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我才10岁。我姐妹三人（张元和、允和、兆和）是在家塾里念书的。我们没有上过小学，后来直接上了初中。
1921年，父亲张冀牖（吉友）创办苏州乐益女中。1923年，我姐妹三人进乐益念初中。课程在当时算是现代化和多样化了，可是国文课多半还是念古文。
1924年，先后来了几位新教员，都是新任教务主任侯绍裘先生介绍来的。其中有叶天底先生教图画，画素描写生；有侯绍伦先生（绍裘先生的弟弟）教英文，选的课本是《莎氏乐府本事》。还有张闻天先生教国文；他的教材与众不同。国文课上教的不是中国古代文言文，也不是近代白话文，而是世界名著的白话翻译本。有三篇文章我在几十年后还记得很清楚。它们是：《齿痛》《鼻子》和《最后一课》。
《齿痛》是法国作家的短篇小说，忘了作者的姓名。文章叙述一个人站在楼上窗口，向楼下沸腾的人群瞭望。这时候正是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刻。文章用大量的笔墨描写楼上的人牙齿疼痛的情况。楼下的悲壮场面，使得他心烦意乱，因而牙齿更痛了，痛得无法忍受。当时我不懂这篇文章的意思。张闻天老师告诉我们：“人们往往夸大自己的小痛苦，而不关心人民大众的大痛苦。”又说：“我们要关心人类，要救受难的人类，要做世界上真正的人，不要老在自己的小痛苦上浪费精力。”
《鼻子》是日本芥川龙之介写的短篇小说。文中说，有一个和尚，生了一个奇大的鼻子。大家都拿他取笑。和尚心里很不受用，想方设法到处找寻神方，一定要把这个大鼻子治成和平常人的鼻子一模一样。他用了许多可笑而奇怪的办法，甚至让七个人用脚踩他的鼻子。他受了不知多少痛苦。后来，居然找到一种办法，把他的鼻子改造得和平常人一样。他想，这下可好了，人们再也不会笑我的鼻子了。想不到，和尚一走出去，群众哗然！大家说：“瞧这和尚的鼻子怎么变了？”又说：“瞧，这和尚哪来这个奇怪的鼻子？”更多的人指指戳戳、比比划划。和尚更苦恼了！要想恢复原来的大鼻子已是不可能了。课堂上同学们哄堂大笑！文章的深奥真意，我们当时是不会懂得的。
法国文学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写的是1870年普法战争，普鲁士打败法国，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小学校上最后一课法文，一个小学生懊悔过去没有认真学习祖国的法文。这是大家知道的爱国主义好文章。当时给我们女孩子很大的震动，激发了我们的爱国心。
由此，在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的爱国运动中，乐益女中的同学跑遍苏州的八个城门去募捐。特别是火车站，我们的竹筒总是满载而归。统计苏州各界的募捐，乐益女中占第一位。后来苏州公园和公共体育场之间的“五卅路”就是用这笔捐款开辟建成的。
乐益女中的爱国行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他们多少次到乐益来找麻烦。那时，我的父亲是校主，我的继母韦均一是校长。当局提出，这帮“反动”的教员一定要辞退。我父亲多少次恳求把这些人留下，都无结果。最后当局下哀的美敦书（Ultimatum，最后通牒。——编者注）：“一定要辞退，否则就不客气了，封闭乐益女中，逮捕他们！”我父亲既要维持苦心创办的乐益女中，又要保护老师们免于坐牢。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忍痛辞退了这几位可敬的老师，请他们避避风头。有困难的老师，给了额外的费用。乐益女中也因此停办了高中部。我们三姐妹于是转学到南京读高中。
张闻天老师不久到苏联去了。侯绍裘、叶天底两位老师在1926年后，先后遇害。
我父亲最佩服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乐益女中的创办是得到蔡先生指点的。父亲聘请的教员中，各党各派的人都有，这就是蔡先生的主张。老师给学生的不但是崭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做人的道理。尤其是张闻天老师，他把我们引入一个广阔的世界。
在张闻天老师的教导下，我对文学的兴趣，从中国文学转向世界文学。我开始读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对他站在十字路口观察行人的举动，很感兴趣，认为文学描写就应当有这样的真实性。后来看短篇小说觉得不过瘾，又啃长篇小说。我读俄国托尔斯泰的《复活》《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小仲马的《茶花女》，以及莎士比亚的戏剧。
1956年后，我参加俞平伯先生主持的北京昆曲研习社。我用比较戏剧的眼光研究昆曲。例如把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和中国李玉的《占花魁》对比；把英国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对比。这都是受了张闻天老师的影响。
张闻天老师只教了我半年国文，可是给了我以后一辈子做人的长远影响。这是真正的思想教育。特别使我不能忘怀的是他的谆谆叮嘱：做人要做对人类有益的人，做事要做对世界有益的事，真正的人是“放眼世界”的人。
六十多年了，张闻天老师说的这些话，仍旧天天在我的耳鼓里回响着。
【按：本文选自王道编《似水华年：与一个家族的精神传奇》，新星出版社2016年11月版。图为张闻天。20世纪20年代，张闻天受聘于苏州乐益女中教国文课，并在此建立了地下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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