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思想家群體中，王陽明是比較獨特的一個。在思想上，他以倡導“知行合一”、“致良知”，開創了中國思想的新境界。在事功上，他平定南中之變、平定寧王叛亂、平定西南邊疆叛亂，以儒者兼事功，為古來所少有。作為一個知行合一和經世致用的典範，在今天他的許多思想和經驗仍不過時。
王陽明《行草手札》
作為一個思考者的王陽明
陽明先生是一個思想家。陽明主張心即理，主張立志，從內心下功夫，正所謂“破山中之賊易，破心中之賊難”。他點出人人都有良知，只要反求諸心，“致”的工夫做足，人人都有成聖之路。在他那裡，成為聖賢不再是士紳的專利，士、工、農、商不必好高騖遠、心遊萬里，只需立足本職工作，“在事上磨”。
就如同孔子，在擔任掌管畜牧的乘田時，就要關心牛馬茁壯；在擔任管理糧倉的委吏時，就要把出入的賬目弄清楚，素位而行，即可成為聖賢。
可以說，陽明為每一個人都打開了一個向善成才之門。陽明的這個思想與孟子所說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可以為堯舜”可謂異曲同工，這也是後人稱陽明有孟子氣象的原因所在。
他還提倡“知行合一”，主張“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而不行非真知，他反對人們懵懵懂懂地去行、也反對知而不行。所謂“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都是行，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當時的重知識、輕實踐的學風。此外，陽明在立志、動靜關係、四句教等等都有創見。所以黃宗羲才說：“無姚江（王陽明），則古來之學脈絕矣。”
王陽明 《象祠記》（局部）
作為一個實踐者的王陽明
陽明學是一種實踐的哲學，陽明先生的事功就是這種哲學實踐性的證明。
陽明事功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在不大幅增加朝廷軍事和經濟壓力前提下，順利解決了困擾明朝多年的江西、湖南、福建、廣東交界地區的反叛；平定寧王朱宸濠的叛亂，有效地維護了國家統一；平定西南地區的土司叛亂、穩定了邊疆，為此後改土歸流和民族融合創造了條件。
陽明以其功績被封為“新建伯”，其諡號“文成”也屬於美諡。貌似陽明的封號有些低，其實就明朝現實情況來說，除了早期太祖創業時期的從龍之士以及成祖靖難之役等人外，封侯的人少之又少。因而在整體風格上“一代無奇功”的明朝，陽明更加顯得卓爾不群。所以《明史》才高度評價了他：“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也”。
與當時一些略顯迂闊的士人不同，王陽明的很多對策能準確抓住事物的關鍵，比如他在貴州時給水西安氏土司的那兩封令人拍案叫絕的信（通過在信中分析利弊、並對該土司進行勸說，王陽明成功地平息了一場潛在的叛亂），以及在平定宸濠之亂中顯露出軍事家和政治家的才幹，這可以說是歷代儒者身上很少見的。這與魏晉時期那些高談闊論、坐視神州陸沉宗社丘墟的士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與明末錢謙益那些臨難卻嫌“水太涼”而最終投入新朝廷懷抱的人更是不可同日而語。
除了眾所周知的平定朱宸濠叛亂的功績之外，王陽明在山東學政時期的一些作為也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借鑑。他在為山東士子出題時，強調要有伊尹之志能，在策論中針對當時紀綱廢弛提出了急務六條（其中皆為宗藩、軍事、水旱災害、賦稅、節制官僚貪慾等當世急務）。顯然，他在山東鄉試中的命題也體現出很強的經世致用色彩。
王陽明書法
王陽明事功由學問而出
王陽明的特點則是經世致用，其事功正是由學問生髮而出。這裡所說的學問不僅僅是一種知識，而是一種人生境界的修煉。
“體則根於道學，用則擬諸世務。”陽明好友王文轅在陽明出征南贛之前，曾對陽明的弟子和門人說：“陽明此行，必立事功。”他做出這個判斷的依據是：“吾觸之不動矣。”就是說，陽明在人生修煉上已經達到了很高的境界，面對紛繁複雜的事物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遇事能做深思熟慮的考慮和進行淡定從容的應對。
陽明的事功正是來自於他的學問，正是因為他在學問上的修煉，遇事他才能夠氣定神閒；正是因為他氣定神閒，在危難之際才能深思熟慮，最終成就不朽事業。
經世致用：對於今天的啟示
正如清代著名學者邵廷采在評價王陽明時指出：“儒者之學，固以經世務為驗也。”王陽明的治學宗旨“致良知”也非常強調知行合一。當然陽明的經世致用並非急功近利，陽明先生在與顧東橋的信中，對三代以後功利之習進行了不留情面地批評。
陽明的事功和學問雄辯地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通經致用，方為實學。”相反，空疏的學風不僅於國於民無益，而且對自己也有害。明末大儒顧炎武在總結明亡清興歷史經驗時認為，明末士人“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進而導致“神州蕩覆、宗社丘墟”、“亡國亡天下”的流弊，他進一步從思想上對明末學風進行系統地批判：“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
經世致用、知行合一，或許是王陽明的學問和事功給予我們今天的一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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