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在朱元璋創立之後，一直遵從儒家作為統治國家的正統思想。強化儒家思想中的“家天下”、“齊家治國”這樣的大政府小國家思想來輔助封建帝國的中央集權需要。當時的讀書人讀書是為了考取功名利祿，全沒有"君子喻於義“的風骨，為官之後也更看重官場的政治經營而為百姓謀福利的甚少。所以出現一批即使滿腹經綸也不願入朝為官的有志之士。
而明代皇帝對於此也多采用高壓政策，對於那些看不慣朝廷風氣不願意效忠朝廷，隱於山林的知識分子甚至會搜山強制給予官位，納入朝廷監控範圍。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真正的時代大儒確難靜心問道，為官也處於格格不入的尷尬境地。而王陽明的先祖便是其中之一。
王陽明，字守仁，出身於書香門第。先祖因為不想同流合汙，而選擇隱居山野，不願入朝為官，家道中落，過著樸素而清貧的生活。早點被一高僧預言，家中子嗣會出現一個振興家族的大家，光宗耀祖。王家祖先一邊雖看不慣朝廷做派，一邊還是不免的想重新得到世人認可，振興家門。而這個預言，在王家幾代人之後才在王陽明身上得以實現。
王陽明的經歷也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官場上的爾虞我詐，與時代主流思想的對立都讓他在當時的明代身處爭論的中心。王陽明作為一個文人，也頗具武人的指揮作戰能力。在後期為官之時為朝廷平定南方賊寇，後又評定寧王叛亂，利用自身學問和體恤百姓之心造福一方百姓。如此能文能戰的大臣在任何時代都必有大舞臺。
王陽明最令人所知的還是他所開創的儒家心法，與當時正統儒家思想——程朱理學，有截然相反的取向。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格物致知。朱熹對格物致知的解釋是，對一個事務仔細觀察分析，探尋事務最本質的核心，達到知其根本的目的，而後由此及他推演到其他事物上。這是對外尋求的過程。而王陽明所倡導的儒學心法倡導的是“心外無物”，所有的道理都不應該向外去探求，而應該向內尋求，格的不是物，格的是心。如朱熹一般的向外格物非悟性極高的人不可得，一般人學不來，這在關於他非常有名的“格竹子”的故事可以看出。
二、知行合一。儒家講求知行合一，用現代的話語解釋就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知道這個道理之後再以實際行動去踐行，這是把知和行分為兩部分，先知後行。而王陽明提出了一個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知行合一是說一個人在知道的當下他就已經在行動了，知道也是行動的一部分。
念頭即行動。比如一個人看到別人需要幫助，心裡萌發幫助的善念，那他就已經在幫助他，已經在行動了。這種觀念主要是鼓勵人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思想觀，關鍵是“立誠”，只要心中立誠，那麼他的行事準測就都有正確的指導，也就不會犯錯。另外一層意思是，知和行是不可分割，同步進行的，不是一前一後的關係。知道離不開行動，行動才能凸顯知道。不應該把這兩方面分開看待。
三、致良知。儒家倡導要存天理，滅人慾。程朱理學對此的解讀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天理是國家利益，三綱五常，是制度，人民應該以皇帝為核心，圍繞天子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關係而不能隨心所欲。王陽明所提倡的是站在人心修為的角度，天理是人生哲學準繩，心學稱之為良知，是人性先天的最初的善心、惻隱之心、孝悌之心、友愛之心。人在成長的過程中因為私慾之心，自私之心，功利之心的生成而使得初心蒙上了塵埃。在追求“致良知”的路上要不斷警惕升起的人慾，才能止於至善。
把任何一個時代放在歷史的長河裡，都能找出相似的特徵和發展的軌跡。王陽明的思想在後世看來，並沒有太多意外的想法，但是在當時確是實實在在的異端分子，與主流思想相背離，是當時功利化的求學問道中的一股清流。近些年，現代的我們重新認識王陽明，他的思想在現代重新火了起來。也是有歷史的原因。現代中國，我們用極短的時間便取得了驚人的經濟成就。國人物質生活得到極大提升，吃飽穿暖也有了餘錢。而此時的社會變化又是以往不曾出現的，大家都是在摸著石頭過河，誰也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是否穩定。前所未有的發展帶來的是前所未見的挑戰，國人難免會覺得迷茫和困頓。這時候王陽明所倡導的儒家心學或許能夠知道人們在紛繁複雜的社會中尋求內心的一片平靜，回到自我的初心，而王陽明倡導的知行合一也能讓這可貴的初心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堅守，摒棄雜念，而讓自己內外兼修，有所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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