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遼朝的民族壓迫與各民族的反抗
遼朝境內的民族構成十分複雜，遼朝“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總體上起到了比較積極的作用。然而遼朝在處理民族關係的具體措施上也並非完美無瑕，在其成功的政治構架下也有殘酷的民族壓迫，而其結果必然招致各族人民的反抗。這裡重點介紹女真和渤海人的反遼活動。
1、遼朝對女真的暴政與女真人的反遼鬥爭
女真族是活躍於我國東北地區的一個古老民族，歷史上還曾被稱作肅慎、挹婁、勿吉和靺鞨（黑水靺鞨）。遼朝建立後，北方諸民族紛紛臣服。契丹統治者“恐女真為患”，“誘豪右數千家處之遼陽之南而著籍焉，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通，謂之‘合蘇欵’。自鹹州東北分界入宮口至束沫江，中間所居之女真，鹹隸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合蘇欵女真入籍遼朝，受遼朝的直接管轄，被稱作“熟女真”，其餘未入遼朝戶籍的女真則稱為“生女真”，生女真各部與遼朝維持著封貢關係。
遼朝對女真人採用這種的分而治之的辦法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確實產生了一定的效果，造成了女真人“種類雖一，居處綿遠，不相統屬，自相殘殺，各爭長雄”的局面。雖然女真“地狹產薄”，但女真向遼朝進貢的記載不絕於史。遼朝對於女真的長期掠奪致使雙方發生衝突在所難免。保寧五年（973 年）五月，“女直侵邊，殺都監達裡迭、拽剌斡裡魯，驅掠邊民牛馬”。保寧八年八月，“女直侵貴德州東境”；九月，“女直襲歸州五寨，剽掠而去”。統和三年十一月，遼朝大舉東征女真，次年正月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與林牙勤德便率軍取得重大戰果，“獲生口十餘萬、馬二十餘萬及諸物”。重熙九年（1040年）十一月，“女直侵邊，發黃龍府鐵驪軍拒之。”
遼朝對女真的暴政中最令女真人痛恨的是“銀牌天使”和“打女真”。
契丹人酷愛打獵，要打獵則必需獵鷹，而女真人所生活的區域正好出產優質獵鷹“海東青”。天祚帝上臺後，“賞刑僭濫，禽色俱荒”，統治者對“海東青”的需求激增。所謂“銀牌天使”就是朝廷派遣到女真人那裡徵收“海東青”的官員，而這些人往往利用職權之便來禍害女真人。據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記載：“有使者，號天使，佩銀牌，每至其國，必欲薦枕者，則其國舊輪中下戶作止宿處，以未出室女侍之。後使者絡繹，恃大國使命，惟擇美好婦人，不問其有夫及閥閱高者。女真浸忿，由是諸部皆怨叛潛附阿骨打，鹹欲稱兵以拒之。”
除此以外，遼朝還有“打女真”的政策，“打”即“打博”，貿易的意思。據《契丹國志》所載：“先是，州有榷場，女真以北珠、人參、生金、松實、白附子、蜜蠟、麻布之類為市，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真”。”洪浩的《松漠紀聞》也有相關記錄：“每春冰始泮，遼主必至其地，鑿冰釣魚放弋為樂，女真率來獻方物，若貂鼠之屬。各以所產量輕重而打博，謂之‘打女真’。後多強取，女真始怨。”從以上史料可以看出，“打女真”並不是一種平等貿易，遼朝方面常常惡意壓價，巧取豪奪，甚至侵犯女真人的人身自由以及人格尊嚴，而遼朝皇帝也會借“春捺缽”之機敲詐並羞辱女真人一番。天慶二年春，天祚帝在混同江釣魚辦頭魚宴，命令女真諸酋長為其跳舞助興，這實際上就是在嘲弄這些女真人的領袖。等輪到完顏阿骨打時，阿骨打以不會跳舞為由推辭，即使天祚帝再三命令他跳舞，阿骨打也不為所動。天祚帝本來對阿骨打起了殺心，幸得蕭奉先求情，再加上阿骨打眾兄弟服侍天祚帝打獵，令其非常開心，此事才最終作罷。而“阿骨打會釣魚而歸，疑天祚知其意，即欲稱兵 。”此事顯然成了加速阿骨打起兵反遼的催化劑。
2、渤海人爭取復國的抗爭
武則天聖曆元年（公元 698 年），粟末靺鞨在大祚榮的帶領下建立政權，後來大祚榮受唐朝冊封為渤海郡王，因而其國得名“渤海國”，其民則稱“渤海人”。渤海國文化燦爛，經濟繁榮，時人稱之為“海東盛國”。早在唐朝，渤海國與契丹的關係就比較緊張，渤海國在扶餘府“常屯勁兵扞契丹”。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在率軍親征渤海國之前，稱渤海為“世仇”。渤海國被契丹滅亡後，為了加強對渤海人的控制，遼太祖、太宗兩朝分別對渤海人進行了兩次大的遷徙，其中不少人淪為宮帳戶，成為奴隸。渤海人不僅遭受了國破家亡之痛，還要經歷背井離鄉之苦。投降遼朝的渤海王大諲譔及其王后被遼太祖分別賜名為“烏古魯”和“阿里只”，據《遼史·國語解》記載，所謂的“烏古魯”、“阿里只”是“太祖及述律後受諲撰降所乘二馬名”，因而以此來給亡國的大諲譔夫婦命名，大有羞辱其之意。此時的渤海人對契丹可謂恨之入骨，一些渤海遺民不堪其辱，組織力量繼續與遼朝對抗，其中以烈萬華建立的定安國影響最大。這些政權又陸續與遼朝抗爭數十載，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遼朝在渤海故地的統治。
除了外部抵抗勢力之外，遼朝境內的渤海人的反遼活動仍然此起彼伏，其中以遼聖宗太平九年爆發的“大延琳之亂”與天祚帝天慶六年的高永昌起義影響最大。
“大延琳之亂”的爆發有兩個直接的原因。一是商業稅的增長，本來遼朝對渤海故地商業稅的徵收是比較寬鬆的，但聖宗朝時，這種狀況發生了轉變，兩任東京戶部使馮延休和韓紹勳“
相繼以燕地平山之法繩之”，致使“民不堪命”；二是由於漕運問題引發的民族矛盾，當時燕地發生了嚴重的饑荒，為了賑災，東京戶部副使王嘉提出命渤海人造船出海，將遼東地區的糧食運往燕地賑災的建議。然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於“水路艱難”，船隻沉沒的情況多有發生，而遼朝的官吏卻不分青紅皂白地遷怒於渤海人，對其“鞭楚搒掠”，造成“民怨思亂”的局面。於是，在遼聖宗九年八月，時任遼東京舍利軍詳穩的大延琳率眾起義，囚禁了遼朝的東京留守、駙馬都尉蕭孝先和南陽公主，誅殺了韓紹勳、王嘉等官員，並以“興遼”為國號，建元“天慶”。遼聖宗得知消息後，立即派大軍前去圍剿。當時渤海人夏行美總領遼朝的渤海軍，駐守保州。大延琳遣人向夏行美送去密信，想讓他殺死遼軍主帥耶律蒲古，不料夏行美向耶律蒲古告密，大延琳所部八百人被殺，起義軍無法東進。隨後大延琳分兵向西攻打瀋州，仍然不順利，只得得固守遼陽。次年八月，大延琳被俘，起義失敗。後來遼朝把大量居住在東京的渤海人遷到了上京附近，以便加強控制。高永昌起義則發生在遼天祚帝天慶六年，此時女真已興兵攻遼，勢如破竹，遼朝統治者腐敗無能，遼帝國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讓長期受遼朝壓迫的渤海人看到了復國的希望。時任東京留守的蕭保先施政嚴苛，“渤海苦之”，當地人裨將的高永昌帶了十幾個人殺掉了東京蕭保先後據城自立，自稱大渤海皇帝。高永昌本來與金軍聯合，擊敗了遼朝派來鎮壓起義的軍隊，但渤海與金國雙方就兩國關係的定位產生了嚴重的分歧。
東京遼陽府是戰略要地，是金軍進攻遼南京的通道，高永昌佔據此地對於金國來講可謂是如芒在背，因而金朝方面要求高永昌放棄帝號並歸順金朝。然而渤海人經過了將近二百年的抗爭，終於等到了復國的良機，如果高永昌答應了金朝的要求，渤海人獨立自主的夢想就會再次破滅。高永昌最終“表辭不遜”地回絕了金國的提案，並且要金國釋放對遼作戰中俘虜的渤海人。然而此時只佔有遼陽一城之地的高永昌根本不具備和金國討價還價的實力，金太祖見高永昌並無歸降之意，果斷命令完顏斡魯等率軍攻打高永昌，高永昌最終兵敗被殺，遼朝的遼東地區盡入金國囊中。
閱讀更多 晨光說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