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举制度的废除到新式学堂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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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京师大学堂中外教员合影
科举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然而，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科举制度本身的消极因素逐步显现出来，特别是从明朝开始，以八股文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之后，科举制度就更成为禁锢思想、摧残人才的工具了。
道光二十一年(1841)鸦片战争失败，传统教育空疏无用的弱点益形暴露，改革科举制度、加试实用学科，逐渐成为有识之士的普遍要求，最终化为全社会要求废除科举的强烈呼声。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国在甲午战争惨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变法维新、发展“新学”，力主改变科举。然而变法失败……
光绪二十七年(1901)， 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实行“新政”。虽称“新政”，但本质上只是对科举形式的改革，而科举的封建性和束缚知识分子思想自由的精神，还是没有什么改变。
“新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增加了全社会对新式科技人才的需要，但官制的改革、新部门的建立，需要新式的政治人才；而这些人才是无法由科举制度培养和选拔的。
为解决这一矛盾，清政府采取各种方法来弥补：一面责令各省督抚尽量多派学生出洋留学，学成归国后“分别奖给进士举人等各项出身，以备任用”；一面下诏令旧时进士举人都进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学习各种新知识。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二十五日，政务处和礼部会奏兴学事宜，认为“学堂之设，固宜宏奖以鼓舞士气，尤贵核实以作育真才。不可不优其进取之途，亦不可不防其登选之滥”(《光绪朝东华录》卷170)，因此奏定《学堂选举鼓励章程》，规定学生由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依次递升，毕业考试合格者，分别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等出身。
清朝的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 七月十二，管学大臣张百熙进呈《钦定学堂章程》，特立《学生出身》一章，作为选用学堂毕业生的准绳。
章程规定：由小学堂卒业者，送本府官立中学堂考试，如合格，由中学堂给予附生文凭，并允许参加乡试；中学堂毕业生，送本府官立高等学堂考试，如合格，由高等学堂给予贡生文凭；高等学堂毕业生，送京师大学堂考试，如合格，由管学大臣带领引见，候旨赏给举人，并允许参加会试；大学堂预备、速成两科毕业生，分别赏给举人、进士；大学堂分科毕业生，由管学大臣考核，带领引见，候旨赏给进士；举人、进士均给予文凭。(《钦定学堂章程·钦定大学堂章程》第1~39页)
《钦定学堂章程》
《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后未及施行，清政府即命张之洞、荣庆、张百熙等人在此章程基础上重订学堂章程。
光绪二十九年(1904)十一月二十六日，《奏定学堂章程》颁布，是为“癸卯学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至清朝结束。《奏定学堂章程》特立《各学堂考试章程》和《各学堂奖励章程》，对不同于科举考试的新式学堂的考试方法和奖励办法做了详细规定。
《奏定学堂章程》
其中，“奖励章程”规定对通儒院、分科大学、高等学堂、中学堂、高等小学堂等学堂毕业生，分别奖以翰林、进士、举人、贡生、附生等出身，并分别等差任用官职；对原已有出身者，分别奖以官职；毕业考试成绩又分为五等，按成绩优劣给以不同奖励。
另外，为鼓励留学，清政府采取同样办法，以给予留学生功名出身来吸引士子。光绪二十七年(1901) 八月初五，清廷发布上谕，令各省督抚选派学生出洋肄业，如学有成效，可据实奏请奖励，还规定，如有自备资斧出洋游学者，学成得有优等凭照回华，可以和官费派出的学生一样考验奖励，“候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而资鼓舞”(《光绪朝东华录》卷四，第4720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这一奖励办法，后来形成为一种制度。
张之洞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八月十六日，清政府颁布了张之洞拟奏的《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按留学毕业生的等第分别授予拔贡、举人、进士、翰林等出身，对原已有出身者，“各视所学程度给予相当官职”。
具体办法是：在日本普通中学堂学习五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予拔贡出身，分别录用；在文部省直辖高等各学堂暨程度相等之各项实业学堂学习三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予举人出身，分别录用；在大学堂专学某一科或数科，毕业后有选科及变通选科毕业文凭者，给以进士出身,分别录用；在日本国家大学堂暨程度相当之官设学堂，三年毕业，有学士文凭者，给以翰林出身；在日本国家大学院五年毕业，有博士文凭者,除给以翰林出身外，并予以翰林升阶。（《张文襄公奏稿》卷37,第1~7页）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由于以功名奖励留学，许多人遂把留学视为进身仕途的一条新路，争先恐后前往日本。这一奖励政策对当时留日热潮的兴起起了一定促进作用。
给予新学堂学生和留学生科举出身的规定，本是清政府在科举制度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为兴学而采取的一种变通变法，但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四日下诏废除科举后，仍然沿用了这些制度。
在当时传统的用人考试制度已经废除，新的官吏任用制度尚未确立的情况下，这些规定对选拔新式人才起了一定作用，然而，科举制度与新式教育大相径庭，硬要套用旧制度的考试用人方法来选拔任用新人才，则不免颇多漏洞。
当时，御史陈曾佑就看出，《奏定学堂章程》所列奖励各条，滞碍难行之处极多，与各国取士之法也不相合，他认为亟宜改订，以臻美善。
陈曾佑指出，仕进与学堂混合的弊端在于所学非所用，以大学堂毕业奖励为例，大学分八科，学农者为种植土化之事，学工者为物理化学之事，学商者为算筹贸易之事，学医者为解剖医学之事，所学不同，却一概用为翰林院编修、检讨，“不知所编者何书？所讨者何事？将尽舍其所学，而从事于编、检乎？”
又如，学堂毕业生有学农、工、商、医学的，却分配他们去做州官、知县，让他们去处理民事诉讼等事务，与所学毫无关系。
清末的日本留学生
清朝赴美留学的学生
陈曾佑逐条分析了《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的各学堂毕业生奖励与授职办法的不合理之处后，介绍外国学制说：“自小学以至于大学博士，卒业时不过授以文凭而已，未有授以官职者也。惟其授以文凭，故一学堂卒业，虽多至数千人而不觉其滥；若尽授以官，则难乎为继矣”。
他还介绍了日本的用人制度，“外务省、文部省以及法工商各省需人时，都是招考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考试合格后任用。至于其他人，学农者为农师，学工者为匠师，学商者入银行，学医者入医院，各有当办之务，不必皆为官。”“是其学堂与出身，截然分为两途，不相妨而相成，自无滞碍难行之弊”。他主张中国也应仿照日本的做法，自小学以至大学，毕业时皆授以文凭，让他们各自从事各自的职业；“至于各部与外省办事需人，则特命大臣考试，一如日本成法”(《奏请变通学堂毕业奖励出身事宜折》，《光绪政要》卷31)。
陈曾佑的议论，表明清末已有人开始认识到以科举出身奖励学堂毕业生和留学生的不合理，要求加以变革。然而直至清朝灭亡、民国成立后，才真正消除科举制度的余毒，实行新的
学位文凭制度和文官考试制度。
科举废止
清末从改革科举内容到废除科举制度，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改革科举考试内容。
光绪二十七年(1901)， 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实行“新政”。清政府下诏自明年始，乡会试及岁科改试策论，头两场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第三场仍试“四书”义一篇、“五经”义一篇，但不准用八股文程式，还下诏停止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其后，政务处会同礼部拟定停罢八股后各项考试章程13条上奏，除规定取消八股、改试策论外，亦规定停止诗赋、小楷取士。
第二阶段，递减科举取士中额。
陈旧的科举制度和新式学堂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但是，科举制度沿袭日久，“一旦废之，士子必多觖望”。考虑到骤废有困难，张之洞等大臣遂决定采取渐废的办法。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直隶总督袁世凯、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建议从甲辰科以后，按年递减科举各项考试取中之额：“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兰科减尽。即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则学堂指顾而可以普兴，人才接踵而不可胜用。”（《奏请递减科举折》，《光绪政要》卷19）。此折上呈后交政务处议奏，未有覆议。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联衔，再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片》，重申“时势阽危，非人莫济，除兴学堂外，更无养才济时之术”，促请清廷早定大计，“俯赐施行”。
第三阶段，废止科举取士制度。
三科减尽科举中额，就是10年以后，到那时再停科举、兴学校，人才培养出来就是20年以后的事情了。纵使立停科举，遍设学堂，也必须十几年后，人才始盛。因此，社会舆论普遍呼吁立即废除科举，清廷许多封疆大吏，如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人，亦联名奏请立停科举。
在这种背景下，科举制度终于走上了它的末路。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四日，清政府诏准“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暨上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光绪政要》卷31,第57~59页)。
本文主体内容摘自
《中国状元大典》毛佩琦 主编
文中部分内容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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