
歷來都認為孔子在批判季氏僭越，以天子之禮為己所用，似已成公論。然深思則又覺得未必如此，魯國極重周禮，三桓同為姬姓，是魯國宗室貴族，也是周禮的維護者，縱觀三桓的家主，不乏節儉守禮的傑出人士。後世因季氏與孔子的矛盾有將三桓醜化的嫌疑。從歷史資料來看，除了《論語》外，再沒有三桓違禮使用天子之禮的記載。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記載：“將褅於襄公，萬者二八，其眾萬於季氏。”這說明季氏有用魯公的舞者，但根據《禮記·禮運》有說：“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可見卿大夫不能夠齊備所有聲樂祭器，這樣是非禮的行為，需要使用時從國君處借用是可以的。歌舞隊不去魯公而去季氏，或許正說明昭公不得民心。
所以說三桓的行為或許並未失禮。為什麼這麼說呢？要準確理解本章這段話，需要清楚這段話的歷史背景。結合歷史記載和下一章孔子的話來判斷，或許這段話發生在魯昭公末年。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記載，魯國因鬥雞發生內亂，魯昭公在大夫的慫恿下，討伐季氏失敗，昭公出奔國外，一直到七年後死於晉國，這期間魯國一直是季平子為首的三桓執政。國家每年必須要舉行的祭祀按禮要由國君主祭，但國君不在，便由三桓代為主持。
《左傳·昭公三十一年》記載，在晉國的壓力下，季平子去迎接魯昭公回國，但昭公在隨從的脅迫下沒能回去。居中斡旋的晉國大夫荀躒“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可見當國君不在時，由執政的卿大夫代為主持祭祀是合乎禮制的。也因此，在其他史籍中並未有三桓用天子之禮的記載。
事實上，即便春秋末期禮崩樂壞，但對禮儀仍極為重視，楚莊王問鼎便引起中原諸侯的敵視，也被《左傳》等史書記錄。如三桓公然以八佾用於家祭，那可是形同反叛，恐怕不僅是孔子輕描淡寫批評兩句可以了事。
但即便不違禮，一國之君長期不在國內，還是不能忍受，孔子正是對此進行了批評。不過孔子說的“八佾舞於庭”與“三家之堂”並不是指三桓在自己家中舉行家祭，而是指三桓主持國家祭祀的場景。孔子意思是，舉行盛大的國祭，但應當主持祭祀的國君卻流落國外，如果這樣的事情都能容忍發生，還有什麼事情是不能容忍的。祭祀結束撤除祭品唱的《雍》詩說“諸侯們在助祭，天子莊嚴肅穆地主祭”，可是你們看看，諸侯在哪裡呢？所以孔子是在批評三桓不接回魯昭公，而不是批評他們僭禮。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記載，齊晉等國曾多次想送昭公回國，因三桓的阻撓一直未能成功。一方面是因為三桓與昭公的矛盾激化，不能容忍昭公回國；另一方面昭公本身也不得人心。《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記載，魯昭公死後，趙簡子問史墨“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季氏趕跑了國君，人民服膺，諸侯稱讚，國君死在國外，也沒有人怪罪季氏，這是為什麼？史墨回答說：“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天子有公、諸侯有卿作為輔佐，季氏作為魯君的輔佐時間很久，人民都服從他，不是很正常嗎？魯君世代安逸，季氏則世代勤勞，人民已經忘記了君主，哪怕他死在國外，又有誰憐惜呢。
國外之人可以這樣批評魯君，但在孔子眼中，昭公仍然是魯國君主，雖有不對之處，也應當迎接回國，不能名有君而實無君，這樣就破壞了禮制。在孔子思想中，“禮”是仁德的外化，是建立秩序的規則。不遵守“禮”，既破壞了規則和秩序，也會敗壞民俗民風，引起社會動盪。
論語手記
周朝的禮樂制度很嚴格細緻，在各個方面都有詳細的規定，甚至穿衣的樣式、顏色都要符合禮制，用以別貴賤，說白了，一眼就能看出誰是哪個階層。
樂舞也是如此，天子用八佾，然後依次諸侯六、大夫四、士人二。但魯國有個例外，魯國是周天子封給周公之國，周公之子伯禽為魯君，周成王感念周公有勳勞於天下，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故魯君祭宗廟有八佾之舞。但天子之禮樂，只能在文王、周公廟用之，若用之於他廟，亦是僭禮。
季氏是大夫，在魯國也可用六佾，但他卻用了八佾，是為僭禮之一；另一處是"舞於庭"而不是用於祭祀之中，也是僭禮。所以，孔子才如此怒不可遏。
幽幽南山客
是的，這個在當時就相當於，縣委書記搞閱兵式，當然是越禮了
良究然
八佾舞是周天子享受用的舞樂待遇，季氏不夠級。所以孔夫子提出批評，批評的語氣很重，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