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前的高考——科举制度,在套路成风中走向僵化

科举制度在中国具有很长远的历史,简而言之,就是分科举人。它最初的诞生,是用来选拔官员的。就像现在的高考,通过公平的方式,为高校,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


清末有人士认为:“科举制度锢智慧、坏心术,造成了破坏人才、国随贫弱的后果。”而梁启超却在科举制度被废五年之时,发出“夫科举,非恶制也”的呼声。


同样的科举制度在相同时期得到的是完全对立的评价。这就不难看出,制度本身无好坏,其影响来自于如何使用它,及其背后统治阶级的思想。


其实,自隋朝设立进士科以来,科举制度不断发展,日臻完备。只是在朝代更替中,科举制度产生了变化,从最初想要公平地选拔统治阶层,到最后囚禁读书人的思维。

千百年前的高考——科举制度,在套路成风中走向僵化




创立之初:超阶级制度

回顾科举制度最初创立发展的隋唐时期:那时刚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摧残文化的黑暗时期。隋唐逐步建立科举制度来选拔文官,笼络读书人,这个举措对于文人来说无疑是莫大的福音。


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说,科举制度是超阶级的,即使是社会底层人士也可通过科举而升入统治阶级。所以说,这也是封建时代能够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向平等迈出的一个步伐。




行卷:科举制度下的自主招生

隋炀帝始建进士科;至贞观年间,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则首创武举和殿试。但此时的科举制度还不乏魏晋推荐之风,即允许“公荐”。也正是这个原因,唐至宋初一直盛行“行卷”之风。


“行卷”,其实有点类似现在的自主招生,很多我们现在传颂的名篇佳句都来自当时的自荐。


杜牧因《阿房宫赋》这篇文章受到举荐;

白居易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让顾况改口“白居”也“易”;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以新妇自比举子心态。

千百年前的高考——科举制度,在套路成风中走向僵化

以新妇自比举子心态


行卷之风盛行,可以说大大地催生了举子们的创作热情,这对唐诗的繁荣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统治阶级:推崇文人

在武氏时期,武则天大开科举,唐人称她“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在阅完《讨武氏檄》之后,她对未能对骆宾王委以重用感到可惜。


从这种种可以看出当时统治者对文人的态度,他们期望通过科举制度汲取优秀的人才来为统治阶级服务,笼络人心是其中一点,同时也为了让人才收为己用。




推进文化教育发展

科举制度在本质上不是文学创作才华和经典阐释能力的考查制度,但其考点主要是文学修养和对诸子经典的熟悉程度。


当大批书生借由科举做官以后,极大地吸引大众加入书生的队伍。而又由于诗赋文章是考试的主要内容,无数考生长久地投入诗赋文章的训练,推动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发展。


所以说,科举制度的产生在客观上推动了封建教育的发展,对于造成当时出现的所谓“五尺童子耻于不闻文墨”的风气具有积极意义。


又由于儒学被列为考试内容,儒家先圣孔子成了天下读书人的师祖,儒家经典成了统领全中国读书人的思想,这造成了全中国人在思想上高度统一。

千百年前的高考——科举制度,在套路成风中走向僵化

学堂繁荣




套路出现:制度固化

随着朝代政权的交替,科举制度发展至明清已有了一番不同的光景。此时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只靠着一种历史惯性消极地维持着科举,考试内容越来越僵化。


出现这种情形,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余秋雨在《十万进士》中表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所遇到的最大问题,产生在包围着它的社会心态中。原先公平的制度蔓延到九州大地,使得所有读书人将一生抵押其中,这种人生观是有悖论的。


“科举制度本想对中国知识分子作一番选择的,没想到选择过程变成了塑造过程。”


当中举有了范本,就像现在很多辅导机构进行的刷题训练,让学生大量做题,却不注重知识的融会贯通和理解。长此下来,为了中举,反而失去了隋唐时期百花齐放的文学盛况。




八股取士:思想僵化

演变到后来,八股取士出现,就像套路成风,有迹可循,科举制度就逐渐成为专制主义政权钳制思想、培养奴仆的工具。


八股取士这种呆板的考试形式及死板的内容,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抹杀了人们的个性,压抑了人们的创新思想和创造力;它造成了不学无术、不切实际的学风,消耗了读书人的大好时光,浪费了大量人才。


《儒林外史》一书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吴敬梓是那个时代的人,他笔下描写的举子,可以说就是那时举子的摸样,究其风范,有哪个能比隋唐之风?士人的热血早已被消磨,又何来激情去研究真正的文化,真正的治国之道?


千百年前的高考——科举制度,在套路成风中走向僵化

范进中举


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为了加强思想控制,而明代实行八股取士也是出于同一目的。


明清先后五百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就白白浪费在八股制艺上。他们的一切努力既无助于发展生产力,更无补于发展先进文化。


此刻的科举制度早已失去了在初创时期的积极意义,反而同秦始皇焚书一样,起了禁锢思想的作用,而它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甚至于对学术文化发展的影响则比坑儒更加恶劣。




教育思想停滞

参加科举考试,要阅读的基本读物是四书五经。朱熹之后,他注释的四书五经成为科举考试的范本。


如此一来,考生只会背诵要考的部分,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去研究自己的学术,完全得不到全面的发展。


在当时,科举考试的内容局限于儒家学说,考试方法又注重死记硬背,在这种风气之下,教学工作也就重文辞少实学,重记诵不求义理,充满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恶习。


这既不利于选拔和培养有实际能力的人才,又养成了空疏的学风。




结语

其实,科举制度的初衷是好的,而且西方国家也正是借鉴了科举制度才建立的西方文官制度,这都说明科举制度是有它的可取之处。


唐朝时诗赋盛行,宋朝将绘画纳入考试后国画风靡,至明朝就只潜心研究四书五经。它造成知识分子忙于应付考试,追求功名,精于儒家经典和应试项目,从而忽视了实用性的学问,更遑论其他文化。


由于政权的不同,每个政权想要控制人民的方法不同造成了科举制的演变,并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只要是踏上求仕之徒的举子永远都被科举制度牵着走,追随着它,发展着单一的应试技能,以期在科考中达到优秀成绩,从而忽略了真正文化的价值。不得不感叹科举制度对文人文化影响之深,剪不断。


从时间划分上来看,隋唐和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是大不同的。造就文初那两个截然不同评价的原因并不是科举制度本身,而是操控科举制背后的政权。


随着政权的变动,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就会一变再变。正如封建制度本身具有两面性一样,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有不同的两面性。


当选拔人才的初衷产生变化,开始有套路可循时,科举制度就在僵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了。



<code>【参考文献】
【1】顾伟列,《中国文化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2】金诤,《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3】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code>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