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以後、北宋建立之前，儒學受到佛老二氏的衝擊，儒學在社會基層至上層的影響力都比漢代減弱許多，因而在兩宋時期，大儒們一方面反佛老而重振儒家的地位，一方面亦希望為帝國建立一套道德規範。而知行問題正是儒家道德規範的核心。
針對“假道學”、“偽君子”的社會現象，朱熹提出“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之說，即認為人在良知、聖人之言中的道德認識是容易的，不過之後的道德踐履才是重點，人們應該努力去道德踐履。於是朱熹這樣的知性觀給了人們這樣的藉口：我知的不夠，所以還不能行，等我的知足夠了再行。
這樣的理論受到了陳獻章的質疑，為什麼他不認同朱熹的觀點呢？原因就在於，陳獻章曾經以才學“名震京師”才能為大家所公認，然而卻受到偽君子的排擠，攻擊，甚至參加科舉考試的試卷也不知去向，這使他對知行分離的現象深有感觸。陳獻章指出：“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者，書也。用不用者，心也。”這就是說，人心是根本，知而不行，再多的聖賢書也是白讀。於是陳獻章便提出了“道通於物”的學說，既指無形的道需要通過有形的物表現出來，又指“知”——道德認識需要通過道德實踐表現出來。
陳獻章的知性觀到是與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不謀而合，王陽明認為：“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又強調“聖學只是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知與行的合一，既不是以知來吞併行，認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來吞併知，認為行便是知，知行就像是兩道鐵軌，不可分割，只有合在一起，才能真正發揮其效用。且這樣的效用需要實踐才能得來，即知行需要事上磨礪，而後才能真正達到知行合一，也即陳獻章所說的，道德認識需要通過道德實踐表現出來。
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是為了糾正朱學之偏，他一方面強調道德意識的自覺性，要求人在內在精神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重視道德的實踐性，指出人要在事上磨練，要言行合一，表裡一致。同時，王陽明也對知和行提出要求，人在知的過程中要抱有“真切篤實”的態度，在行的過程中要保持“明覺精察”的思維，知不離行，行不離知，且知且行，即知即行，這樣的知才是真知，這樣的行才是真行。
文化之所以具有多樣性，就是因為每個人的思想都不一樣，否則也不會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情況出現，但是我們要學會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提取對我們有利的東西。王陽明的知行論便是我們需要用心學習的部分，如果你對知行本體，知行如何實現事上磨還存在疑惑，那麼下面的音頻中，王陽明將以最通俗易懂的語言一一為你解惑。具體請聽音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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