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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三国志》里面的《诸葛亮传》就已经说得很清初了：

诸葛亮的确是山东人，琅邪阳都是今天山东的临沂市沂南县，诸葛亮的父亲原来效力于大军阀袁术，诸葛亮也在袁术手下为官，后来诸葛亮父亲丢官而带着家人一起去了与自己有故交的荆州牧刘表地盘里，估计当时荆州蔡氏家族揽权没有看上诸葛亮一家人。

中国古代有一种隐士文化，笔者翻阅地方志发现，几乎每一本地方志的人物志里面都有隐逸一栏，似乎这些人选择归隐就十分神秘。诸葛亮在袁术手下实乃无名之辈，但后来归隐卧龙岗，日日饮酒作乐，喝酒赋诗，反而暴得大名。

文史工作坊

诸葛亮出生于山东，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到底成名于湖北襄阳，还是成名于南阳卧龙岗？国务院1986（104）号文件，国家文物局以及河南省文物局也早已经认定，即：襄阳隆中是诸葛亮故居。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的《隆中对》就发生在湖北襄阳隆中。可以说，省以上官方全部是这样认定的。国务院在1986（104）号文件还要求：“各级政府要认真执行”。

但是，南阳的个别事业单位好像“天高皇帝远”，不仅不认真贯彻国务院以及上级行政机关的认定，反而信口开河。比如，南阳博物馆就是一个典型。请看以下事实：
南阳市博物馆1975年印制的《武侯祠简介》封面。

博物馆是一地区个文化道德传承的极至。她的真实性，不以朝代的更递年代的变迁而改变。一个地级市博物馆应该有这种道德底线。我认为南阳市博物馆这种朝令夕改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岘山石头

诸葛亮《出师表》自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则记述了诸葛亮从山东到襄阳(刘表荆州城）再到南阳(郡治宛城)的前因后果，同时清楚交待了诸葛亮躬耕南阳时期的“朋友圈”。原文照录如下：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圭， 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都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 ，谓为信然”。《三国志》成书于亮去世后40年，是最早记述诸葛亮生平的正史，其真实性不容置疑。

司马光《资治通鉴》云：“初，琅玡人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明确界定隆中属襄阳，是东晋襄阳人习凿齿定位的“亮家”(早期寓所、宅院)，与“躬耕于南阳”无涉。而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受三顾于“草庐”是在“玄卒”之后，两者在时间上并不矛盾。襄阳说者昩于史实，硬是把襄阳的“亮家”和南阳的“草庐”搅和在一起，试图给襄阳隆中粘贴上诸葛躬耕地标签，

东晋王隐《蜀记》记载刘弘到沔之阳(汉水北)隆中(隆山区域)“观亮故宅”并登隆山“轼诸葛之故乡”，这比东晋襄阳人习凿齿写《汉晋春秋》杜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早了近百年；之所以说习凿齿杜撰，是因为正史记载交叉印证两汉南阳郡和南郡一北一南以汉水为界；连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也记述“秦置南阳郡，……自汉以北为南阳，汉因之。”故“南阳之邓县”隆中无论如何不会落户于汉水南岸的“襄阳城西二十里”。

隆中之源在沔之阳，卧龙岗也称隆中。《隆中对》之名出现于清末，其原名《草庐对》最早见于晋常璩《华阳国志》。《隆中对》及《草庐对》圴指向南阳卧龙岗(隆中)，与襄阳古隆中无关。宋末元初诗人元好问游南阳丰山作《丰山怀古》，其中“炎精昔季兴，卧龙起隆中”二句，生动地描述了卧龙岗与隆中、卧龙(孔明)与卧龙岗的共生关系。因卧龙岗对应孔明“卧龙”名号远比隆中辩识度高，故南阳人重卧龙岗而轻隆中之名。襄阳隆中前身是清康熙年间襄阳人依据习凿齿隆中说并仿南阳“龙岗十景”建造的“隆中十景”，其位置与习凿齿定位的“襄阳城西二十里”隆中相去甚远(有兴趣的网友可在地图上测量一下古隆中到襄阳古城的直线距离)，充其量算是又一处纪念性文物。1893年(清光绪)襄阳隆中改名“古隆中”并建造同名牌坊，一个“古”字道尽了清末襄阳说文人拾人牙慧、装腔作势的无奈与蠢萌。

历史不飘逸

首先说一句，不撕逼，我不评价诸葛亮到底是在哪里成的名，也不讨论卧龙岗到底在哪里，我只拿史料说话。那些南阳和襄阳之间互相攻击的可以休息了。

《三国志-诸葛亮传》之中，明确地记载了诸葛武侯的籍贯、履历和出山以前的活动：

诸葛亮是琅琊郡阳都（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人，他的老爹诸葛珪曾经做过太山郡丞，只不过早早地就撒手人寰了。成了孤儿的诸葛亮和弟弟诸葛均一起投奔了其担任豫章（南昌）太守的叔父诸葛玄。后来诸葛玄卸任了太守，便去荆州投奔了他的老朋友刘表。

诸葛玄去世以后，诸葛亮便开始了耕读生活。在这里，陈寿没有明确交代诸葛亮在哪里耕读，裴松之援引《汉晋春秋》做了注解：
“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所以，诸葛亮之所以跑到荆州，是因为他丧父以后投奔了叔叔，叔叔把他带到荆州来而已。

青言论史

一丹流青

题目就是南阳文痞中最不要脸人提出来的，回答问题的人，也多为南阳虾痞，襄阳人理它干吗？与提问这类不要脸的人还有必要回答与论理吗？襄阳有一句很流行的歇后语，河南人的裤头一一短大(胆大)在南阳這边没有什么不敢说，没有什么不敢想事，在南阳文痞笔下“隆中对”“三顾茅庐“都成了南阳地盘上的故事，真是厚颜到无耻令人发指

！襄阳真是遇到了鬼，千年不散阴魂。谁敢与鬼对话？那他不知道鬼要拖他进阴坟？襄阳人应该知道害怕，远离这些除不掉鬼魂！不然鬼魂将不分白昼黑夜来纠缠，不气死你，也会吓死你，想像一下鬼是一张什么鬼脸？你不怕吗？世上有不怕鬼人，但南阳文痞这张鬼脸，会吓坏亿万中国人，当然包括你！

崖柏68697351

奔流到海不停留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版南阳郡与南郡以汉水南北为界，隆中位于南郡，其位置是阿头山，属襄阳县。请问，画这幅图的依据是什么？是随意妄为吗？

辣语又在这里信口雌黄，胡说八道，造谣造到国家文物局了。请问，国家文物局什么时候说过隆中是“诸葛亮躬耕地”？国家文物局说的是襄阳古隆中好不好！古隆中包括简襄王墓、还有一个什么寺院以及诸葛亮故居。故居是躬耕地吗？诸葛亮故居多了，但躬耕地只有一个。国家文物局认为南阳是武侯祠，这是专门为纪念诸葛亮在此躬耕而修建的，和成都武侯祠、汉中武侯祠，保山武侯祠一样，是诸葛亮在此生活过的充分肯定！照襄阳的说法，有武侯祠就是国家文物局否定诸葛亮在这个地方，难道成都、汉中也是命名武侯祠同样也是否定诸葛亮在那里吗？这是脑洞大啊！

另外，北师大出版社明确在“躬耕于南阳”下注明:“在今河南省南阳市”。人教社在此注明“南阳，东汉郡名。诸葛亮隐居的隆中当时属于南阳郡”。而在《隆中对》注明“隆中，一说在湖北襄阳，一说在河南南阳”。请问，这是肯定襄阳否定南阳吗？眼瞎吧？前注河南南阳都是郡治宛城，诸葛亮在城外躬耕地肯定属于南阳郡，而隆中在汉水南岸，依襄阳说老祖宗习凿齿的记载“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根本就不属于南阳郡，你还是先把隆中糊弄到南阳再放撅词吧！而隆中有襄阳，南阳两说，这就是承认在史学界有争议，襄阳说拿八十年代自己出钱拉拢几个人开会写的那张破纸的所谓“结论”意淫梦该醒醒了！

“躬耕地襄阳说”33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学术笑话”

已经懒得回复每个“襄阳说”观点的帖子了，总是老一套，从来不回答南阳方面的商榷和质疑，自说自话。现在把“襄阳说”历来的学术笑话一一回复，如有不同看法欢迎一对一辩论。

一，“南阳，郡名，在现在的湖北襄樊一带”。这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堂堂南阳郡，秦设，北至伏牛山，南达汉水北岸，而襄阳县属汉水南岸的南郡。南阳郡位于襄樊一带，就如同胡诌荆州位于平顶山一带，中国位于越南一带、美国位于墨西哥一带一样，笑话！如果我们说:“襄阳，湖北地级市，在河南新野一带”，襄阳人愿意吗？好在该著名出版社及时改正，谓躬耕地在隆中，而“隆中”，则“一说在湖北襄阳，一说在河南南阳”。呵呵，现在连“隆中”这个地名都在两可之间了，也算是对中国史学界最大笑话的一个纠正啊。

二，“襄阳说”认为，习凿齿说的“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是诸葛亮“躬耕于襄阳”最有力的证据。的确，这似乎能证明“亮家于南阳之邓县”，但如果习凿齿的话是铁板钉钉的证据，那他说的“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是不是证据？又说“襄阳有孔明故宅”。自相矛盾，所以习凿齿这些话要么都信，要么都不信。当然，襄阳会说“襄阳有孔明故宅”是东晋时的区划，此时已有襄阳郡，隆中已经归属襄阳了。可是你们好好看看，隆中立的那块著名的“谭碑”明明白白写着“北周省邓，隆中随属襄阳”，北周晚东晋多少年？这样互相打脸的史料让“襄阳说”的脸面往哪搁啊？另外，习老先生从来没有说过这个“亮家”有“草庐”，从来没有说过诸葛亮在隆中“躬耕”，从来没有说过“南阳之邓县隆中”是“南阳”！选择性失明是史学研究大忌，只看风月宝鉴的正面而不看反面，最终只能是自扇耳光的笑话！

三，“襄阳说”认为：“史书记载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是始终一致的。”“凡是学历史的都认为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这是不是欺负我们没有看过史书啊？诸葛亮说过“襄阳”和“隆中”吗？《三国志》记载了“襄阳”和“隆中”吗？都没有！都没有的事情有哪门子一致？诸葛亮只说过“躬耕于南阳”！请问，刘禹锡“南阳诸葛庐”的记载，大明皇帝的《钦定南阳卧龙岗祭拜诸葛亮祀典、祭文、祭品》的御碑与“襄阳隆中”始终一致吗？好好翻翻历代史书，有哪一本书说过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有哪一句话把隆中称为“南阳”？这个“始终一致”是从哪里来的？“凡是学过历史的都认为”的论断是哪来的底气？“南阳说”的学者就没有学过历史吗？史念海、刘庆祝、二月河、袁祖亮、王子今、王震中等等史学家就没有学过历史吗？笑话！教科书北师大版《出师表》中，将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注解为：“意为在南阳种地为生。躬：亲自。南阳，地名，今河南南阳”。而人教社对“隆中”的解释是：“地名，一说在现在湖北襄樊，一说在现在河南南阳”。《光明日报》国学版发文《汉之南都，时势英雄》，系统讲述了诸葛亮与南阳的关系。好好看看，这里哪有“始终一致”？一厢情愿没有用，只会给世人留下笑柄。

四，“襄阳说”经常喋喋不休的还有“国家文物局颁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襄阳的叫襄阳古隆中、南阳的叫南阳武侯祠。古隆中才是躬耕地，而武侯祠只是纪念地，这是权威机构的说法。南阳武侯祠是纪念性建筑，国务院文件对南阳用武侯祠的表述证明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而决不可能在今南阳”。这观点脑洞太大了吧？翻翻国务院文件，有哪一句话说过躬耕地在襄阳隆中？诸葛亮故居全国有好多，都是躬耕地吗？襄阳古隆中还包括襄王陵、广德寺，都是诸葛亮躬耕地吗？信口雌黄也不能这么明目张胆吧？文件对成都、汉中等地诸葛亮遗迹的表述都是“武侯祠”，都是“纪念性的建筑”，那么，这种“科学的表述”能得出诸葛亮“决不可能”在成都和汉中的“结论”吗？真是“笑话”！部分“襄阳说”的学者能从“武侯祠”这三个字中得出“躬耕地决不可能在今南阳”的“臆想天分”，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五，“襄阳说”认为：“不能把两郡边界以沔水为界绝对化，东汉时，南阳和南郡已开始突破沔水界线，如南阳郡之武当、筑阳、山都三县均在沔水之南，即是明证。”真是可笑，难道《史记》包括襄阳人习凿齿说的两郡以汉水为界的记载不绝对吗？哪部史书有对这种“绝对”状态改变的记载？正眼看看历史地图，武当、筑阳、山都三县是在汉水南岸吗？西和南分不清吗？再说了，论证秦汉时期南阳郡、南郡的分界问题应该有三个基本前提：一，必须是两郡的分界；二，必须是以汉水为界；三，必须是汉以南为南郡，汉以北为南阳郡。而南阳郡武当至筑阳三县根本不与南郡相邻，而是西与汉中郡的杨、武陵、房陵县相邻，与两郡分界无关。南阳郡与汉中郡的分界是大巴山、武当山主脊，不是汉水。而且这三县在秦设南阳郡时均已存在，县治亦在汉水之西（或南也行），怎么是东汉才突破沔水界限？当时武当至茨河的汉水两岸，各县都是跨江设置的，绝不是小的例外。从武当至山都段的汉水全在南阳郡境内，汉水西距汉中郡的交界处都有百里之遥，这段汉水根本不存在南阳郡和南郡的分界问题，是南阳郡的内河而不是界河。南阳、南郡相邻的以汉水为界的只有今茨河至东津这一段东西走向的汉水，“襄阳说”怎么能连这一点都看不明白？笑话！

六，“襄阳说”认为：诸葛亮写《前出师表》时，虽然已经于二十年前设立了襄阳郡，但由于其强烈的大汉正统思想及对曹魏篡汉的不满，当然也不会承认这种以曹魏为中心的行政区划，所以说“躬耕于南阳”就理所当然了。这是又一个“想当然”了，哪个史料能能证明诸葛亮有这种想法？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设襄阳郡时有“曹魏”吗？当时仍然是东汉，设襄阳郡的诏令仍然是汉天子的诏令，曹操仅仅是策划者和执行者。另外，《三国志·关羽传》载，刘备“以羽为襄阳太守”，这是谁的行政区划呢？是诸葛亮不承认“曹魏”设立的“襄阳郡”吗？笑话！

七，在“襄阳说”嘴里，三国时期襄阳郡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因为一承认襄阳郡，就没有办法去偷窃“躬耕于南阳”了。但可惜的是，“襄阳说”不承认的襄阳郡除了刘备、诸葛亮承认，后世为他们著述记载的陈寿、习凿齿也承认。如《蜀书七·庞统传》：“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也。”《蜀书九·马良传》：“马良字季常，襄阳宜城人也。”《蜀书十一·向郎传》：“向郎字巨达，襄阳宜城人也。”《襄阳耆旧记》中庞德公也是“襄阳人”，同期的马良、向郎均为“襄阳宜城人”。而同时的南阳人黄忠、文聘、韩暨则注明为：“字汉升，南阳人也。”“字仲业，南阳宛人也。”“字公至，南阳堵阳人也。”(均见《三国志》)上述传记表明，在这一时期，襄阳和南阳是对等的，都是郡，同时，汉水北的邓城、鄾二县此时已属襄阳郡，不论汉水南岸的今隆中地区是否属江北邓县，在此阶段，在诸葛亮和陈寿的心目中，已升格为郡且管辖着今隆中地区的襄阳绝对不可能和同为郡并远离汉水的南阳混为一谈的，今隆中更不可能和南阳画上等号。所以，别把个别人的臆想强加给诸葛亮，别闹自以为是的笑话！

八，岳飞曾经在南阳武侯祠题写了《前后出师表》，历来颇有影响。襄阳为争躬耕地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宝贝。但其做法令人不齿:一，派人到南阳以加强两地学术交流为借口拓片；二，在隆中复制刻碑，但后边岳飞的“绍兴戊午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题跋删去不刻，蒙混游客；三，在炮制“南阳位于襄樊一带”的那一版教科书上以岳飞手书配“古隆中”牌坊照片，给不明真相的学生制造岳飞在隆中手书《前后出师表》的假象；四，阴谋败露之后大肆攻击岳飞手书是假的。在这个问题上襄阳从头至尾都是在开玩笑，如果岳飞手书是真的，这样移花接木太卑鄙了吧？如果是假的，费这么大劲复制过去骗游客、在教科书上骗学生是什么居心？这恐怕已经不是“笑话”了吧！

九，《资治通鉴》记载的“‘初，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充分证明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是在隆中”。这是典型的睁眼说瞎话，这就如同说“我兜里有个梨充分证明你兜里的苹果是我的”一样。司马光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隆中属于襄阳而不属于南阳，诸葛亮在襄阳是“寓居”而不是“躬耕”！打自己脸的记载居然也能成为撒谎的“证据”？笑话！不过，好像襄阳还有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丁宝斋在编撰《隆中志》引用《资治通鉴》时，特意将此话改为“琅琊诸葛亮寓居隆中”，去掉了“襄阳”二字。呜呼，“偷梁换柱”“瞒天过海”就是这个意思吧？这样拙劣的行径，不是襄阳学术界的笑柄吗？

十，“现在的南阳东汉时不叫南阳，叫宛城，这是绝对不能混淆的。而隆中属于南阳郡管辖，所以称这个地方为南阳”呵呵，看到这些我就笑了，说的好像东汉末年隆中叫“南阳”，而南阳郡郡治宛县不归南阳郡管辖似得。学术研究中这样弱智的八卦真是不多见。“襄阳说”者有个极其奇怪的现象：一说到卧龙岗，他们就说那是宛，当地人一定不会称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为南阳。而隆中是位于汉水南岸的一个小山村（只有20亩耕田），离荆州州治襄阳只有20里，当地人一定要称这个地方是南阳而不提襄阳或者隆中。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襄阳说认为诸葛亮就是这样的人）。如果现在襄阳市区的人认为他们居住的地方不是襄阳而是襄州区，而属于襄阳市管辖的老河口西北丁店村才是襄阳，那这个人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南阳人认为襄阳说学者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一看到襄阳说在那里绞尽脑汁论证南阳不是南阳，隆中才是南阳就心疼他们。不仅要把小隆中抬成南阳，还要把南阳郡治贬的不是南阳，甚至此后历代的南阳都不是南阳，这瞒天过海的本事真要一些功夫啊！请问：诸葛亮《后出师表》说的“困于南阳”是哪里？《襄阳耆旧记》卷第三《山川》载：“乐宅戍，南阳城南九十里”中的“南阳城”是哪里？《后汉书》记载的光武帝“俱攻破南阳……四年六月，汉兵起南阳，至昆阳。”是哪里？都是隆中吗？《后汉书》里记载的“南阳至襄阳二百六十里”是指隆中到襄阳的距离吗？笑话，那不是才二十里吗？重复一遍，除了个别的当代别有用心之人，历史上从来没有哪本书把“隆中”说成是“南阳”！而南阳除了指南阳郡，在很多记载中都可以代指郡治宛县，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可以类比的是，当时荆州可以代指襄阳（州治迁江陵后荆州代指江陵，此前南郡可以代指江陵)，太原可以代指晋阳，长沙可以代指湘县，汉中可以代指南郑，淮阳可以代指陈县。和南阳一样，这些郡名在长期代指郡治后都逐步取代郡治原有的县名而成为这些城市的正式名称。好好看书吧，意淫没有用。所谓“南阳是指小山村隆中”“南阳在襄樊一带”，都是史学界罕见的荒唐笑话！

十一，襄阳“诸葛亮文化节”时，海峡之声网以《人人都爱诸葛亮——两岸媒体联合采访古隆中侧记》报道称，“襄阳社科联负责人说，诸葛亮说的‘南阳’不是现在这个南阳。在诸葛亮生活的年代，襄阳归南阳管”。呵呵，襄阳什么时候归南阳管辖过？这种“常识性的错误”在襄阳一些“应景采访”和“学术论文”中比比皆是，以致我们不能不感叹当今学术研究之浮躁与无奈。细观之，但凡涉及南阳襄阳的历史地理知识时，“襄阳说”就特别别扭。诸葛亮上《出师表》时，曹操已经设立襄阳郡二十年了，但“躬耕于南阳”绝不是诸葛亮上表时的南阳，因为诸葛亮不承认曹操的行政区划（哪来的记载？难道诸葛亮任命关羽为襄阳太守是县令？）。而解释习凿齿的“襄阳有孔明故宅”和司马光的“琅琊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时，这又不是“襄阳”了，那一定是“南阳”，因为《资治通鉴》用的是宋代的行政区划。笑话，随便翻翻《资治通鉴》就知道，全书用的都是历史事件当时的行政区划，这是一个基本常识。请问，书中多次提到的“荆州”，北宋时期有吗？笑话啊！

十二，不仅如此，襄阳说一厢情愿的认为唐代刘禹锡的“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的南阳也不是南阳，是襄阳隆中（真搅劲，以后历朝历代的南阳都没法说了）。襄阳说的观点就是：不论哪个朝代的人提及“南阳”，那一定是东汉末年曹操设襄阳郡以前的南阳郡，所有古人必须符合这种匪夷所思的怪异思维。请问，唐代的南阳和汉代的南阳一样吗？唐代新野以南就是襄阳郡，襄阳人为了躬耕地拼命往南阳靠已经到了如此下作的地步了。襄阳元代曾经属河南江北行省，是不是现在一提到河南还是指的襄阳啊？如果不算，凭什么让唐代的大文豪李白和刘禹锡跟你们一个弱智思路呢？不管李白、刘禹锡走到哪里，满脑子都是汉代的行政区划，汉代的思维，真是有病！

十三，如果我们按现今“襄阳说”的观点，硬要将“躬耕南阳”意指隆中，那就会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东晋以后所有的史料都将襄阳西的这块地方称为隆中的时候，满世界只有诸葛亮一个人非要将那个地方称为“南阳”。所以，这里边一定有人脑子出了毛病，要么是诸葛亮，要么是习凿齿、盛弘之等人，要么是现今的“襄阳说”专家。依我之见，诸葛亮不会有错，“南阳”就是南阳，无论怎么理解，“南阳”也不可能“意指”隆中；习凿齿等人也不会有错，“隆中”就是隆中，他在襄阳城西，无论属不属于南阳郡它都叫“隆中”，从来没有人将这个“隆中”称为“南阳”；那么，最有可能脑子出“毛病”的就是后者，为了区区一地利益，一叶障目，不见森林，肆意曲解历史，非要将“躬耕南阳”注释成隆中，非要说“诸葛亮以郡名称籍贯，意指邓县隆中”，非要强调“只写郡名，不写县名的习惯，在《三国志》中是一种普遍现象”，以至于闹出这么多不能自圆其说的“笑话”。

十四，“襄阳说”认为，《草庐对》中诸葛亮说的“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这充分证明这次谈话是在汉水南边，因为只有在隆中才能“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这又是襄阳专家在瞎猜吧？无独有偶，初平二年（191年），曹操也有一篇著名的对策，提出“使袁（术）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按襄阳专家逻辑，曹操此话一定要在南阳讲才行，才符合地理方位，可实际上，曹操说这话时是在酸枣（今河南省延津县）。打脸吧？《三国志》的记载怎么总是和“襄阳说”过不去？另外，《草庐对》诸葛亮说的是谁命令荆州这一上将“以向宛洛”呢？当然是刘备了。那刘备此时在哪儿呢？诸葛亮说下令的同时，“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请问襄阳专家，如果“以向宛洛”一定要在隆中讲，那“出于秦川”就一定要身在益州才对呀？可实际上刘备当时在哪儿呢？不就在诸葛亮的对面吗？在诸葛亮的对面怎么能“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呢？有点拗口吧？说白了，《草庐对》就是诸葛亮与刘备在南阳草庐内进行的一次全国局势及未来发展趋势的兵棋（或是地图）推演，并未真正实现。再说了，对刘表而言，《草庐对》就是一篇谋反建言，是鼓动刘备取而代之。在刘表的眼皮底下做这样的谋划可能性恐怕大大低于远在二百六十里外的卧龙岗吧？《三国志》涉及“草庐对策”地点的文字中除了南阳、草庐两个地点外，没有再给我们其他任何一个可以参考的地理方位，而确认《草庐对》的具体位置，则必须从“南阳”的解读入手，不能只玩文字游戏，猜测不是史学研究的方法，一万个猜测，也抵不住一条史料。

十五，襄阳出版的《诸葛亮躬耕何处》的学术著作中收录有某某学者的《古隆中在湖北襄阳》一篇文章，文中写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史证——《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注引《蜀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文中‘沔之阳’三个字，就是重要线索。‘沔’即汉水，‘阳’指南面。襄阳隆中，正位于汉水南面。”还有“襄阳论语”中有关“躬耕南阳”论证的帖子也说，“沔之阳，顾名思意就是河的南边。五行风水都讲北为阴，南为阳，故说南阳南阳也。太极阴阳五行八卦是中华魂宝，其中五行为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方位是，北水南火、东木西金，中间为土也。沔之阳，就是指汉江以南，某些人为了抢夺诸葛亮的一亩三分地，竟然颠倒阴阳，此乃天下之大笑活。河南的洛阳城池在黄河以南，故名洛阳。湖北襄阳城池在汉江以南，故名襄阳。”哈哈，这真是天下奇谈了，连“山南水北为阳”、“沔之南、洛阳、襄阳”名称来历都不知道就信口开河、大放厥词，还能用“笑话”来形容他们吗？不知道无所谓，信口雌黄就太丢襄阳的人了。真不明白襄阳怎么好意思把这样的垃圾文章收进“襄阳说”隆重推出的学术著作中，还肉麻地吹捧为“堪称无懈可击”、“确凿而精当的史料”，认为“某某先生的考证可谓结束了一桩悬案”。这不是故意在找“襄阳说”难堪吗？这样“八卦”的考证能“结束了一桩悬案”吗？笑话啊笑话！

十六，“襄阳说”还有一个长盛不衰的奇葩观点，就是当时南阳是曹操的“敌占区”，所以诸葛亮绝不可能到“敌占区”去居住。这又是在“想当然”了，哪部史书有“布衣绝不可能”到南阳躬耕的记载？诸葛亮建安二年到南阳“躬耕陇亩”，直到建安四年曹操才到宛城演了一出“困于南阳”闹剧，随即撤回许昌，集中精力经营北方。所谓“曹占区”就是这么不长的几天时间。此后，建安六年刘表攻宛北30余里西鄂，没有曹操军队和宛城的地方军队来救援的记载，而且南阳功曹柏孝长也躲在西鄂城中，当时南阳城（宛）在刘表手中不言自明。刘表攻打西鄂，可以看做是对南阳郡内不服从自己的地方豪强势力的一种清理行为，也是对南阳郡的全面接管行为。随后，“建安七年(202）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河南叶县)”，并在建安八年初(203），“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叶县在宛北两百余里，博望在宛东北约80里，这些记载可以清楚看出南阳郡治宛城在刘表的控制之下。而曹操在建安八年的驻军前沿是西平，用曹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攻吕布，表不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绍，此自守之贼也，宜为后图。”这段时间，除了曹操“困于南阳”以外，刘备“屯兵新野”，刘表“从容自保，境内无事”是南阳郡的基本态势。直到建安十三年（208），在基本平靖了北方后，曹操才调兵南征。这么清楚的记载“襄阳说”就是不看，闷着头只管说“南阳是曹占区”，还无知的拿“博望之战”来证明宛城在曹操手里。可笑啊，所以，你是不可能指望这些把博望和宛城地理方位南辕北辙的“襄阳专家”来搞清楚“躬耕地”的，只会弄成一盆糊涂。期待那些意淫诸葛亮躬耕期间南阳是“曹占区”的专家们，冥想没有用，多看书才是正道！

十七，“关系说”也是“襄阳说”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认为“刘表绝不会让其故交诸葛玄的侄子去南阳那样动乱的地方，刘表当时手握节钺，生杀予夺，皆可自专，安排诸葛亮在自己幕下供职，不过是举手之劳”。这脑洞有点儿大了，把今天的不正之风安到东汉时期了。这些有记载吗？刘表哪一点照顾诸葛亮了，给了诸葛亮什么官职了吗？如果有刘表在襄阳的照顾，诸葛亮何至于落到躬耕期间“苟全性命”的“卑鄙”地步？稍微看看史书就知道刘表是一个“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之人，不仅没有重用诸葛亮，连当时已经很为社会所推崇的外来名士如祢衡、王粲、甘宁、徐庶、司马徽、庞统等人都没有委以重任。故史书称他“好谋无决，有人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再说了，以诸葛亮的智慧，能跟在这样的襄阳渣男身边吗？“其主不能守”，这就是诸葛亮对刘表的认定。刘表照顾诸葛亮的记载没有，但刘表请庞德公的事情却有，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表叹息而去。后庞德公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返。所以，和庞德公渡汉水到鹿门山“遗之以安”一样，诸葛亮不远走卧龙岗，在襄阳跟着刘表等死吗？打脸吧？那些惦记东汉“不正之风”的“襄阳专家”们！

十八，襄阳第二个奇葩“关系说”是想当然的认为诸葛亮“一心想兴复汉室，视曹操为国贼的诸葛亮会去宛县居住吗？”不错，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是有强烈的“汉室正统”，但建安二年时的情形绝非如此。“董卓之乱”后汉室败落，是曹操将汉献帝由长安、洛阳迁都于许昌，接着改元建安，汉室方才稳定下来。这给当时因“董卓之乱”逃到荆襄一带的北方士族以很大的希望，同时给予曹操很高的评价。南阳何颙说：“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曹操）也。”韩嵩也对刘表说：“曹公至名，必济天下。”可以肯定的是，建安年间，在众多名士的眼里，曹操是一个有作为的“济世之才”，而汉天子所在的许昌是众多北方名士展示才能，重归仕途的向往之地，绝非“必不敢去”的混乱地区。事实上，包括诸葛亮亲朋好友在内的众多名士都选择了“北归”这条仕途之路。弟弟诸葛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好友石广元仕魏，官拜典农校尉、郡守。崔州平后任曹魏的西河太守。孟公威亦仕曹魏，官拜凉州刺史、征东将军。而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也北投曹操任黄门吏部郎。另外，建安二年三年时宛城并没有被曹操占领，张绣也没有到南阳来。既然诸葛亮这些亲朋好友可以“北归”许昌，诸葛亮为什么就“绝不能去”南阳卧龙岗躬耕待主呢？难道建安二年诸葛亮就知道建安六年刘皇叔要来新野吗？笑话！“襄阳专家”替诸葛先生想的也太周全了吧？

十九，刘备三顾茅庐时驻军新野没有争议，新野距北边的卧龙岗和南边的隆中差不多，都是一百多里。向北一马平川，向南则必须渡过汉水。秦汉期间皇帝和各地军阀为牢固掌握将领和军队动向制定了著名法规《擅兴法》，规定：驻防将官未经天子和上级主将的号令私自出兵，或者将官私自出界、离部，都要遭到军法的严厉制裁。《汉书·元勋表》载:京师宿卫军官李寿未经许可私自离开长安到城外送客，依军法被处以死刑。刘备到荆州后寄人篱下，自然处处受刘表节制，“备时羁旅，客主势殊”，刘表又是个“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的心胸狭窄之人，对刘备“不甚信用”、“表疑其心，阴御之”。汉水南的襄阳是刘表近臣蒯越、蔡瑁等人的防区，而刘备的作用就是替刘表看好荆州的北大门，防区在汉水北新野至博望一带，行动必须受刘表节制。如建安七年（202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建安八年（203年）刘表“使(备)拒夏侯淳、于禁等于博望”。所以，没有刘表的命令他绝不敢私自到防区以外的军事重地襄阳去的，更不可能在刘表的眼皮子底下和诸葛亮密谋取代刘表，谋取荆州的“对策”。试想，鲜衣怒马的刘、关、张三人由新野到隆中，必须渡过水阔流急的汉水，战乱年代的渡口，肯定有刘表关防和探报，寄人篱下的刘备自然懂得违反《擅兴法》的结果，难道他还想再来一次“马跃檀溪”吗？从这一点来看，刘备“三顾茅庐”只能北上卧龙岗，而绝不可能南渡汉水到蒯越的防区襄阳隆中去“策划”谋反刘表的“对策”！

二十，在躬耕地问题上，襄阳几乎所有的观点都跟诸葛亮唱反调。我们先看看诸葛亮自己怎么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而襄阳怎么说的呢？1，南阳不是南阳，是“襄阳”；2，诸葛亮不是真躬耕，而是“假躬耕”真隐居；诸葛亮不是种地，是地主；3，诸葛亮不可能“苟全性命于乱世”，他绝不可能去南阳那样的“乱世”“苟全性命”。他只能在襄阳“绿洲”高谈阔论。4，诸葛亮说他躬耕时“不求闻达于诸侯”，襄阳偏偏说诸葛亮躬耕时连郡守职位都不屑一顾；5，诸葛亮说他躬耕时地位“卑鄙”，襄阳偏偏说他是“高富帅”，广泛结交高门世族，娶了沔南名仕的女儿黄月英（也不知哪本书记载有黄月英三个字，八成又是瞎编）；6，诸葛亮说他躬耕时住的是草庐，襄阳偏偏说诸葛亮住的大瓦房，“屋基极高”“雕薄蔚彩”“有避暑台”“有井，广五尺”整天琴棋书画。你看看，争诸葛亮躬耕地不以诸葛亮说的为标准，而是自立一套，连诸葛亮都得听襄阳的，天下有这么不讲理的学术争论吗？一些襄阳专家还说“躬耕于南阳”是个“伪命题”，诸葛亮是“假躬耕，真隐居”。奇了怪了，既然襄阳认为诸葛亮是“假躬耕”，那就把隆中认定为“诸葛亮假躬耕之地”好了！笑话啊，“伪命题”和“假躬耕”之地也值得襄阳绞尽脑汁、头破血流的去争吗？再说了，襄阳的地主都那么寒酸吗？住在全村20亩地的穷山沟里，虎狼出入，荆棘密布，往东过了万山才有大路，出个门都极其困难，在这样鸟不拉屎的荒郊野外，怎么可能洞察天下大事？

二十一，“襄阳说”还有一个极其固执的观点，一口咬定南阳郡一定是跨过汉水管辖隆中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本原先东汉时期南阳郡、南郡以汉水为界，隆中属南郡。而在襄阳出面开了一个会后就将东汉和三国时期两郡以汉水为界修改成南阳郡跨汉水向南绕着隆中兜一个圈子，从而将隆中圈进南阳郡的著名《地图集》了。我就奇怪了，初版两郡以汉水为界的依据是什么？后来改动版跨汉水将隆中划给南阳郡的依据又是什么？大量史书记载的“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建安十三年“魏武尽得荆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阳郡”，包括汉水北岸新设邓城、鄾二县同属襄阳郡的史实可以弃之不顾吗？魏晋时期汉水南北都属襄阳郡了，中间的隆中怎么可能不属于襄阳郡？《汉晋春秋》原书早已散轶，现在能看到的是后人所集，你怎么保证“南阳郡邓县”这几个字不是后人擅自所加？何况《汉晋春秋》也没有说这个“南阳郡邓县隆中”在汉水南岸啊？你们的“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明显与历史记载相悖！除了邓城、鄾二县，《襄阳县志》还记载今襄阳县汉水北岸“西魏时改置樊城、安养二县，属河南郡。北周时，撤樊城县。隋朝时，安养县属襄阳郡。唐天宝元年改安养县为临汉县；贞元中，改临汉县为邓城县。南宋绍兴五年（1135）撤，并入襄阳县”。打脸吧？我就奇了怪了，看看这一带的地理状态，襄阳西的万山属于襄阳是没有争议的，而西边不远的泥嘴（现在改名卧龙镇了，改名似乎是襄阳的特长）根据湖北学者石泉先生考证和当代《襄阳县志》记载则属于中庐县，《资治通鉴》也记载“西山，谓万山以西，中庐县诸山也”，这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而万山和泥嘴中间就窄窄的几里路，往南山沟七八里就是隆中，住着诸葛亮一家四口人和二十亩耕地，襄阳地方志记载清代这里虎豹出没，民国时期交通还是“襄阳西门，旧有小路，沿万山起伏崎岖不平，行者每以为苦。”就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襄阳为什么就是不能管辖？而南阳郡为什么非要在万山和泥嘴中间这个窄缝插进去管辖这个小山村不可？魏晋以后更是要穿过邓城、鄾二县，以及后来的安养、樊城二县弯弯曲曲输卵管一样管辖这个汉水南岸的小山村。两郡又不是夫妻，非要行这种无厘头的“周公之礼”吗？这恰恰就像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所言的：（用《汉晋春秋》这样的野史孤证）“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啊！

二十二，在躬耕地的争论中，“襄阳说”经常拿“隆中”“隆中山”来证明自己。例如“躬耕南阳如果不在隆中，为什么叫《隆中对》啊？”。笑话，且不说《隆中对》的名称清代才出现，以前都是叫《草庐对》，就是“隆中”“隆山”的地名最早也不是襄阳的啊！史书最早出现“隆山”的记载是东晋李兴的《祭诸葛丞相碣文》里的“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这个隆山毫无疑问位于文中所言的“沔之阳”，《水经注》则具体记载为今河南唐河县湖阳镇的蓼山。该山坡道平缓，马车可直上山顶，几十公里外的卧龙岗历历在目，与李兴所述丝丝入扣。而“隆中”之名则是王隐的《蜀记》引用李兴碣文的加注，由隆山变为“至隆中”，这是“隆中”地名的第一次出现，但并未言明此“隆中”在何处，如果仍指碣文中的“隆山”，应该还在沔之阳的湖阳。而此时汉水南岸襄阳西则根本没有“隆中山”、“隆中”的任何记载。100余年的襄阳人习凿齿才“号曰”了一个“隆中”。何谓“号曰”？就是“给它安个名”的意思，今天襄阳不也把泥嘴镇“号曰”成了“卧龙镇”了吗？“号曰”毕竟是嘴说，实地考察一下湖阳隆山和襄阳隆中山大家就明白了。今隆中就在隆中山脚下，登隆中山必先至隆中村，刘弘费那么大劲爬隆中山去“远望”什么？“远望”哪里的“亮宅”？刘弘为什么非要先去登山“远望”才能回过头来到山下隆中亮家“立碣表闾”？有这么笨的人吗？现在的隆中山峰峦陡峭，荆棘密布，牛车、马车能上去吗？可见，此“隆中山”必定不是李兴所言之“隆山”。各位看官如果不信，可以让隆中风景区弄一辆马车试试登上隆中山远望一下，必定与“襄阳说”的下场一样，人仰马翻！

二十三，对于“隆中”这个地名，“襄阳说”有近乎于疯狂的宠爱，这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习凿齿之后一提“隆中”多数指的都是襄阳。但是，襄阳对“隆中”不分青红皂白的宠爱就不对了，有时候就会闹笑话，丢人品。因为在历史上，卧龙岗因“地势四面稍下，惟中岗隆起，故曰隆中，盖南阳伟观也。”（明叶桂章《武侯记》）“登其顶可瞰南阳，因势隆然，蜿而起伏，其为隆起之中，故名隆中。”（明赵均《金石林时地考》）南阳武侯祠明代《敕赐忠武侯庙规祭文祭品檄文》碑文也记载：“此亦隆中地。”另明代徐学谟《游隆中记》也有：“跨汉江南北不三百里而近，盖有两隆中云。”这些记载说明，“隆中”地名南阳卧龙岗也曾经拥有。当然，明代以后，南阳人可能更喜欢“卧龙岗”这个名称，故而“隆中”逐步为襄阳所有。当然，襄阳人现在占有“隆中”地名我们不反对，但一股脑把历史上的“隆中”都收入自己名下就有点“卑鄙”了。例如：《隆中志》第125页所收录的《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四百六十一，亦见《诸葛忠武侯集》卷一五的明代杨士奇《武侯祠记》有：“当汉之际，诸葛武侯隐于隆中，躬耕陇亩，讴歌梁浦，去南阳城七里，有冈焉，曰卧龙。”在诗词方面，《隆中志》第194页收录有明代薛瑄《望诸葛草庐》：“晓出南阳门，马渡消河急。举目眺西冈，林木半苍碧。及来隆中耕，日以老所益，贤哉刘豫州，三顾何汲汲。”另《隆中志》第214页收录还有清代樊王俊《谒武侯祠》：“千秋王业想英风，此日登临一拜公。数里平岗横野出，半椽茅屋坐隆中。乾坤鼎足胸先立，鱼水君臣志竟同。一去南阳耕钓少，白云流尽淯河东。”另外，清代戴上遴《谒武侯祠》诗：“隆中莘野皆三顾，淯水磻溪第一师。从容细看平沙处，可有先主旧马蹄？”（见于襄生《隆中志》第216页）“襄阳说”编者将这些古文、诗词收入《隆中志》就是认定此文写的是襄阳隆中，但稍有文字功底的人都能很明白的看出来这写的都是“南阳隆中”，“襄阳说”张冠李戴的收入《隆中志》，不是自讨没趣吗？这就是襄阳“文化名人”理解史料的水平？真不知道该怎么寒碜这些“主编”了。当然，看不出来只是水平问题，而偷梁换柱，肆意篡改就是道德问题了。有个襄阳丁先生曾经在《隆中志》中收录了唐代诗人胡曾的两首诗，冠名《隆中山》，其一：“乱世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蜀主不自垂三顾，安得先生出草庐。”其二：“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独垂钓。当时未入非熊兆，几向斜阳叹白头。”（见《隆中志》第101页）咋一看，这两首诗应该是在隆中所作，但第一首诗南阳《卧龙岗志》也有，名称为《咏史诗•南阳》。这就针尖对麦芒了，同一首诗，同一个人，两个名称，两个地点，肯定是一个真，一个假，孰是孰非？查查这首诗的来源《全唐诗》一切就都清楚了。《全唐诗》卷六百七十四第二十八首为《咏史诗•南阳》，第三十首为《咏史诗•渭滨》，正是《隆中志》所收入的两首胡曾的诗，但名称不是“隆中山”。显然，《隆中志》在胡曾诗的收录上采用了“移花接木”、“指鹿为马”的错误手法，误导了读者。这些行径除了笑话就是人品了，不仅偷了南阳的，还偷了渭南的！在2002年的汉中诸葛亮研究会上，北师大博士生导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王子今先生把“卧龙岗亦为隆中”的论据一经提出，襄阳方面便“拍案而起，怒而无言”。而王子今教授幽默地说：“怎么，只许南阳在隆中，而不许隆中在南阳吗？”一席话说得会场中一片哄笑！

二十四，“襄阳说”在与南阳网友争辩时（好像有些襄阳学者也曾经津津乐道过)，文革时期南阳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明确承认“诸葛亮在隆中躬耕”，于是乎便陷入了一片阿Q式的狂欢之中，反复拿来自我安慰、自我陶醉。呜呼，“襄阳说”是不是“技穷”了，“文革”时期的小册子是史料吗？，颠倒黑白年代的产物能作为证据吗？说白了，“襄阳说”的顶点就是文革时期到教科书事件之前的这段时间，这个时候，由于三国演义的影响，加上普通民众包括大多数历史学者没有认真研究诸葛亮躬耕地问题，河南以及大多数南阳人当时也都认为诸葛亮所言“躬耕于南阳”是襄阳隆中，所以，河南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书籍并不奇怪。另外，学术研究并不是以省籍划分的，河南人到现在也有“襄阳说”观点的学者，而襄阳也有“南阳说”观点的学者。我们都应该包容，这些书籍和个别人的观点对诸葛亮躬耕地最后的认定不具有价值。河南人观点的反转始于教科书事件，当有人在教科书上炮制“南阳，东汉郡名。在湖北襄阳一带”这样的既无耻，又可笑的所谓躬耕地结论的时候，以及襄阳潘正贤之流在网上肆意辱骂南阳人，叫嚣让“南阳卧龙岗假诸葛亮躬耕地见鬼去吧”之后，彻底激怒了河南人。经过网友以及河南学者的大量研究，这才发现原来襄阳说在诸葛亮躬耕地上的所有言论都是一些极为可笑的谎言，于是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这样才有目前“南阳说”对“襄阳说”的绝对优势。北师大教科书的注释，人教社教科书对“躬耕于南阳”和隆中的注释改动就是这种态势的具体体现。

二十五，在“襄阳说”诸多离谱“证据”中，“襄阳无西”似乎是比较靠谱的史料，因为这则记载出自《元和郡县志》：“万山，一名汉皋山。在襄阳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于是乎，襄阳“铁证”之声不绝于耳。可是，“襄阳说”在这里又是犯了只看风月宝鉴一面的错误。就在这条记载的同篇，《元和郡县志》又记载：“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今邓州南阳县是也。汉以南为南郡，今荆州是也。后汉建安十三年，魏武帝平荆州，置襄阳郡。”呵呵，历史记载怎么总是对“襄阳说”不赏脸啊？到处都是隆中不归南阳郡管辖的记载。再说了，万山为界又没有说是东西为界，理解成南北为界不行吗？我想《元和郡县志》不会自扇耳光吧？无独有偶，《元和郡县志》同卷《宜城县》还记载另外一个“古谚：“（宜城）本汉邔县地也。城东临汉江，古谚曰‘邔无东’，言其东逼汉江，其地短促也。”按“襄阳说”的奇葩逻辑，“邔无东”就是邔县的东界只到东门外的汉水，可是，《水经注》明确记载汉水以东有属于邔县的黎丘、观城二城，邔县东逼的这段汉水是邔县的内河而不是界河。另外，谭其骧先生绘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时期的邔县的辖境向东越过汉江一直到绿林山主脊，汉江以东还有近百里的邔县辖境，看来《水经注》和谭先生又打脸“襄阳说”的“铁证”了。再回到襄阳，如果说襄阳西界十一里就可以说“无西”，邔县“东逼汉江”就可以称为“无东”，那么，那襄阳城北门同样是“北逼汉江”，过汉水就是南阳郡，连一里都没有，其界更为“促近”，可为什么“古谚”没有人说“襄阳无北”呢？难道是古代襄阳人分不清一里和十一里的远近吗？当然不是，老老实实看看历史地图，襄阳万山以西就是荆山山脉，邔县汉水以东也是绿林山脉，襄阳向西入川的古道过万山就折而向南，没有向西翻越荆山山脉的道路。邔县只有南北向的襄阳至汉阳的大道，没有过汉水向东翻越绿林山的古道。而襄阳北门，则是向北渡汉水的宛襄大道，故而“襄阳无西”“邔无东”，而没有“襄阳无北”了。“无西”“无东”实交通状况耳，非辖境也！读书断章取义会闹笑话的！

二十六，“襄阳说”认为，“隆中得名应在诸葛亮躬耕之前，决不会是附会之名。也就是说，陈寿著《三国志》的时候无疑是知道隆中的”。是啊，我们也奇怪，如果诸葛亮和陈寿都知道隆中，为什么非要说“躬耕于南阳”而不说“躬耕于隆中”呢？对此，“襄阳说”专家们在罗列了一连串“不可能不知道隆中”的假设后给出的答案是“史籍行文体例的要求和这部史籍特别精审、惜墨如金使然；再则就是陈寿这位蜀汉旧臣对诸葛亮这位尊者的尊重和避讳”因为诸葛亮“自言是‘南阳’（郡名）已属符合史籍行文体例要求，陈寿也就不必或不便再及其他了”。这个解释真使人瞠目结舌、大跌眼镜，凭空臆想到了这个地步真是登峰造极了。“躬耕于南阳”是陈寿“惜墨如金”吗？“南阳”二字的笔墨比“隆中”少吗？这也算陈寿不写“隆中”的一个理由，真是笑话！避讳对象主要是避国讳、避家讳、避圣人讳。避讳方法为“曰改字，曰空字，曰缺笔。”对陈寿而言，他凭什么要去避诸葛亮的“讳”？从避讳的范围上，就算诸葛亮是当朝皇帝，臣民所要避的“讳”也只有“亮”一个字，请问，《三国志》避这个字的“讳”了吗？因为诸葛亮写了“南阳”，为“避讳”就不能再写隆中更是匪夷所思的“臆想”，我们可以随便翻翻史书，哪有因诸葛亮说了“躬耕南阳”，陈寿也就不必或不便再及所属地名的记载？请问，新野、冠军、樊城都是南阳郡的属地，陈寿“避讳”不写了吗？笑话啊！“襄阳说”这种匪夷所思的思维方式还有许多，例如：“‘躬耕南阳’充分证明了诸葛亮一生都没有去过南阳”；“就算‘困于南阳’是困于宛，诸葛亮这样说，逻辑上不是更加支持了躬耕在隆中之说吗?”类似这样指着鼻子说眼睛的所谓“论据”，于史学研究，是可悲？还是可笑？

二十七，在两地争论诸葛亮躬耕地的时候，卧龙岗和隆中风景区谁更古老也是一个焦点。平心而论，两地的所谓“故居”“草庐”都是后人新造的，略有不同的就是卧龙岗草庐是清代新造的，而隆中草庐是1980年代新造的，五十步百步而已。还有古树，卧龙岗的古柏、古桧也就1300多年，顶多为南北朝时期所植，肯定与诸葛亮搭不上边。而隆中最古老的一棵桂花树，树龄只有415年，一株绣球117年。一株蜡梅103年。真佩服襄阳人的精明，树龄能测得这么精准。现在又过去几年了，标牌是不是年年换啊？不嫌麻烦吗？至于那个标志性的“古隆中牌坊”，建造于1893年，大清快亡了，但却是毛泽东主席诞辰之时，这也证明此牌坊属于近现代，与古文物不搭边了。而南阳卧龙岗的元明清文物一堆一堆的，如果“古隆中牌坊”放在卧龙岗也就是角落里的一个渣！还有一个让“襄阳说”骄傲的是“草庐碑”，据说刻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这就又让人奇怪了，按《隆中志》记载，明隆庆三年（1569年），礼部尚书徐学谟游隆中，看到的是“矧经乱离、兵燹之余，其掬为蒿莱、瓦砾，莫可踪迹久矣……又何从而得其草庐故处？道士云，孔明祠旁有八角眢井一，为草庐之据。”也就是说仅仅29年后，在隆中是没有这块碑的，只有连徐学谟都不信的的八角井。我们知道，但凡“螭首龟趺”者均与皇权有关，一般地方官员和百姓是不可能染指的。该碑后边“卧”的是明襄简王，时江汇为河南右布政使，他干嘛到襄王陵前立这么一块“龙卧处”碑，不要命了？在隆中那么残破的年代，是谁出钱替江汇刻的碑？为何没有捐资人和刻碑人的名字？如果是江汇自己出资刻的，他为什么不把这笔钱用在诸葛草庐的重建上？其实，稍微观察一下隆中“草庐碑”就可以发现，这就是原来襄王陵前的神道碑，位置和形制都没有变，和其他地方的明王陵神道碑一模一样，“草庐碑”旁边还有一个赑屃碑座就是佐证，因为江汇不可能同时刻两个一模一样的赑屃碑座而只用一个。此碑改刻不可能是明代，当时谁也没有这个胆。也不可能是清代，因为“草庐碑”上机械砂轮打磨的技术清代没有，所以，改刻襄王陵神道碑为“草庐碑”的时间只有近现代。至于“草庐”手迹的来历，应该是江汇做河南右布政使时为四年前即嘉靖十五年（1536年）二月刚刚修葺的南阳武侯祠题的字。后来江汇手迹流落，近现代被人转刻到了隆中。此推测喷子勿燥，可以请隆中风景区写文章辩论，勿使襄阳在全国重点文物上闹乌龙笑话。

 二十八，关于“三顾茅庐”，一些襄阳所谓“专家”还抛出过“三顾茅庐为假，实为北行见备”的奇葩观点。为证明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多次引用《魏略》中“刘备屯于樊城……亮乃北行见备”的史料。的确，“亮北行樊城见刘备只能从南边的襄阳或隆中出发，如属实，将是诸葛亮躬耕隆中最有力的证据”。看来“专家”们眼珠子都直了，但眼珠子太直也不是什么好事，难道不能转一转多看史书几眼，做点分析吗？《魏略》系魏郎中鱼豢私纂，后世史学家认为此书“多与他史异”（清·钱大昕语）。裴松之在引用《魏略》此文后立即注明：“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清·赵翼的《廿二史剳记·卷六·三国志》亦曰：“《魏略》谓‘诸葛亮先见刘备，备以其年少轻之。亮说以荆州人少，当令客户皆著籍以益众，备由此知亮。’然亮出师表谓‘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是备先见亮，非亮先见备也。寿志亮本传徐庶谓先主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可就见不可屈致’。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如此之类，可见寿作史时，不惑于异说。”所以，不认真研读史料，为证明诸葛亮住在隆中，抓住一句“北行见备”就大做文章，甚至又在那里自说自话的编故事说“诸葛亮是虚伪之人，说了谎话”如何如何。真服了襄阳这些“专家”了，天天开故事会，拿这等“妄说”否定诸葛亮，否定《三国志》，有点太不着边际、走火入魔了吧？为了个隆中，宣扬“北行见备”否定“三顾茅庐”，宣扬“诸葛亮是假躬耕，真隐居”，否定《出师表》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如此，“襄阳说”费那么大的劲推出的“隆中对”是不是要改成“樊城对”或者“殿堂对”啊？大冬天的，刘备在樊城能住草庐吗？天下有这个样子“争名人”的无耻、龌龊、弱智、可笑之举吗？重复裴松之的原话：“非亮先诣备，明矣！”别做“北行见备”的无聊梦了！古人尚能“不惑于异说”，现在的“襄阳专家”怎么天天“异说”，满嘴“乖背”，丢不丢人啊？

二十九，“襄阳说”还有一种观点：比较两地环境，南阳卧龙岗在闹市之中，而襄阳隆中则山清水秀，风光宜人，所以，襄阳古隆中更像诸葛亮的躬耕隐居之地。呵呵，脑洞又大了，“像与不像”和“是与不是”完全是两码事，难道东汉时隆中就是4A级风景区？诸葛躬耕的卧龙岗周边都是高楼大厦吗？别的不说，隆中风景区在那个风景秀丽的山窝里好不容易平整了20亩地，说这就是诸葛亮的“躬耕田”。一家四口20亩地现在看起来是不少了，但在汉晋时期够吗？文革时期河南山区一亩地只收十几斤粮食的农田比比皆是。另外，当时的土地制度是“屯田制”、“占田制”以及“授田制”，史书记载，当时男子15岁以上，授种粟谷的露田40亩，妇人20亩。奴婢同样授田。耕牛1头授30亩，限4头牛。授田视轮休需要加倍或再加倍，即“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还受之盈缩”。地方官吏按官职高低授给数额不等的职分田，刺史15顷，太守10顷，治中、别驾各8顷，县令、郡丞各6顷。可见，这个时期“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这应该是汉晋时期保障躬耕生活的最低标准，如果使生活稍微富足些，还要有丁牛和桑田，再考虑土地轮休，还要两倍、三倍的土地。我们想想看，诸葛亮一家如果窝在隆中那个小山沟里，就那20亩地，够养活谁？在那个时期，这点地能过衣食无忧的“隐居”生活吗？孤零零的一家人生活在那个偏僻的小山冲里，能知晓天下大事吗？何况刘表还要关照好友诸葛玄，就给20亩地？一个县令还有6顷地呢，刘表给诸葛玄一家20亩地，别寒碜人啦！再说了，隆中村难道只有诸葛亮一家人吗？你诸葛亮一家把这20亩地都占了别人还怎么活？所以，拿隆中风景秀丽来糊弄人纯粹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二十亩地在东汉末年养活一家四口就是一个天方夜谭。而南阳卧龙岗，位于宛城外七里的淯水岸边宛襄大道旁的高岗上，良田阡陌，土肥水美，交通便利，文化厚重，躬耕是什么？就是种地呀！相比之下，稍微有点脑子就知道诸葛亮应该在哪里躬耕。“襄阳说”之所以把诸葛亮的躬耕编造成“隐居”，可能也和隆中这个小山沟根本不适合躬耕有关系吧！

三十，“襄阳说”争“躬耕于南阳”可谓不遗余力，可对于史书记载的“襄阳第一名胜”却很少去研究论证，甚至是避而不谈，这个名胜就是“阿头山”。《后汉书•郡国志》有“襄阳，有阿头山”的记载。同书《岑彭传》载：“彭乃潜兵度沔，击其将张扬于阿头山，大破之。”何谓“阿头”？《尔雅》云：“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者，李巡曰：陵之大者名阿。”纵观襄阳附近，符合这一描述的只有现今的隆中山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是将阿头山标注在了襄阳城西的这个位置。但到了具体论证其准确位置时，因隆中这个必须“属于南阳郡”这个麻烦，“襄阳说”又不知所措，胡言乱语了！请看：清乾隆《襄阳府志》卷四山川部分载：“阿头山，县西九里。下有曲隈。传为郑交甫遇游女处。按：是山在万山西，而接壤曲隈，居两山之间。”另据《襄樊日报》刊登的邵继云先生“实地察看万山以西地形，就在今二广高速汉江大桥南岸东侧。正与阿头山形貌相符”。如果《襄阳府志》和《襄樊日报》观点属实，那“襄阳说”又麻烦了。阿头山在万山以西，那万山还能是和南阳郡的界山吗？从万山到泥嘴都是襄阳县的地盘了，那南阳郡怎么可能越过阿头山去管辖南边的隆中村？所以，研究躬耕地的襄阳专家是绝不可能承认阿头山在万山以西这个观点的，哪怕是打脸《襄阳府志》和《襄樊日报》也在所不惜。既然阿头山不能在万山以西，那就在万山以东找。《襄樊地名与名胜丛书》一书中《阿头山地理位置》认定，“阿头山是万山向东延伸的一小丘”。可是，万山本身就是一个小山包，以东就是襄阳城，一个三层楼高的小丘被认定为“阿头山”，呵呵，三层楼高，是“陵之大者名阿”吗？岑彭大军有可能在这里“从川谷间伐木开道”吗？开玩笑吧？再说了，“一小丘”能在东汉时作为襄阳的象征吗？这也不行，有襄阳专家干脆就说万山是阿头山。但万山又名汉皋山，东汉已有其名，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说过万山就是阿头山，现在瞎编来得及吗？还有人说阿头山是襄阳城南边的某山。南边？沔水南岸就有秦丰的军队把守，岑彭怎么“潜兵度沔水”？

三十一，“襄阳说”还有一个灌水观点，有个襄阳漂移认为：“东汉张衡《南都赋》有“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汉皋山就是万山，南阳人张衡描写南阳的南都赋包括汉江南岸万山传说，证明此地当时属南阳”。得，这次为了隆中属于南阳连万山也要卖给南阳了。首先，选择性失明是“襄阳说”的一贯恶习，又把《南都赋》“陪京之南，居汉之阳”的记载习惯性的屏蔽了。其次，两郡以汉水为界，汉皋（万山）山位于汉水南岸，属南郡，而“汉皋之曲”则是指汉水遇汉皋山（万山）而形成的“曲隈”，在汉水北岸或者西北岸的南阳郡，这一点非常清楚！如若不信你可以看看襄阳人习凿齿《襄阳记》卷三万山条云：“襄阳县西九里有万山。万山北，隔沔水，父老相传，即交甫见游女弄珠之处。此山之下曲隈是也。”同书汉水条云：“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如果襄阳说认可习凿齿的这两条记载，“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的地点毫无疑问是在“隔沔水”的汉水北岸南阳郡，张衡将其写入《南都赋》顺理成章，与他自己所言“居汉之阳”完全一致。在这里奉劝襄阳漂移一句，不要再拿汉皋山消费隆中了，需要时，汉皋山就是襄阳象征，“游女弄珠”就是襄阳的美丽形象。而为了隆中，汉皋山（万山）就又卖给南阳郡，如此，汉代襄阳县还有什么啊？你脸可以不要，但襄阳县的形象万山（汉皋山）不能不要！”

三十二，你是不是看书从来都是囫囵吞枣，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郦道元是北朝人，写《水经注》时没有到过南方，《沔水》这部分内容参考的就是《荆州记》《汉晋春秋》和《蜀记》，是引用这些史料层累叠加而成的，这一点史学界多有论述，你可以好好看看。其他先不说，咱们争论的是“躬耕于南阳”吧？按你们说的，隆中应该属于跨汉水南北管辖了隆中的“南阳郡邓县”，这样邓县就应该放在沔水这一部分。可是，《水经注》写沔水经山都县之后直接就是襄阳县（没有写中庐县，中庐县放在了襄阳县东边，这明显是错误的。另议），隆中在《水经注》记载中属于襄阳确凿无疑。而邓县在哪里呢？是在后边的《淯水》部分，与沔水不搭界，同时明确说明汉水北岸的“鄾”为“邓之南鄙”。郦道元虽然受习凿齿影响采信了“亮家隆中”的观点，但是，他没有违背历史将隆中划入南阳，没有说“躬耕南阳”在汉水南岸的隆中！既然《水经注》认为隆中不属于南阳邓县，你还在这里拿《水经注》瞎比比什么啊？至于“亮家”“三顾茅庐”，诸葛亮也没有说在哪里，后人瞎编也就编了，但“躬耕于南阳”，你们就别想了，赶快洗洗睡吧，也许做梦可以梦到隆中属于南阳啊！哈哈！

三十三，是啊，东晋襄阳人说诸葛亮上学的学业堂在襄阳，蹭饭吃在襄阳，老婆黄月英（不知道怎么编出来的人名）在襄阳，诸葛亮又没有法拉利，他当然应该在襄阳啊！可是，诸葛亮偏偏说他“躬耕于南阳”！！打脸吧？诸葛亮怎么偏偏就是和襄阳人弄不到一块去啊？天底下就襄阳人聪明，在他们看来诸葛亮就是在胡说八道。所以，不是诸葛亮弱智可笑，就是“襄阳说”那些扭蛋弱智可笑，为了个隆中，时空倒转。请问，诸葛亮躬耕时能上学吗？天天到老师家蹭饭吃的生活是“苟全性命于乱世”吗？整夜高谈阔论的日子是“不求闻达于诸侯”吗？汉代女子十五出嫁，男子十七必娶，怎么只有郡守的侄子混到二十多岁才娶媳妇啊？诸葛亮躬耕南阳时就不能带个襄阳媳妇吗？有史书记载诸葛亮是倒插门吗？他弟弟娶得是南阳媳妇儿，难道他弟弟有兰博基尼？怪事，怎么你这些襄阳喷子总觉得你比诸葛亮还聪明啊！你们比诸葛亮还聪明争什么躬耕地啊，每天自我陶醉就行了！给你上上课，《三国志》记载，“玄死，亮躬耕陇亩”，也就是说他17岁以前在襄阳上学、娶媳妇，诸葛玄死了以后，家道没落，17岁到27岁“躬耕于南阳”，这么明白的记载“襄阳说”愣是看不懂，真难为你们这些天天绞尽脑汁反驳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记载的智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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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人不必编瞎话，言出有据。诸葛亮的确是齐鲁人，所以他虽是传经、官宦世家，却自比管仲乐毅，精通齐鲁兵、法、阴阳、墨工。

《隆中对》只是诸葛亮成名的开始，是他由荆州清流青年士人领袖成为政治新星的转折点。他之所以成名于“南阳卧龙岗”，自然是因为襄阳为“兵家必争之地”

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地，尚文重武，“铁打的襄阳”、“天下腰脊”要对得起身后的江汉平原、三湘大地、税赋吴越江南。襄阳得失系天下安危，必须延纳、善待四方豪杰之士；同时也能吸引英雄的目光，能停留他们的脚步，成就他们一番功业！

荆山是历代楚君的祖地，也是荆州、楚国名之所出；枣阳是刘秀的故乡，大洪山是绿林军的家园；宋玉、杜甫、孟浩然、皮日休、米芾是襄阳的人文，刘表、羊枯、杜预、刘弘、恒温、萧衍、尉迟恭、岳飞、李自成等皆据襄阳。每逢改朝换代，襄阳人的血性就飙出来了：有种你给老子下马乘舟来战，不然老子一换马杀到你老窝！

襄阳成就了诸葛亮，《隆中对》实际是“荆州中心论”。细究诸葛亮成名于“南阳卧龙岗”的原因，不外如下五条，可谓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但都不励志，甚至有点儿反时下鸡汤，却道尽玄机：风云际会，时势造英雄

1.出身传经世家，妥妥的官二代，还三岁丧母八岁丧父

先祖诸葛丰以“明经为郡文学”、刚正不阿，累官至司隶校尉、光禄大夫。父诸葛珪曾为泰山郡丞，叔父诸葛玄曾任豫章太守，都副厅级以上高干哦。这种出身搁汉朝除非太傻，基本能混个处级且直线上升。

2.有两个姐姐嫁入豪门，加上与荆州老板刘表有世交，成了三保险

大姊嫁与蒯越、蒯良之弟太守蒯祺，那可是荆州权力中枢哦。小姊嫁与庞德公之子庞倦民，这样不仅能得到庞德公的言传身教、司马徽的播名造势，还与习家成了亲戚，那是因为庞统之弟庞林娶了习氏哦。

“卧龙凤雏，得一人可安天下”，庞德公一评品，司马徽到处讲，徐庶再一吹，不就成名了吗?

3.进了名牌大学，与日后的总裁们有私交

而且，刘琦、庞统、徐庶、崔州平、孟公威、石广元可是同学兼好基友，吹牛打屁都在探讨应时之术哦。在《又与群下教》中，老诸写道：“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教诲”，不是我瞎吹吧?

4.关键是沽名钓誉，还娶了个“丑”媳妇儿

《孙子兵法》已失传很久了，但诸葛联吴时脱口而出“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乖乖，曹操才盗墓搞到手批注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从妻舅蔡瑁那儿借阅过手抄本，因曹蔡私交甚密。

5.建立自己的嫡系队伍

种完地看看书弹弹琴，农闲时可没闲着，四处结交荆州青年才俊。结果他出山后，庞统、庞林、习珍、习祯、马良、马谡、向充、向朗、杨虑、杨仪、杨颙等以他为龙头，悉数跟随先主入川，成了蜀汉干部中坚。

就在他殁后，习珍、向朗即向后主进言，立庙于汉中；而习氏后人习凿齿一生以彰显蜀汉正统，宣扬诸葛亮事功为己任。可以说，没有习凿齿，就没有后来的“尊蜀贬曹”和诸葛亮的不朽声名！

邓县北周省入襄阳县，隋开皇年间秦汉南阳郡南部归入襄阳郡，原南阳郡北部改称邓州，但宛县用了旧郡名“南阳”

襄阳县本楚文王时的北津戍，实原夲邓国南境。隋朝时南阳南部划入襄阳郡，这样襄阳坐拥南阳盆地、鄂西山地、随枣走廊，皆属秦汉南阳郡之地。南阳郡北部改称邓州(治于穰县)，但废除宛县却更名“南阳”，留下后世穿凿附会的祸根！

因区划其后仍有变更，现河南省南阳市实由明南阳府演变而来，襄阳事实上兼并了南阳郡南部。襄阳自古就有“襄西无箭地”之谚语，还有“磨”字字谜：“一点一横仗，一撇到南阳，南阳两棵木子树，种在石头上”，说的就是城西万山外即“南阳”。下面以四图概括襄阳境土的扩大历程：

建安十三年（诸葛亮出山的次年），曹操设襄阳郡时隆中还隶属于南阳郡邓县。

隋后南阳县在秦汉实叫宛县，把“躬耕于南阳”释为南阳县，实则偷换概念成“躬耕于宛”，因无任何“诸葛亮到过宛县”的原始史料，更无任何“诸葛亮出山前认识宛县谁”的史料，故元后虽于南阳敕建武侯祠，却空有“南阳卧龙岗”之名，把庙宇定为“躬耕地”史学不支持

有朋友会问了：你怎么以《三国演义》谈历史呢?“南阳卧龙岗”怎么跑到河南去了呢? 呵呵，原因只有一个，南宋时南阳县已降金，升为申州，至元朝再升一级成南阳府。(岳飞收复襄阳六郡并未达到南阳县，“岳飞手书《出师表》”系民国大盗袁世凯的爹购于江南文人之手。无聊文人加跋，实属画蛇添足、弄假成拙。此碑书法作品江南多有；贵阳还出现岳飞手书《出师表》长幅，经鉴定纸张为宋，且有宋皇帝藏印，但文物界公论无公认的岳飞真迹，无法比对，且皆无题跋。)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话夲则更早，七史三虚，体现了民间汉人的铮铮铁骨和反抗精神，当然比元廷靠谱！纵观南阳发展史，其最辉煌时莫过两汉，皆依托江汉平原：方城内申邑、穰邑夲楚之北大门，故盐、铁已成规模经济，“秦徙天下不轨之人于南阳”则手工业、商业兴盛，至西汉终成一时都会；东汉就不用说了，得益于枣阳刘秀成就帝业，南阳郡成为“帝乡”。随着政治经济中心东迁、襄阳崛起、衣冠南迁，三湘、荆楚改道汉水、江夏，如今南阳不像襄阳，楚音、楚俗已荡然无存。

远亲不如近邻，加强南阳盆地襄阳、南阳的合作，结束无意义的民间口水，回归历史本来面目，对双方都利大于憋。武侯祠就是纪念地，隆中则是“诸葛亮故居”，这也是襄南双方谁也改变不了的行政行为。

嘉会天下

欢迎打开历史宝藏。

这个问题需要论从史出。

且看：《三国志》卷三五《蜀书》五《诸葛亮传》第五：

“琅邪阳都人”就是指今天的山东省临沂市，说诸葛亮是山东人，此没问题。不仅诸葛亮，诸葛家族基本上都出自于此，比如下面的史料：

“诸葛恢，字道明，琅邪阳都人也。”

“诸葛夫人，名婉，琅邪阳都人也。”

“诸葛璩，字幼玫，琅邪阳都人也。”

……

东汉末年，时值乱世，各路英雄豪杰辈出，武将里异地而战非常多，比如赵云、张飞就是河北人，却都去了西南。文臣里像诸葛亮这种情况还是少数。东吴的陆逊、鲁肃等多是安徽、江苏等江南人，曹魏那边的郭嘉等多是河南人。

诸葛亮为什么要到卧龙岗呢？上面诸葛亮的传记已经说的很明白了，诸葛亮的父亲原本是袁术的部下，但后来皇上另选派了其他人代替了他父亲，由于他们家族与荆州牧刘表关系甚好，所以就来到了刘表的地盘里。

卧龙岗也就是隆中，著名的三顾茅庐就发生在这里，隆中对也是在这里，千百年来隆中到底在河南南阳还是在湖北襄阳，这一直存在争论。《汉书春秋》曰：

你看，史书自己也没交代明白。所以，这个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争也罢。

历史宝藏

汉代时的荆州部南阳郡包含了今天一部分的河南南阳和湖北襄阳，这也就是现在南阳和襄阳争论的原因。一个有古隆中，一个有卧龙岗武侯祠，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争论学界尚无法得出结论，民间更加吵得不可开交。现在一个是湖北第二大城市，一个是河南第三大城市，随着郑万高铁开通，希望两地携手发展，这种没结论的争执只会两败俱伤。

關鍵字: 诸葛亮 三国 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