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民國大家與當代學術

文章狂傲

1900年8月，章太炎將《解發辮說》、《請嚴據滿蒙人入國會狀》兩稿寄給當時的香港《中國旬報》，總編陳少白刊登時加上評語： “霹靂半天，壯者失色。長槍大戟，一往無前。有清以來，文字之痛，當推此為第一。”這並非章太炎的文章第一次得到“狂烈”的讚賞。

章太炎走出校門的第一份工是《時務報》撰述，那是1897年，章太炎28歲，到職第一個月就發了兩篇時政文章：《論亞洲宜為唇齒》、《論學會有大益於黃人亟宜保護》。雖然章太炎在詁經精舍書院的時候就已經寫有《膏蘭室札記》、《春秋左傳讀》兩個書稿，那時候還沒正式出版，社會上也就並不知道章太炎的學問如何。《時務報》上的兩篇文章是公開發行的，儘管觀點新穎，但文辭比較古奧，加上章太炎的名字初現報端，也就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反響。不過，兩篇文章都是直接針對當時的朝廷政策，已經表現出章太炎的文章風格，特別是，中國社會歷來推崇背書、歌唱文章，只要是與朝廷唱反調的文章，沒什麼反響還好，若有一定反響，那就非常危險。《時務報》內部就為章太炎的文章感到心驚膽戰，加上章太炎不善看人眼色，被勸告的時候還打了主編梁啟超一耳光，自己也被康門弟子一頓好揍，任職才一個多月，章太炎只能收拾行李走人。好在，他的文章已經在報界有所認識。

離開《時務報》後的大半年時間裡，章太炎先後加盟了《經世報》、《實學報》、《譯書公會報》，發表了《變法箴言》、《讀〈管子〉書後》、《後聖》、《儒道》系列、《異術》等10多篇時政文章，這些文章不僅表現出章太炎見解獨到、用語尖刻、文辭精美的特點，也讓章太炎在報界、學界、政界產生了較大影響，大家都對他的文章功夫刮目相看。比如，他在文章中提出的“以消費實現生產”，“諸學並存”等認識，與朝廷、主流的提倡節儉、獨尊儒術等唱反調，卻是真知灼見，讓許多人感同身受，倍感痛快。

1898年8月，章太炎出任《昌言報》筆政，大約相當於時下的編輯部主任，當戊戌六君子血濺菜市口的消息傳到上海，章太炎憤怒了，寫成《書漢以來革政之獄》、《蒙古盛衰論》、《回教盛衰論》。篇篇針對滿清政權，字字直指朝廷暴政。這時候，章太炎的文章之狂傲終於引起朝廷注意，他第一次當上了朝廷通緝犯。儘管章太炎不得不流亡臺灣、日本，但他在流亡途中發表的《書清慈禧太后事》、《祭維新六賢文》、《黨碑誤鑿》三篇文章，則在像利劍刺向腐朽王權的同時，樹立起了章太炎文章狂傲無以匹敵的地位，從此，章太炎的文章在學界、政界以及大眾中名聲響亮，為大家爭相傳誦。

實際上，從離開詁經精舍書院開始，只要是當時中國的社會事件，大到國家行為，小到個人行為，章太炎幾乎有事必文，而且，他的文章總是獨樹一幟，不講虛套，只講事實和正理，於是，在他的文章裡，中國社會最為習慣的那種人情世故不見蹤影，相反，尖刻、一針見血、認理不認人，加上他用語果斷，遣詞精當，特別是毫無商量餘地的語言風格，就讓習慣於中庸的人們覺得誇張，武斷，於是，章太炎的文章就得到了狂傲標籤。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章太炎的《鄒容〈革命軍〉序》和《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在大多數眼裡，特別是文人學者高官富豪們，鄒容不到20歲的小夥子的文章，情緒激烈罷了；康有為則老沉持重，他所說的社會平和不要流血革命確實也是每個人的願望。可章太炎筆下，鄒容的《革命軍》為“今日國民教育之一教科書。”康有為則“舞詞弄札，眩惑天下。”值得深思的是，人們一邊說章太炎的文章“狂傲”，另一邊，當時的《蘇報》銷售慘淡，幾近關閉，章太炎的文章一出，《蘇報》立馬起死回生，從租界小報一躍成為上海頭號大報，《革命軍》和《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僅在一月之內就重印20多次，賣出一百多萬份。

可見，章太炎的文章狂傲，主要是行文特點，並不在於文章言事、說理偏激，不然，就不會得到那麼多人的喜歡、擁躉。

中國曆代大學者、大文豪中，熟讀古籍經書無不從被動科舉（應考）然後主動科舉（主考），章太炎是個例外，他就是熟讀古籍經書，完全沒有科舉的羈絆，於是他所讀古籍經書比任何時代的科舉範圍都更加廣泛、全面。比如，他從古籍經書中發現了第一個到達美洲大陸的人是一箇中國法顯和尚，第一個發現圓周率小數點後七位的人是南北朝的祖沖之，他還隨口能夠用漢代語言朗誦漢詩，用唐代語言朗誦唐詩，用明代語言朗誦文天祥的《正氣歌》，中國漢唐以來的文人中就找不出第二個人來，儘管所謂小學（語言學）功底深厚的大學者多的是。

眾所周知，幾千年以來，中國社會在愚昧時代形成的個人價值觀始終不曾改變，那就是熟讀經書，指點江山，佔有江山，所謂最高成就，稱帝稱王，次之是拜相入侯，最不濟則屬混成鄉紳，至於鄉紳也混不上者，叫老百姓，供養別人，被別人使喚，這些人當然就是讀書不行。

章太炎也並不曾超離中國社會這個意識框架，儘管他對稱帝稱王毫無興趣，堅決不幹，但他熟讀經書用於指點江山則比別人更加積極，所以，只要是在中國範圍內的人或事，甭管是來自朝廷還是民間，章太炎都隨口可以列舉無數上至三皇五帝，下到當朝的文字進行解讀、評判，一些個人性的就發電報、打電話、寫信，如果與全社會有較大關係，那就寫成文章。

文章這個東西，可不是說想做成什麼樣就能夠做成什麼樣，她取決於做文章的人的性情、見識、腦力、語言功底、知識結構、道德水平、責任感等等各方面的個人的素質、能力和寫作狀態，任何一丁點的變化都導致出來的文章不同。

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見過章太炎後的感覺是“寒冷”，因為他的眼鏡背後的眼神非常犀利、遙遠，芥川龍之介之所以感覺到寒冷，大略是因為章太炎當時已經將推翻滿清、恢復漢宗作為自己的人生使命。當一個人將自己的生死榮辱置之度外，滿腦子就籌劃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生存樣式，這種樣式又並非自己的行為能夠決定，於是，自己的意願和主張就必須通過無數種方式去實現，寫文章就是其中的一種方式，此外還要演說，遊說，四處奔波，這種背景下的章太炎，其內心當然無限忙碌、也無限堅定，當然就讓別人感到寒冷了，他不可能對面前的一個局外人有太多熱情，除非他身系當時四萬萬中華同胞的生死榮辱。

這正是章太炎的文章給人狂傲印象的一個重要原因。他的文章不是出於自己的生計問題，不是為了自己靠文章取得名望，甚至不是為了抒發自己的情緒，發表自己的見解，也不在於用文章表示自己的存在，這些所有世俗的文章用途都不是章太炎寫文章的目的，特別是，絕非用文章矇騙他人獲取私利，而靠文章矇騙他人獲取私利又幾乎是中國幾千年來最常見、最普遍的現象，也許，除了章太炎的文章之外，我們很難找到其他不屬於矇騙他人謀取私利的文章，章太炎寫文章因此無所顧忌，只要與他心目中的“漢宗”有所衝突，他決不在乎是朋友還是前輩晚輩，反擊起來毫不留情，所謂心底無私天地寬，說的就是章太炎這種境界。